关于尹昌衡“西征”

与英国“八.一七照会”关系的认识

 秦和平

 

(西南民族大学教授)

 

一、问题的提出

  在西藏地区及四川甘孜藏区(川边),民国元年(1912年)尹昌衡“西征”及英国“八.一七照会”是两项重大的事件。

  所谓“西征”指时任四川都督尹昌衡亲率部队,进入甘孜藏区,平息叛乱,解围川边防军,实现安定,预防分裂,确立了民国统治的。所谓“八.一七照会”指1912年8月17日英原驻华公使朱尔典(Jordan,John Newell)受外交大臣葛雷饬令,向民国政府递交的照会,强调西藏地位“特殊”,阻止派兵平乱,切断民国政府与西藏地方的联系,试图分裂中国。

  关于尹昌衡“西征”平乱、对民国元年中英两国关于西藏交涉等的认识,过去多有研究,成果不少〔1〕,本文在认识尹昌衡的“西征”上,除揭示其军事布置及后果外,重在批露其他的相关措施,反映整个“西征”事件的全貌;二是阐述“西征”与英国“八.一七照会”无必然的内在联系,是英国人利用民初天朝正府的特殊局势,伺机实施分裂的企图。

     二、关于尹昌衡“西征”的认识

  (一)尹昌衡最早向中枢反映西藏政局

  关于向全国各地及民国政府反映1912年西藏的形势及解救构想等,过去多以1912年4月30日蔡锷“电政府汉藏交战关系甚巨请早规划”电文时间为最早〔2〕,但我查阅相关资料,认为以尹昌衡最早。1912年4月18日,尹昌衡接到钟颖从拉萨辗转发来的电文后,立即转报民国政府,反映西藏危害,提出划拨饷项,稳定军心等多项对策:

最急,北京袁大总统、武昌黎副总统、南京各部院、各省都督公鉴:

  边疆为国家屏蔽,犹手足之捍卫头目,利害关系,极为密切。川省自去岁七月,因路事风潮,民兵四起,道途阻塞,边藏消息,由是中断,及十月反正以来,前清代理边务大臣傅华封拥兵入关,为赵声援,几费兵力,始克就降。又接西藏报告,于是年九月二十三日,拉萨兵变,抢掠一空,联豫逃匿。

  查边藏纵横各数千里,无人震摄,危险之状,非言可喻。此时中央政府尚成统一,川中亦乱事孔亟,故均未遑筹及。嗣以川局渐就敉平,始特设筹边处,委派专员,经营边务;又简派吴嘉谟为泸边宣慰使,随带军队,不日出关,安抚一切。以川中财政奇绌,目前本难兼顾,然以边防吃紧,不敢不勉为应付。惟西藏密迩强邻,骎骎外患,日益交迫,现又经兵变之后,守备空虚,人民畏祸,一日数惊,若不急起直追,力图补救,后患将不可言。但欲保藏卫,非注重兵力不可;欲养重兵,非饷接济不可。近据前清驻藏陆军统领兼护驻藏大臣钟颖专函告急,称驻藏兵丁尚近二千,已经数月未有粮饷,若再迟不发,势必全行溃败,不可收拾。接阅之下,无任焦灼。若论川省现发军饷,全持军用银票,不能遽行边地;即令勉强凑集现金,而逆计由成都至拉萨,程途约六千余里,至远速非百日不能递到,恐亦缓不济急。惟有电请大总统垂念西藩,即饬财政部拨发银拾万两,交汇丰银行,电汇西藏江孜,转至拉萨,交钟颖查收转发,或可维系军心,保全领土。时机一失,哗溃堪虞。此款如应仍由川省担任,奉复以后,即行设法,如数解交。

