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昌衡西征的军事谋略

吴燕 刘一民

 

(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

成都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摘要〕 清末民初,英国加紧对西藏侵掠,策动西藏衯裂,川边、滇边政局不稳之际,四川都督尹昌衡率军西征平叛,西征战略意图基本实现,平定了边地叛乱,英国策划西藏獨立阴谋未能得逞。尹亲征动因并不单一,除去维护国权外,还有巩固统治、争取利益的考虑,但这些因素并未干扰对国家利益的维护。尹作为职业军人和高级指挥官,对战争全局的考虑可谓周到,军事谋略可谓全面周密,在组建部队、后勤保障、对敌心理攻坚、军队进攻方向等多方面都做出了基本正确的决策。

 

〔关键词〕尹昌衡;西征;军事谋略

 

清末民初,英、俄分别利用西藏和蒙古衯裂勢ㄌ,趁中国国内政局不稳,怂恿鼓动藏、蒙獨立。一时间,西藏、川藏、滇藏边地和内外蒙古形勢緊張,国家领土主权面临威胁,民国政府为捍卫国家主权作出了努力。回溯其结果可见,外蒙自此开始逐渐分离出去,而西藏的衯裂勢ㄌ则得以遏制,东犯川藏和滇藏边地的藏军以失败告终,中国领土主权得以维护。这两件发生在同一时期,性质基本相同的事件,后果却迥然不同。究其原因,当然与中国在不同地区采取军事举措的成效有关。本文不讨论中国在外蒙的军事举措,仅对率军亲征川藏边地的四川都督尹昌衡的军事谋略进行探究。

  清季,英国勢ㄌ逐渐深入西藏,发动了两次侵藏战争,1904年胁迫西藏地方政府签订非法的《英藏条约》,支持西藏衯裂勢ㄌ。面对这一情形,清政府决定实施“经营川边”,“固川保藏”的战略,任命赵尔丰为善后督办。在川边,赵一边平息变乱,一边实行改土归流,建立行省,举办新政。赵的举措对川边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有积极意义,但其高压的改土归流作法则触动了该地区上层的利益,尤其是不尊重民族宗教信仰的态度,使其得不到社会广泛支持。当辛亥年间保路运动发生,镇守川边的军队回援成都之际,不服改流的土司和寺庙乘虚反叛,一些驻防西藏的边军因军饷不继也起而哗变。先前逃亡印度的十三世達賴在英国支持下,派心腹回藏,组织军队,围攻驻藏汉军,东侵川边地区,与反叛勢ㄌ相互配合,企图建立“大西藏”。从1912年5月起,不到两月,叛军连连得手,川边、滇边好些重镇被围困陷落,两省安全面临威胁。危急之中,袁世凯于6月14日正式任命四川都督尹昌衡率川军入藏平叛,令云南都督蔡锷率滇军入藏增援。尹昌衡平叛的胜利对中国维护西藏领土主权是功不可没的。

  过去,在历史尘埃的掩埋下,对尹昌衡西征的研究甚少。笔者查到的成果《尹昌衡西征》一书及黎仕明、陈明的《尹昌衡西藏戡乱》、塔娜的《尹昌衡西征之影响》〔1〕两篇文章。既有成果具有开创性意义,但对这样一件影响深远的史事,研究的不足也显而易见。比如,尹西征为何基本达到目的,就是一个有意思而无人研究的问题。因此,笔者力图从军事谋略角度对这个问题作出解释。

一、 推动影响尹昌衡亲征诸因素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自清季即已开始的西藏内乱和藏兵对川藏、滇藏边地的侵犯愈演愈烈,川滇陕鄂诸省纷纷请缨平叛。四川都督尹昌衡挂帅亲征,云南都督蔡锷派滇军支援。尹以都督身份亲征更有重大意义,无论从心理上震慑反叛勢ㄌ,还是实际上采取的平定举措,都有他人出马所不能替代的作用。需注意的是,当时四川局势按尹的说法是“兵不集,财尽穷,先之以傅赵之祸,继之以川滇之隙,重之以成渝之争,因之以群匪之凶,满地疮痍,无暇谋远”。〔2〕既然“无暇谋远”, 尹作为一省的最高长官何以亲自带兵远征而不另择他人呢?显然,原因不是单一的。