  再查,当藏兵变乱之时,全赖钟颖素得兵心,冒险维持,始得渐次抚辑,支撑危局,现若遽行更替,恐因人地不习,别生枝节,且需时日。故拟由昌衡等权宜委托钟君为西藏行政使,暂行筹办全藏事务,以资熟手而期敏速。应否加札委任之处,仍请大总统钧裁。事关大局,不胜迫切盼祷之至。川都督尹昌衡、张培爵叩。〔3〕

  该电文概括地反映了当时西藏、主要是拉萨社会的局势,阐述驻藏军队的重要性及必要性,以及粮饷在维系兵心方面的作用,希望中央政府筹集粮饷,及时汇至拉萨,以钱系兵心,鼓舞士气;建议任命钟颖为西藏行政使,等等。

  或许因为政局更变,百废待举,民国政府虽对西藏等地加以注意,也采取一些补救措施,希望消除達賴等民族宗教上层的思想顾虑,化解抵触,认同新政权,保持稳定,维护安宁。22日,袁世凯就蒙古、西藏及新疆在新政权中的颁发命令,重申国家统一,强调民族团结,“现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自不能如帝政时代而有藩属名称”,因而应该也必须统筹规划蒙古、西藏等地的体制建设,“以谋内政之统一,而冀民族之大同。民国政府于理藩不设专部,原系视蒙、藏、回疆与内地各省平等,将来各该地方一切政治,俱属内务行政范围”。鉴于制定及推行政策要有一个时间过程及措施准备等,因而袁世凯强调“在地方制度未经划一规定以前,蒙、藏、回疆应办事宜,均各仍照向例办理”〔4〕。就是就,维持原状,暂不改变,藉此稳定及争取藏、蒙及维吾尔等族上层人士,保持社会稳定,实现政治管理体制的平稳过渡。不过,接到尹昌衡电报后,袁世凯加重了西藏的关注,考虑解决的政策及措施。

  袁大总统自得四川都督来电,力言西藏兵备空虚,恒有扰乱情形,请委钟颖以重权等语。来迭与筹备处边事股员集议,闻已略有办法。其所主张以治藏政策必须先从敦促達賴喇嘛速回拉萨下手,而后保护英商暨抚慰藏番等方法。〔5〕

  4月30日,蔡锷来电,转发法文《哈发士报》关于西藏形势的报导;5月1日,钟颖通电全国,反映形势危急,呼吁救援,拯救驻藏官兵〔6〕;4日,熊克武来电,反映藏卫为西部屏藩,外人觊觎,内乱纷起,应及时处置,拟派蜀军前往经营,固边圉而杜寇;11日,尹昌衡再次来电,提出“前后两藏均已危殆万分,当由昌衡、培爵筹拨陆军一队,随同筹边宣慰使克期入藏”等〔7〕,不仅提出派兵平乱的构想,更将其付诸(论述见下)。

  5月18日,国务院分别向尹昌衡、蔡锷下达命令,同意其请求,派兵西进增援,援军以川军为主、滇军为辅,从而启动了赴藏增援的“西征”〔8〕。

  (二)组建筹边处,规复川边

  1912年初,尹昌衡考虑到傅华封率兵入关增援赵尔丰,兵败名山等地,川边地区镇守无人,部队内调,防御空虚。部分已废土司、头人等趁鼎革之机,死灰复燃,恢复旧制,围攻各处防军,对康定等构成威胁,有侵扰内地的迹象……

  为防微杜渐,应该经营,尹昌衡创立筹边处,任命吴嘉谟、黄煦昌为宣慰使(一称泸边宣慰使)〔9〕,以川军二师邹宪章营为护卫,分赴各地“宣慰”,安抚民心,争取土司、头人,团结僧侣,稳定形势。接着,他任命刘瑞麟为北路督战官,率马道荣营弛赴关外,经营道孚、炉霍及甘孜等地,解围川边防军;还组织人员,分赴各地,开展调查,为下一步预做准备。据《申报》报导,1912年4月4日筹边处着手考虑应对办法,选拔人员,任命委员,分头出发,掌握情况,思考对策。“自拉萨兵变后,藏中情形未得其详。筹办处总理黄君深恐達賴勾结英兵,遗害不少,因照会邓君玉隆到拉萨调查”,周思昭调查察木多(昌都)等地,搜集资料,反映实情,为规复川边、增援西藏等,提供决策咨询;兼宣抚群众,稳定人心。还派遣陈奎光等人到察隅等地,“杂余毗连英属阿萨密,其关系较后藏尤切。兹闻黄群已照会陈君奎元、舒君金梁前往调查一切,以为实行经营之预备”,等等〔10〕。

  值得提出的还有,英国人趁辛亥革命后藏区秩序混乱,及達賴调集民兵进攻原川边各县,边境地带缺乏防御,伺机派兵越过中印传统边界线,侵噬察隅、墨脱(白马岗)等边地。4月21日,尹昌衡向副总统黎元洪禀报,反映殖民者对察隅等地侵掠及乡城叛乱等情况,希望派员前往,平息叛乱,维护安全:

  巴塘西南一千五百七十里之杂瑜南境,与英属印度阿萨密东北交界地吏(理)珞瑜,前英兵窜入,并树志国旗,但无战事。又里塘南五站之乡城,已为蛮寇所陷。以上两处,皆属四川边地,除迅速派兵前进,并一面侦探。〔11〕

  5月11日,尹昌衡在致国务院电文中,再次反映殖民者的侵掠。“据顾统领来文,英官长官都拉蓑、锁伏来二员在珞瑜修整道路,意尤叵测,一面飞饬察木多彰(彭)营严密侦防外,应请贵处速呈都督主裁,并(札)催吴宣慰迅速到边”〔12〕。

  因而,筹边处还有派遣人员前往察隅等地调查,掌握情况,与殖民者交涉,揭露真相,阻止侵掠等任务。据《名山县新志》记载,民国元年“英国驻防印度工兵,乘我内难,由百瑜轶入川边杂瑜,于阿壁曲聋地方筑路。视学胡存琮奉命驰往交涉,去任,以张国霖接充”〔13〕。然而,受叛乱等的影响,胡存琮等人的行程屡受阻碍,缓慢……1912年5月,藏军围攻察隅等地已逾3月,知事苟国华及残存官吏、兵丁及家属百余人,孤立无援,无法坚持,被迫投河而亡〔14〕。察隅等地被噶厦控制,调查及交涉因之无法实施。但尹昌衡仍未放弃,饬令黄煦昌等继续努力,有所。

  (三)筹集资金,维系驻藏官兵;建议任用钟颖,延续统治

  在1912年4月18日电文中,尹昌衡向中枢反映,一是突出驻藏官兵的重要,急迫需要粮饷项维持兵心,避免哗变;二是任用钟颖为西藏行政使,宣示民国政府对西藏地区的统治。应该说,这两项要求是延续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统治的主要措施,未雨绸缪,作用重要。

  清初,中央政府设置驻藏大臣,与達賴、班禅共同管理西藏。为保护驻藏大臣等,显示清朝在西藏地区的军事存在,驻藏大臣有300人组织卫队。清末,鉴于形势的变化,英俄殖民者力谋侵掠西藏,为加强力量,清政府派遣2000官兵入驻拉萨。这增加驻军力量、预防侵噬或分裂的措施曾遭致英国政府的多次指责,因清政府据理回答,应对得力,英国人无话可说。

  俗话说,当兵打仗,当兵吃粮。粮饷是维持兵心的关键,利益所在,向心凝聚。军队既是政治统治的表现,也是震慑地方、维护安定的力量,尤其是动乱的年代。尽管辛亥革命爆发,政权更替,秩序重建,倘若驻拉萨的官兵能保持稳定,继续坚持,留驻西藏是主权所在的无语铁证,无疑能宣示并保障民国政府对西藏地区的统治。当然,欲稳定兵心,则需要散发粮饷,经济是中柱,粮饷是基础。对于地处边地、断饷数月的“饿兵”来说,久旱望之云霓,粮饷到位,解救燃眉之急,若配以纪律等约束,能抑制抢掠求食的念头,军心不涣散,官兵听指挥,能应对在列强支持下的西藏可能发生的事件。