  首先,应肯定,维护国家民族主权是尹率军亲征的重要动因。20世纪初,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任何政治人物欲巩固统治都必须看清形势而顺应潮流。尹的许多电文、会议讲话、回忆录均表明了他维护国家主权的意识。1912年春,边藏频来告急电文,外蒙也于1月宣告獨立,5月11日,尹昌衡致电国务院请求“一面饬令外部与英代表交涉,绝其干涉援加[助],以釜底抽薪之计,俾達賴外无所恃,内乃可乘。”〔3〕12日,尹昌衡致电袁世凯,担心“藏民无知效尤,蒙古宣告獨立,秩序必乱。我国无戡定之能力,外人有干涉之口实,……全藏沦亡,翘首可待。藏亡则边地不守,边失则全国皆危。民国初基,强邻环伺,莽之藏卫,即脱范围,内何以辑抚他族,外何以应付列强”,对此局面,他悲哀难以自禁。〔4〕6月16日在成都欢送西征军先锋队会上,尹宣示西征目的是“当尽心竭力,收回西藏”。〔5〕在《西征纪略》中,尹表示“国家成败在此一举,余愿前趋以当敌”。〔6〕10月,在西征获得阶段胜利时,尹就英军在西藏修桥等事致电袁世凯,仍主张“多方严重交涉,一面和平对付,决不至使开外衅,庶可免丧失国权。”〔7〕次年1月,中央政府与英国的交涉之际,尹还说军事应为“外交之后盾”。〔8〕类似意思,在有关文档中俯拾皆是,尹维护国家主权的拳拳之心令人感念。

  不过,仅仅是维护国权尚不足以解释都督何以率军亲征,云南都督蔡锷同样是爱国志士,但他并未亲赴前线而任部将殷承瓛为滇援藏军总司令,所以推动尹昌衡亲征的原因应当是多重的。资料显示,巩固统治,稳定四川局势,争取四川利益都或隐或显地起着推动作用。虽然,这些并没有被其公开宣示,但考察西征全过程,它们都是不能被忽略的。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社会秩序大致稳定后,诸省都面临着如何安置多余的军队问题,只要无战事,兵士过多,反而成为社会的负担,影响社会安定。早在4月份的军务处会议上,尹就把西征与稳定川内秩序,巩固统治间的联系说得很直白,把解决散兵、散枪问题与西藏问题合并考虑。他提议“招集去岁有枪支之散兵,充实西藏,编成后督率前往。”称:“因去岁损失之枪支尚多在外,若不早为收回,则地方难以肃清。…… 况西藏又为我川之门户,门户不固,则堂奥莫保。我为全川虑,更不敢畏难者也。”〔9〕尹把解决散兵散枪问题与肃清地方放在前头,而西藏问题则是“况且”的考虑,可见其征西的初始考虑就是一箭双雕的。

     6月7日召开的四川军政府政务处会议专门讨论出兵边藏,尹陈述带兵西征的原因有表达出其清理内部矛盾,巩固统治的意思。会议先由以前成立的筹边处总理黄熙昌汇报,黄说边患很紧迫,因为缺饷,边兵逃的逃,抢的抢,乡城、稻城已失,里塘危在旦夕。黄言毕,与会其他官员纷纷就粮饷问题发表看法,而尹昌衡的发言则围绕内部矛盾展开。他认为藏边问题发展到今天的地步,“关系在我们内地自己牵制很了”,比如赵尔丰、傅华封的祸患,川滇矛盾、成渝纠纷等,“彼时自谋不暇,竟使数千里西藏坐失外人。”现在要解决西藏问题,就“不要再闹小事,赶紧把我们内地的精神提起,使一般人的眼光都注重到西藏一方面,把一切无谓的意思、无谓的竞争都放一下了,以全副精神注到那方才行。”〔10〕解读此句,我们可以分析出其中的双重意思,其一,以前是内部矛盾使边藏问题益发严重;其二,为解决边藏问题,现在不要再争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尹氏欲以征藏为由平息内部纷争,巩固统治的想法。尹氏接下来的话,把这层意思表达得更为直白,他说“我们总要中国干[捍]大患,御大侮,岂可闹无理的事情!现在重庆与我们为难,把此话通告他们,就可以息事了。”“不然,四川还要出无恨[限]的怪变乱来”。〔11〕讨论西征时,尹的关注点与人不同,可反映出其西征动因。