  再者,鼎革之后,需要有人能代表民国进行统率。斯时,前清驻藏大臣联豫宣布退职,让权协统钟颖;右参赞钱锡宝已从印度返回国内,左参赞罗长遇害。在这混乱的时刻,需要有人代表民国政权出来维持秩序、控制驻军,与噶厦交涉,建构及实施民国政府对西藏地区的统治。当时,前清政权驻藏官员中,掌握兵权唯有钟颖。尹昌衡鉴于此情况,暂行委任其为民国西藏行政使,报请中枢,复查追授。

  单从措施而言,这些措施得当与及时,在瞬息万变的形势中,需要非常态的构想及,争抢时机,先干再说!

  尽管事后的结果反映,驻藏部分官兵因缺乏约束,成为乱兵,抢掠商贾及寺庙等,危害民众,激起公愤,滋生并加剧仇恨;钟颖志大才疏,能力有限,无法约束部下,遵守纪律,甚至还纵容乱兵作乱,擅离职守,返回内地,致使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威信及施政受严重损害,但我们不能据此否认尹昌衡这样的措施,毕竟“坏”官比“无”官要好,至少有个“守更人”〔15〕。

  (四)措施得当,及时解围

  1912年5月18日,袁世凯饬令国务院向尹昌衡、蔡锷下达行军的命令,要求调集军队,急速前进,增援西藏,解围被困驻藏官兵,确立及加强民国政府对西藏的统治。

  前面曾叙,在此之前,尹昌衡已建立筹边处,任命黄煦昌负责,率领邹宪章营出炉关,抢占先机。不久,他委任刘瑞麟为北路督战官,带领马道荣营驰援,解围受困的川边防军,等等。为便于认识,先交代民国元年川边概况后,再认识“西征”措施得当与否。

  所谓川边地区指今四川甘孜及西藏昌都等地。清末,川边边务大臣赵尔丰禀承朝廷旨意,采取强力手段,改土归流,废除土司制,设立巴塘、昌都、江达、察隅等府县,清理户口,制定章程,征收粮赋,拟在此基础上,改军府制为行省制,建立西康省。

  宣统三年(1911年),赵尔丰调任四川总督,川边地区由部属傅华封领导。不久,“保路运动”发生,激起民众愤怒,围攻成都,赵尔丰等从困城中,惶惶不可终日,傅华封闻讯,急抽并亲率3营人马出炉关救援。广袤的川边地区仅剩5营、约2000官兵,只得分驻昌都、巴塘、道孚、理塘及雅江(河口)等县城,暂保川藏南北交通线的安全。

  1912年,清朝崩溃,民国肇建,在新旧政权交替过程中,出现了短暂的统治“真空”;因部分防军入川,镇慑力受损,部分土司头人伺机复活,召集属民,围攻县城,企图夺回失去的权力;乡城等地则因政权的崩溃,群雄篷起,纠成乡邻,恃械争强,成为土头;接着,各土头合力攻陷理塘等地,除抢掠商号及居民外,还洗劫长青春科尔等寺庙。土司、土头等沉渣泛起,纠集成团,围攻驻军,驱赶官吏;達賴返藏后,号召僧俗民众,组织武裝,攻打拉萨驻军,东向进攻,“民国元年,藏番大举入康,以八千人围攻昌都,万二千进攻巴安(塘),并勾结土司反正,以致牵制全局”〔16〕,分头攻陷江达、科麦及察隅等县,金沙江以西各府县中,唯有昌都尚存。残存的防军被围困部分县城,难以突围,坐以待毙……

  在接到中央的命令后,尹昌衡组织力量,积极,增援边军,平息叛乱,规复川边,确立民国统治,杜绝分裂。6月12日,尹昌衡再次请缨,表示亲率军队西征;

  近日连接飞报,两藏已困,稻城亦陷,里磐(塘)、河口相继告急,是不但全藏均危,边地皆已蠢动,自非能应善抚,急起直追,未易勘定。昨经军政会议,昌衡自愿率师西征,誓死报国,决议悉同,舆情踊跃。现于各镇中拣选精锐编成西征军先遣支队一标,克期出发。衡率大军赶紧前进,更以重兵驻扎即雅,以壮声威而保运输〔17〕

  6月16日,朱敦武标作为赴藏援军(简称西征军)先锋从成都出发,据《申报》报导:

  昨日,川省赴藏援军出发,欢送甚盛。尹都督训勉军士服从命令。陆统领谓民国成立,五族共和,西藏反抗,民国不得不征,以保护边陲。西藏为川蜀后路,必须联合保卫,军士若到印度边界,勿惹起交涉等语。军士启程时,咸呼万岁。〔18〕

  6月29日,西征军第二批人员出发;7月10日,尹昌衡带领西征军离开成都,经雅安等地,进至康定,设司令部于此。

  当时,康定折多山以西地区,尚处于政权更替的空白,秩序混乱,统率无人。如欲赴藏增援,应该也必须解决交通问题。在川边入藏南北两驿道中,北路(康定—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昌都)地势较高,气温较低,但坡度和缓,行军方便,因系土司地界,统率有人。若能控制土司,消除阻碍,纲举目张,顺势而行,事半而功倍。南路(康定—雅江—理塘—巴塘—昌都)地势较低,气温稍高,但坡度大,翻山越岭,行军不便。更因乡城等地系土头控制,群雄并立,威胁稻城、得荣等地。土头树立,彼此称雄,旋起旋落,若不惩治,养痈遗患,后果难卜。于是,尹昌衡在西征部署中,进攻重心先放在北路,解围沿线各城的川边防军,进至昌都,视形势变化,向西推进;至于南路暂行守成,解围北路后,再予以解决,根治隐患。简言之,先北后南,先解围后根治。

  昌都乃入藏咽喉,達賴之野心久思一逞,乘我多故,遍布檄文,煽惑边民,四方响应。昌都倘失,后患弥深,故饬副官刘瑞麟带领一营,急趋北路,直捣昌都。计程已达檄孜,距该处约有六站,一俟昌都占据,里塘平荡,分乡城、稻坝、江(江卡?)、乍了、三岩、贡觉等处,首尾加攻,迎刃可解。〔19〕

  在尹昌衡的指挥下,刘瑞麟率领部队,首先进攻道孚,营救出防军牛运隆营。牛营获释后,配合刘部,西向云南,牵一发动了全身,炉霍、甘孜等地随之得到解围,得救的守军再分头,解围其他,连锁反应,受困防军重获自由,川藏北道恢复通行。

  接着,刘瑞麟部渡过金沙江,攻破藏兵的防线,昌都守军彭日升部死里逃生,得以突围,会合援军,合力进攻,消灭俄洛桥的藏军,解救了若干潜伏山地无法渡桥的驻藏官兵,“昌都解围,藏伪都督死守俄洛桥,恃险益兵。经我兵痛击逃窜,毁其巢穴。前清驻藏军将,潜伏四野,幸得生路,踊跃来归。刻已大集,衷诉苦衷,仍愿报效”〔20〕,拟继续西进硕般多、边坝等地。此时袁世凯屡次颁发命令,强行阻止前行,西征军只得坐守斯地,不能赴藏支援,解围驻拉萨官兵。