  此外,借西征扩大权力,至少保全其四川都督既有权力,争取四川利益是左右尹军事策略的第三层因素。尹在《西征纪略》中谈及西征的十不可,十利,其中的第九“不可”是“邻省闻警,全国张皇,川省无重兵上将,一举不靖,则纷起者众,不有一统之策,徒施蚁附之术,终酿大乱”。〔12〕细察尹出重兵上将的逻辑,可见就是担心全国“纷起者众”,酿成“大乱”。其所指“大乱”显然并不仅仅是边地和西藏之乱。因此。尹欲用“一统之策”,一举获胜,以免众人纷起。“十利”中的第九利把四川与它省军队指挥权的归属说得更明白,“邻军如来,余当为长,分配调遣,非余其谁,如不需助,阻之亦宜”。〔13〕尹欲“为长”它省援藏军队,并在纠纷中以职位高的优势调遣阻遏它省军队的意思被他表述得十分明白。后来的事实也果如其然,川滇军队在征藏过程中的产生矛盾,中央在一定程度上是支持四川的。

  起初,尹极愿滇军驰援。5月12日,尹致电袁世凯说“目前办法,无外两端,派遣川滇各边劲旅,星夜赴援;收集驻藏陆军,背城一战。……滇防滇边,则应恳大总统令饬云南都督迅派兵队,两面齐举。至抚慰藏军,尤为要着”。〔14〕至 8月,他的想法有所改变。23日尹致电欲进兵西藏的各省都督称“兵贵整而一,最忌多而扰。昌衡独以川军定兹大局,敢以身任,外间谣语,实害边功。……藏边情形,用兵全在精锐,昌衡步步稳固,方能丝丝入彀。若蜂屯蚁聚,外负大举之名,内成纷乱之象,赤地青野,死难生还,昌衡惟恸哭河山而已”,故而”援藏兵队,万勿派遣”。〔15〕30日,尹闻听“各省出军,大举边藏”,立刻致电四川代理都督胡景伊、副都督张培爵表示“川有健儿,何劳外助?”〔16〕9月13日,尹致电袁世凯称川兵力平藏有余,倘两省师同时并进,无地可容,互碍滋多,将来解退,又为不易。能令该军保守滇境,俾川军一意进行,固为上策;如必欲分进合击,则军令必统以一人”。〔17〕27日尹致电各省都督及报馆称“藏事如必用武,川军自能独任,毋使滇劳。〔18〕直到11月尹还有若干电文阻止滇军征藏,1日尹昌衡致电袁世凯陈述乡城延迟两月未攻下,但不愿滇军插手的原因,刻意说明“昌衡甫来,士气百倍,准于本日简办亲往,如仍不克,自甘任咎。倘滇军来后,(徒)耗无益,纷扰堪虞,务望转饬迅速退军,则川边大局,昌衡一力独任。”〔19〕尹前后的态度判然有别恰好说明,虑及川省利益是一重要因素。此利益表现有二,一是征藏费用的划拨和使用,二是对边地,特别是对盐井矿产的期待,使尹担心滇军染指。

  西征费用由中央和省双重承担,因上下都极度困难,只得又向商人借贷。费用短缺使得尹担心兵多钱少,不愿它省添兵。尹昌衡在阻止滇军及各省出兵时认为兵贵精,川军足以平叛,但在索要给养时则换了说法,称“西征兵力,已甚单薄,凡遇战事,以一当十”。〔20〕对川兵多寡的不同说法,就在于尹希望能支配中央所拨全部军饷,若它省出兵,尹未必能如愿以偿。所以尹要求“援藏兵队,万勿派遣”,要援助就“请助川军饷”好了。〔21〕对中央费用如此,对四川所出费用,尹当然更不愿流入外军腰包。8月30日尹给胡、张电中就担心“饷由川出,卒自外来”,“ 若以一川之饷,供无限之兵,惨我川人,何辜遭此?望全川人士誓死相争,饷可外增,兵则川出”,他最希望的状态刚好相反,即是“西征军饷,万望众负,按实计用,余不抵支。”〔22〕7月8日在省议会告别会上,尹再申“一化除党争;二遇事尚和;三维持护督胡文澜;四勿信谣言,昌衡敢保军队中绝无危险;五接济西征饷项。”〔23〕再次提示平息内部矛盾、保证西征军饷对其西征军事谋略的左右力。