  当北路取得了初步胜利后,尹昌衡抽出朱森林支队救援雅江(河口)、理塘等地,解围南路;巴塘驻军顾占文亦因刘赞廷等增援而得到了解救〔21〕。巴塘囚军脱枷后,南下得荣、东进江卡(芒康),联结昌都,川藏官道运输恢复通畅。

  不过,乡城及稻城仍未平定,可能影响康南地区,可能滋生更大危害。前面曾叙,乡城因社会制度破坏,基层散乱,尚在构建之中。骤遭鼎革,政权崩溃,群雄蜂起,此伏彼起,前赴后继,形成土头统治。土头受实力影响,消涨不定,权势随时转移。这些的社会群体,呈现涣散、多头、屡变及扩张等面相,治理棘手,必须摇动基层,全盘处理。年底,尹昌衡任命孙兆骞进攻乡城,几经反复,最终进入乡城,促进叛乱者投降。乡城叛乱的平息,毗邻的稻城及得荣等地也置于西征军控制之下。得荣以西的盐井地方叛乱,已被滇军平息。至此,川边地区置于民国政府统治之下,开始了新的政治建构,实现了政权的更替。

  8月31日,袁世凯拟授尹昌衡为川西镇守使。尹昌衡对之持有异议,希望更为“边藏镇抚使”,若有机会,可能继续西进西藏地区。但袁世凯、国务院不予认可。在川边地区最高职位的取名上,尹昌衡与民国政府反复磋商,后根据尹昌衡的意愿,取名“关西镇抚使” 。“查边藏皆在炉关以西,不如定名为关西镇抚使,目前字义浑含,外人莫由干涉,站起来努(势)力充足,凡事便于扩张”,以埋下日后西进的仗笔。该名称基本上得到了民国政府的同意〔22〕。

  三、英国“八.一七照会”及影响

  1912年8月17日,受英外交大臣葛雷饬令,朱尔典向民国政府递交关于西藏问题的照会,主要内容是:

   一、英政府虽正式承认中国对于西藏确有上邦之权,然不能承认中国有干涉西藏内政之权。缘遵照条约,西藏内政应归西藏官吏自行处理,且(一)千九百○六年中英续订印藏条约第一条曾经声明。遇有应行设法之时,彼此随时设法将该约内各节切实施行。

  二、按照此种根据,英政府对于中国官员返(近?)两年在藏占夺行政权限之事,概不承认,即袁大总统四月二十一日所发命令,谓西藏与内地各省平等;又谓西藏地方一切政治俱属内务行政范围各语,均不能承认。英政府兹特正式宣布,不能承认此宗对待西藏之政策,并劝告中华民国不得再任官吏有上言干预西藏内政之事。

  三、中国选派代表,随带相宜护卫,驻扎拉萨,劝导西藏外交事宜之权,英政府固愿承认。惟中国于拉萨或西藏驻无限制兵队一节,英政府不能承认。

  四、英政府力请将上言各节,订成条约。此项条约成立之后,方能承认中华民国。

  五、现时印藏之交通,对于华人应作切实断绝,俟此项条约成立之后,英政府探夺情形,酌量开放。惟此宗办法,与现行驻扎拉萨之中国兵队无关。缘本馆已告知袁大总统,所有拉萨在中国兵队,如原(愿)退出,均可假道印度遄归中国。〔23〕

  研读该照会内容,英国人以所谓“上邦”权(宗主权)概念偷换天朝正府对西藏地区的主权,强调西藏地位的特殊性,伺机牟利。为了达到这目的,英国人除用承认中华民国的条件相要挟外;还竟然切断民国政府藉印度与西藏的交通,这不仅包括印藏间交通线,还包括电报、电汇等所有联系,屏蔽民国政府与達賴喇嘛、噶厦等的交往。

  单从字面上看,“八.一七照会”并没有阻止尹昌衡等赴藏增援的“西征”,但这照会在事实上起到通牒的效果,加以朱尔典等人或口头暗示或公开表露〔24〕,赴藏增援军倘若进入藏地,势必与英军发生冲突〔25〕。换言之,英国人再入西藏,直接干涉。在这样的压力下,民国政府违心做出决定,阻止“西征”军的,放弃采取军事手段,赴藏增援。

  本年,英使因传闻调派军队征藏,迭次声明,西藏问题,总以日后和商,易为归结。倘现在用武力,与友睦必有巨碍,酿出重大交涉,或直至冲突各等语。藏事刻下实情如此,我派兵入藏,恐致不可收拾:一虑英人派兵,届时与战,则全国摇动;退则,见侮于藏番。一我不派兵,则前此条约俱在,将来事定申明照办,我应享权利等暨巡警、法律诸端,在条约者,尚可规复。一藏番本弱,取之甚易,若我不派兵,英人尚无可藉口;否则,英兵一入占据,即无办法,不如留作后图。此刻下办理藏事利害大概。

  该督但能先复川边,藏中震慑,届时呈拟办法,候再与英使切确(磋)商论,当易结束,切不可冒昧轻进,致酿交涉,摇动大局。〔26〕

  然而,与“西征”没有联系的外交照会为什么会变成阻止“西征”的节点呢?英殖民者力谋入侵并控制西藏由来已久,对之清政府采取多种办法,绵里藏针,挫败其阴谋。民国建立,政局混乱,难以西顾,英国人伺机重拾干预伎俩,实现分裂之目的。无论有无“西征”等,其总要采取。对之,已有多位学者研究,恕不重复。

   本文仅想说明的是,当时各方面在赴藏增援上的过分渲染,如“奉袁大总统令:川边军共二万余人,西藏彈丸之地,不难扫荡,何以至今尚未奏捷?已飞电饬令甘肃、云南两省都督,各助兵五千,分道入藏,以壮声威,兼可直捣巢窠,与钟长官颖内外夹攻,当易得手”;“西藏钟长官鉴:昌衡奉命出关,番逆不难扫荡,惟藏中情形,望公随时电示,并请指授机宜,免致陨越”等等,或许能为“西征”大造声势,影响以至争取舆论,便利。但夸大其词的宣传也引起了殖民者的惊恐,一旦“西征”军进入藏地,形势会急转直下……于是,英国政府迫不及待发出照会,虽言西藏地位的特殊等,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在英国人施加的沉重压力下,袁世凯及民国政府被迫让步,放弃武力解决,以谈判方式解决西藏问题、解决驻藏官兵等问题。自然而然,“西征”难以继续进行,功亏一篑!






〔参考文献〕

 

〔1〕如,吕秋文:《中英西藏交涉始末》,(台)商务印书馆,1974年;冯明珠:《中英西藏交涉与川藏边情》,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郭卿友等编著:《民国藏事通鉴》,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秦和平:《1912年民国政府筹治西藏措施述评》,《中国藏学》1993年第四期,等等。

 

〔2〕吴丰培辑:《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以下简称“民元藏事电稿”),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页。关于民国元年蔡锷与尹昌衡“西征”等电文,可参见周钟狱辑、谢本书整理《天南电光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辛亥革命资料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曾业英编《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等书籍。

 

〔3〕谢本书等编:《云南辛亥革命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41—342页。原文缺时间,今据“国务院电尹昌衡等汉藏现有冲突速设法联络”(《民元藏事电稿》第4页)中“至前据巧电复称,请以钟颖任西藏办事长官”。查核电报代码日期中“巧”为18日,国务院复电为1912年5月9日,5月前的“巧”电只能4月18日发来的电文。

 

〔4〕《东方杂志》,第8卷,第11号,“中国大事记”。

 

〔5〕《申报》1912年4月28日“袁总统治藏新策”。

 

〔6〕《庸言》第1卷,第11号,“钟颖电告西藏之危急”。

 