  对边地产业,特别是对盐井矿产的预期,也间接影响了尹的军事谋略。盐井位于川滇藏边界,被藏兵东侵,滇军西征时收复。云南都督蔡锷致电国务院称“盐井为滇师入藏门户,其地向归丽江土司所辖,感情甚厚”,要求“应暂归滇军管辖,以资驻扎,而利转输。”〔24〕蔡又电中央盐井出盐水,要求派员开办。蔡的要求令尹不安,10月3日他就滇军占领盐井致电袁世凯、驻京同乡、全省议会、军政两界、各政团,称“川军西入,急于御侮,缓于图利,故急趋昌、理之危〔25〕,而缓取盐井之富。盐井无乱,人所共知,滇军直取,其意安在?今竟通电,意图永据,弃我旧义,巧于窃利。”〔26〕此电有两点值得关注,第一,它不是只给袁世凯的,而是给众多机构团体的,据此推断,尹认为四川理所当然应据有盐井,否则他不会公开致电众人;第二,尹直陈滇军为利而来,提示着尹自己十分看重盐井利益。他还把此前援川滇军占领自流井与四川的矛盾与两军此时的矛盾相提并论,“查滇军对川,屡挟野心,前往自流,亦纯用诡谋攻擊。”〔27〕既然如此,对盐井,尹必从滇军手里收回方能安心。当然,也不必讳言,云南征藏未必没有利益考虑,彼时彼境,恐怕川滇都是有国家大算盘,也有自己小算盘的。

二、尹西征的战术思想

     尹昌衡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是正牌的职业军人,在专业训练下,对战争、战役有一套既定思想。

  西征前一年多,尹著《兵事纲要》,从7方面论述其军事观点。首先是对将领的选拔,他认为“为将之道,当先全体。全体者,充其德,养其才,强其体”;……第三、认为军事人才必须“充至德,辟理境”,即学习各门学科,包括汉学、哲学、术通、公法等,才能“达其才”,“热其技,而后可以施于事”;第四、指出“东西近学,分兵学为三,曰用兵,曰军制,曰补助。用兵者,战略、战术是也。运筹帷幄,属于战略,……措置疆场,属于战术,定规应用是也。军制者,编制、经理是也。补助者,兵器、筑城、交通、地形是也”;第五、专论战略的坚定性和战术的灵活性,步、骑、炮、工、辎重兵如何训练、使用;第六、强调军制、军令的重要性;第七、指出如何运用后勤手段保障战争的胜利。〔28〕虽然这几点基本是纯理论阐发,不针对具体对象,但理论素养必然会体现在具体谋划当中。

     在1912年7月6日的四川军政府政务处会议上,尹对西征的总体战术设想有较细的说明,他集中陈述了西征前后方9个方面的设想。前方包含5条“第一要声威壮。边藏地方,寥阔数千里,岂能一一荡平?自来筹边要道,要先擒其主脑,自然全边震动。”“第二要军心定。出边的兵,自然比内地苦”,官长要“能与士卒同甘苦,不以艰难困苦动其心。将兵的官长事事身先士卒,才能使其心志坚定。”“第三要供给足。……使出去的兵有粮有饷,兵士不至有后顾之忧,并使其以内地为重,乃能尽力边事。”“第四要筹备兵士到边后办法。到边以后,不要使兵士闲散,或开矿或务农,总要使其有事情做,才有兴味。”“第五要战斗得宜。如攻打地方,只要取其首要,无须全打。首要一得,其余自可迎刃而解了。”〔29〕这5条包含了擒贼擒王,克其首要,以震慑敵人的战术思想;官兵同甘共苦,长官身先垂范,以稳定军心的平等观念;充足的后勤保障,以解除后顾之忧,前后方配合,协力取胜的全盘观念;开发后方,以激励士气,在获胜情况下可持续治军四个方面。

  后方包含四条。第一、“人心齐。内地人心齐,也是第一要图,万不可(有)些的小事情如小儿行为。”第二、“军心齐。就望各镇把经营藏卫的大事业,互相提倡,要使军士个个以进藏为荣,总把进藏的军士抬高起来,事事礼遇占优点,并要大家做到稍拨内地兵饷,添补进藏兵的饷。”第三、“基础固。内地的根基巩固,进藏的军心自然奋勇。……巩固的法,就要望内地人大家念及边亡川亡,把一切无意味的小意见都化去了。”第四、“供给筹备之事,要竭力鼓吹。”〔30〕这4条包含了前后方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优待进藏兵士,保障前线供给4方面。

三、 保护激励赏罚分明的用兵之道

  西征前一年多,尹著《兵事纲要》谈及优秀将领应具备的才能是“雄武智明,矫健刚毅,宜于统驭。智深学富,周详条达,宜于筹略。谨慎笃厚,细密廉洁,宜于经理。”要能够“用众材”,“群材合力”,“是以大成”。〔31〕尹既如此说,也身体力行,他在西征中欲“用众才”首先必须用好兵,其次必须善用兵。

  为了选拔优秀兵士,尹不是成建制地抽调军队直接组建西征军,而是从当时四川大约四镇军队中,由各镇选一标人出来,他自行组建。既曰选拔,当然是从各镇中择优,避免了成建制抽调可能出现良莠不齐的状况。

  尹多次谈及“军心定”,“军心齐”,保护西征军将士利益是稳定军心、调动士气的实在举措。6月8日尹在全体军官会议上指出对西征军的尊重“须组织一军官团,尊重征西军,如行路让征西军在前,枪械让征西军领足。是征西军为我全川谋幸福,为中华民国固根基,真是当崇拜,当佩服者也。”〔32〕16日,在成都欢送西征军先锋队出发会上,尹许诺“西征□职人员已出关者,预支两月薪俸,未出关服勤务者支八成薪俸,未服勤务者只给津贴银若干,出关人员勤务者十成开支,未服勤务者八成开支云。”〔33〕7月15日批准军事巡警厅总务处对保护军人的申报“ 西征军士异常劳苦,其家属在省垣者,应力为保护。特将住址通知各厅,一律妥为保护,以重军人而免内忧。”〔34〕该厅详细列出一些军士的姓名、官衔、家庭住址,以便保护。从列表看这些军人的官阶并不高,最高的是营长,最低的是马弁。可见其保护对象并不依职位高低不同而异。

  尹的善用兵还包括严格军纪,统一军令一层。良好的军风军纪是争取民众,特别是边地民众,克敌制胜的不二法门。从军令和西征胜利的效果看,即便不敢说西征军秋毫无犯,也可肯定西征军做的不错。

  6月16日在成都欢送会上,尹强调“我军此次出征,宜严守军律。本总司令克期率队出关,愿与士卒同甘苦,但纪律极为严明。我军对于敵人不得退缩,如有逃遁行为,本总司令以军法从事。即本总司令退葸不前,亦由断后军官按军律施行。”〔35〕7月7日再次谈及军纪“这回的事,实在关系我们军界全体,事情办好了,他省必说四川军队练得好,有纪律,所以能够获全胜。”〔36〕10日在成都欢送西征军大本营出发会上,尹强调用三条来报答大家欢送厚意,其中有两条与军纪相关“誓死不退。西藏之地方,寒冷异常,如稍事规避,则藏事将不可问。自今以往,有前进无后退,凡有逃者,无论何人,后方之兵,皆可斩其首级,效楚项羽破釜沉舟之志,何愁西藏不平”;“艰苦卓绝。畏葸为行军所大忌,我辈既以平藏为己任,或至于万不得已,而无粮饷无器械,我辈亦必坚忍耐劳,不肯掳掠,”〔37〕

  战场外如何对待百姓是严肃军风军纪的另一则面,尹昌衡对此也多有注意。西征日记里记载了两件尹为士兵骚扰百姓而发的命令。第一件是部队由成都出发到名山时,士兵间有放枪威吓的,都督乃下禁令如左:

  “照得维持军纪,首重严肃,军人立品,不扰善良。日来大军进行,竟有在途无故鸣枪,滋人疑惧,及强迫途人,以供夫役,不徒防[妨]害公安,抑且自堕名誉。本都督行旌所莅,以申明军纪为先,尤以保安为务,合行通令:抑本各处暨各标营弁□人等,务各严守秩序,倘敢故违,即由该营长官查拿,送呈本总司令部从严惩办,以肃军纪。至各处雇定夫役,如有逃匿,应即责令夫头预行雇募补充,不得临时互相拉抵,以免一切公物输送迟滞。”〔38〕

  第二是8月上旬,尹闻听军人代为销售鸦片,即刻下令“近日风闻每多军人代为销售,有司未查拿,民间不敢过问,遂致吸食之夫,实繁有徒。若不亟为严禁,殊不足以维要政,而肃军纪。除令各师转饬一体严密查拿,如有军人私行贩卖、代为销售者,即行拿获,按以军法从事,不得稍涉瞻徇,”〔39〕