〔7〕《民元藏事电稿》,第1—3、5—6页。虽然熊克武提出拟派蜀军西进增援,但其意图还是放在索要饷项上,“惟念蜀军成立才及三月,所编军队,仅止一旅,以之经营西藏,兵力既嫌单薄,难敷分布,而远道跋涉,深入不毛,饷源亦须裕筹,始敢从事”。

 

〔8〕 《民元藏事电稿》,第10、11页。

 

〔9〕吴嘉谟虽被尹昌衡任命泸边宣慰使,但未见有其活动的记载,估计未就任。

 

〔10〕《申报》1912年4月4月“四川筹边处着手办法”。该报报导邓玉隆曾在驻藏大臣衙门中担任文案,故派遣其到拉萨进行调查。

 

〔11〕《民元藏事电稿》第2页。1911年,赵尔丰在珞瑜地区设立了白马岗设治局(今西藏墨脱),隶属川边边务大臣管辖。

 

〔12〕 《民元藏事电稿》第6页。

 

〔13〕胡存琮修、赵正和纂:《名山县新志》,1930年刊本,卷16。

 

〔14〕 刘赞廷编:《察隅县图志》,民族文化宫,1962年油印,遗迹。刘赞廷(懒兵)为此吟诗悼念,“千里孤军势已危,滇云假道愧谁知。齐东不没田横殇,塞上悠归赵母悲。羌笛吹来壮士血,戍楼人去儒林碑。遗留惟有英雄泪,一瓣馨香万古垂。”该首诗,刘赞廷亦收录《西南野人山改土归流记》中,但字句有所不同。

 

〔15〕 如《东方杂志》(第9卷第1号)报导:“去年9月,西藏拉萨兵变,钟颖时为陆军统领,竭力维持,得以安谧,经四川都督从权委任为西藏行政使。本年4月,华兵在拉萨开会,与藏人冲突,酿成激战。英人以保护该国在藏商务为言,进兵藏中,藏事日亟,故任钟为办事长官,以资应付”。

 

〔16〕 刘赞廷:《康藏资料》,民族文化宫,1962年油印,第55页。

 

〔17〕 《申报》1912年6月12日“蜀都督禀陈西征藏番电”。

 

〔18〕 《申报》1912年6月18日“川省赴藏援军出发”。

 

〔19〕 《申报》1912年9月1日“尹昌衡之远征梦”。

 

〔20〕《民元藏事电稿》第76—77页。俄洛桥在昌都以西40里处,是通往恩达、类伍齐的咽喉。

 

〔21〕 刘赞廷追忆在巴塘遭到万余藏兵围攻时,他在甘孜闻讯,抄近道增援,途中受阻,幸得武城(今白玉三岩)民兵救围,兼程前进,“比至巴安,已断粮二日矣。当围巴安时,匪夺加炮顶炮台数次,死匪数千,顾督兵不足千人已险矣,乘胜恢复盐井。时彭日升亦将恩达、察雅等县收回”。《康藏资料》第55页。

 

〔22〕 《民元藏事电稿》,第78、90页。不过,国务院在“关西镇抚使”前加了“四川”两字,用于正式场合。

 

〔23〕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6册,第2386页。此照会中个别文句与吕秋文《中英西藏交涉始末》中引用的(台)蒙藏委员会档案有些不同。关于1906年4月清政府与英政府订立《续订藏印条约》的内容,参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辑,三联书店,1959年,第345—346页。

 

〔24〕 如《申报》1912年8月31日引《大陆报》消息“英公使已照会中政府,严词反对中国派兵入藏,并通告中政府云,印度边界不能容华兵、华员及款项经过,以入藏境。按此与俄国对蒙举动同一办法”。

 

〔25〕 如《民元藏事电稿》(第66页)载,1912年9月“英馆送来节略,谓我若派兵入藏,必与英人有直接之冲突”。

 

〔26〕 《民元藏事电稿》第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