  从西征中川滇矛盾,滇军对川军的指责,尹的回应反倒可见尹对军纪的重视。滇军指责川军拿下巴塘后,“泄愤厮杀,致群蛮合围死战,川(军)全队覆没,获全胜少。”〔40〕尹则声辩说“昌衡严令不准取夷人一物,不能因粮,是以缓入”。〔41〕虽然无法证明谁的说法更真实,但从西征不久有所暂获的事实推断,即便这次西征军在巴塘有“泄愤厮杀”之事,都不是普遍现象,川滇在这类事情上的争论从另一角度证明重视整肃军风纪是大家的共识。1913年2月,战事已获很大胜利,作为川边镇抚使的尹昌衡出巡,还要求将士们“恪守命令,断绝狐(疑),……同德同心,尽国民之(天)职,保军人之名誉,毋作风声鹤唳之惧,(以)为杯蛇市虎之谈”,并警告“倘有失律,定处严刑,(害)国误身,悔将何及?”〔42〕

  奖罚分明是尹稳定军心,激励士气的又一手段。出征3月,战事刚取得阶段胜利,尹就及时提出给予有功之官兵以奖励。9月14日尹致电袁世凯要求奖励有功之臣,称“西征将士,倘著微劳,温慰频颁,已如挟纩。承命择尤呈候奖励,具见有功必禄,同深感戴。”此次他要求奖励的功臣多达16人,不仅有西征边军,还有前此驻扎边地的防军。同时尹还很周到地考虑到后方人员,称“至后方勤劳诸人,或运筹惟幄,或接济饷糈,均属勤劳备至,应俟全境肃清,再为汇案呈报”。〔43〕22日尹致电陆军部,要求奖励并晋升西征军总参谋长张宣、旅长胡忠亮、团长秦夔龙和龚达。他对四人褒奖有加,需要注意的是,对参谋长张宣和龚达的溢美之词 “学力才宏,素怀远志,……此次戡定,规划精当,尽出其才”是符合常理的,但他褒奖胡忠亮和秦夔龙的理由均是他们解散了军队,称胡忠亮“才识兼优,托膺旅长,甘愿希圣权利,号泣劝军,解散一旅。若能擢用,实可风时,均拟请授以陆军少将”,称秦夔龙“因见兵多饷乏,自愿解散归农,大感军心,全团悉解,公忠大义,实不多观”。〔44〕如此的奖励理由提示了三点:第一、尹对战争即将结束的预期是乐观的;第二、军饷的确紧张,不得不忍痛割爱,解散部分军队;第三、尹认为该受奖励的不仅是有战功者,还有顾全大局,“公忠大义”者,我们考察尹用兵之道,他注重弘扬德性是不可否认的。1911年5月,他写《兵事纲要》时首先就阐述“为将之道,当先全体。全体者,充其德,养其才,强其体”。〔45〕对胡、秦二人的褒奖提升是这一思想的实际体现。

  1912年底.除了乡城以外的各县相继收复,尹巡视各县后,再致电袁世凯,称“欲策将士,重在赏罚得宜”,为诸将领请功,被尹提及的人中,既包含前此驻防的边军,也包含此次征边的陆军,上到上校,下至军务处总长,兵站副监各色人等。尹还明言“自排官以(下)动宜百计,一俟大局定后,开具历履,一律保奖。”〔46〕次年3月尹以川边镇抚使身份特派郭昌光前往昌都一带奖劳驻军,夸赞驻军在极其艰苦条件下守卫川边,除给予精神鼓励外,还应给予实际的物质支持,“所有各该营队目兵,每人应奖藏币两文,并分给犒军牛(酒)”。〔47〕表达出尹爱护将士的良苦用意。

  当然,奖罚分明,双管齐下方能真正驾驭军队。因此,除奖励外,尹对违反军纪者也不手软地惩罚。1913年3初,一些边将擅自,私行调遣,尹认为“军队最贵服从命令,尤须统一,弁髦命令,难操胜算之权;妄行调动,实犯兵家之忌。”称自己在防、陆各军调遣上“实有苦心”,已经下令“无论何人不得妄行调遣”,但一些将领“乃敢显违命令,私行调遣,逞一人之偏见,置大局于不顾,据照军法,罪实非轻。”因此下令处罚他们。有功之臣,只要违犯军纪,尹对他们也不客气。不久前尹为顾占文、朱森林请功请奖,但后来他们一个“迳调喇嘛丫军队”,一个“迳以己意擅撤重镇”,因此,尹表示“违令而行,虽功必罚。”〔48〕

  “军心齐”也是尹治军用兵所注重的。西征军队是尹昌衡出征前从四川军队中选拔而建成,边军是以前的守边部队,二者可能产生间隙。果如是,当然不利于藏边肃清。故而,尹特别注意边军、陆军的团结。他一面在待遇上一视同仁,一面从国家、战争、甚至自身生死存亡方面晓以大义。

  1912年11月19日尹昌衡在巴塘会见驻军谈及“边军陆军同为民国军人,本都督一律优待,从无歧视。边军有死守边地之功,陆军有救援边地之力,彼此相同,亦无丝毫区别。惟望同心协力,不必强为区分”,两军的团结需要统帅端平一碗水。所以尹紧接着表示“本都督前在炉城,即闻边军薪饷较少,当饬宣慰使一律增加,以归统一。即军米、军装,本都督亦令边、陆相同。即此而观,本都督之待遇边军,当无丝毫偏袒也。”〔49〕次年3月尹派员至昌都专门奖励将士时,再次表示了边军、陆军应团结御敌“至该处陆防各军能否融洽,应并由该员等切实开导,使知同戍远方,均为民国效力,一旦临战,尤须生死相顾。所谓患难之交,关系何等密切。若防陆不睦,无异兄弟阋墙,是自乱也。军队无论防陆,均属民国干城,本都督毫无歧视。”〔50〕

     除去物质支持外,尹还从事理上加以引导,告诫属下衯裂将贻害国家,甚至自身的存亡。“不和于国,不可出军。不和于军,不可进战。……且危舟险渡,生死同之,远塞孤军,艰难共济。诸君即不以国家为念,独不念生命之互为护符乎!散沙自残,败亡立见,藏兵覆辙,殷鉴匪遥,我军士其智,岂不及此耶?在防军孤城久保,忠勇可钦。在陆军千里赴援,微功足录。有豪杰之气者,应欢若平生。有报施之心者,应感同再造。乃不见相安无事,而迭闻抵触频生,本都督诚甚惑之,即诸君何以自解?仰改卑劣之私,共立和亲之约,分甘绝少,辛苦同之,御侮折冲,患难与共。”〔51〕此番分析语重心长,足见尹希望军队团结的良苦用心。在不同场合,尹反复强调这几点,3月尹总结出“战守宜奋勇”,“ 纪律宜整饬”,“ 蛮民宜怀爱”和“办事宜协和”数端,“胥皆用兵要素,而尤西征各团队切己箴规。”〔52〕

四、千方百计全力争取军需保障

  俗话说,打仗应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作为职业军人的尹昌衡,当然深明其理,自始就强调西征的物质供给。他尚未被任命为西征军总司令前,就致电中央,建议筹款办法,认为“惟是治军必先筹饷,况边藏险远,此次用兵尤非寻常小举所能集事,军需供应,节节预备”。〔53〕1912年6月7日政务处会议上尹自荐率军西征后而提出的九条办法中,有两条都是“供给足”,7月上旬尹在告成都父老书中要求几点,一是机构和官员的团结、二就是军需的筹措,“五月不毛,千军急走,黑山虽远,青犊何来。欲士马之腾骧,赖饷糈之充备,筹款则金融受其损,采粮则民事恐慌。赖吾父老补救商农,调和经济,力全大局,远顾军需,”〔54〕

  按理,边藏问题关涉国家主权,非四川或云南地方问题,军饷理当由国家支付,出征的川滇都有此打算,都曾向中央伸手,希望中央“迅予统筹计划,特派专员前来办理。”〔55〕中央的答复不是“中央财政,同一困难,未易筹拨”,〔56〕就是“中央正值司农告匮之时,无款可筹”。〔57〕就笔者迄今所见资料,国家并没有固定的西征经费,国家所给经费不是奖励,就是以国家名义向商人借款而来,且数量有限。军饷主要出自征战各省,他们是出钱又出力。国务院给蔡锷的电称“至川边抚剿,尹督既自任专办,筹兵筹款,皆由该督经营,滇自不必与争”。〔58〕当然,滇军的军饷也由该省自己解决。川滇虽然希望得到各省“协饷”,尹曾致电袁世凯,“恳大总统念及边藏关系大局,电令各省都督量力分担此项军饷”。〔59〕但仅仅是他恳切希望而已,迄今为止,尚未见到各省在经费上的协助。

  应该说,当时的四川,要解决西征经费的确十分困难。保路运动后,四川社会一直不宁,各项征收减少,正如尹昌衡所言“夫以我川之地方糜烂,甲于各省”。〔60〕按理,西征“计费实为不资[赀],断非四川凋敝之余所能独任”,〔61〕但事实却是,无论怎样困难,四川还是承担下来,尽管军饷常常是捉襟见肘,但军事并没有受到根本影响,尹昌衡等人自始至终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其努力从四个方面体现:

  一是向中央争取。不管中央有没有,给不给,表明川省经费的窘境,争取中央支持总是必要的。二是自己想方设法筹措,其最主要的筹饷途径还是靠川省财政,当然,也有募捐或是向商人借贷的。前清时,边藏经费就由四川财政负担,“边藏之行政费及兵饷由川担负,历有年矣,开支之后,概归四川建昌道核销。”〔62〕西征时仍照旧法筹资,6月7日的政务处会议就讨论了四川筹集西征经费,丝毫未提中央出钱然后再出兵,而是讨论即刻出兵的经费和从什么渠道获取经费的问题。从会议发言看,经费是由四川财政司筹备的,尹昌衡最后拍板“由财政司担任五万军饷。”〔63〕在西征全过程中,尹多次或直接致电胡景伊、张培爵,要求成都发款,或通过国务院致电胡景伊“迅速设法接济,勿致缺乏,以足士气而固边防”。〔64〕川府还通过募集公债获取钱款,上海《民立报》1913年4月登了一则函电,报纸未载谁是发电人,从口气估计是尹昌衡,电称“川边夷匪,屡次克复。惟乡城一隅,势危地险,加以冰雪封山,故去岁冬间,未便进攻。现拟分三路进攻。所有接济款项,分重庆、打箭炉、成都三处担任短期公债五十万。至偿还期限,请政府偿还,以昭信用。”〔65〕

     尹考虑的其它筹款办法还有募捐和向商人借贷。6月7日的政务处会议上,尹就提出“由镇提倡再请几位先生组织募西藏捐的事。”〔66〕8日,在给军官团会议的讲话中,尹又提出“请政界计划,以固根基,设法筹办西征捐,以赀补助。最要紧为后方输送,俾西征军无饷械匮乏之虑。”〔67〕政务处会议也提到向商人借贷。其实,这种手段在西征开始前就已经实施,西征开始后,以中央名义向驻印度的中国商人陆韵秋借款。对此,尹昌衡称“藏危如此,当值无他,岂可坐视汉番相持,不加援救。似仍应借回防之名,增局新之力,济西军之饷”〔68〕可以肯定募捐和借贷绝非主要办法,提及这些只为说明尹筹资的良苦用心。

  三是归顺藏人的纳缴。随着征战的逐步胜利,藏区逐步收复,藏人纳粮成为军粮的又一来源。8月30日,尹致电胡景伊“里搪西北端之崇熙、毛丫、曲登三处土司均已投诚,得粮数百包。”〔69〕9月29日尹致电国务院,要求奖励隆庆王子,理由就是隆庆王子不听从衯裂者的命令而与汉人打仗,对西征军则“愿助军费”,“兹据缴到报效军费藏洋一万元,青稞四十八石一斗五升,并认于阴历八九月内缴送藏元三万元,但愿永远改隶川边”,〔70〕故尹要求中央加委。12月8日,尹致电袁世凯称“巴塘军粮缺乏,乌拉尽逃,昌衡闻警,飞骑直抵,到巴三月,夷人纳粮,近已积粮数百,降人陆续前来。昌衡在边,夷人汉兵,均极畏爱,措施一切,自为容易。”〔71〕既然尹自己都说“措施一切,自为容易”,我们可推断归顺的藏人纳粮也不仅这几起,至少这可算为一种重要的补充办法。

  四是精简兵源。解决军饷一是开源,另是节流。前面述及尹的用兵之道时,已提到他主张嘉奖因军饷缺乏而解散部队的军官,须知,当时战事并未结束,尹此种嘉奖的用意恐怕不仅仅是奖励,更是一种引导,希望在战况允许情况下,尽量减少人员,从而减少开支。尹在9月22日致张培爵、胡景伊电中就说“ 边远用兵,在精锐,不在多。服夷之道,在威德,不在力。西征军费,罗掘俱穷,瞻念穷乡,莫名酸恻。幸军士用命,大敌荡平,已命十四标二营开拔归省。以后自十月起,司令部费用可核减一万。自十一月起,该营回省,则西征军费再可核减一万。从是以往,苟可核减,再为竭力。传知各镇,务须深恤民艰,尽力减兵省费,以福桑梓。”〔72〕次年2月,尹在川边镇抚府会议上讲话,谈及因经费困难,最后决议“将镇抚府范围缩小,以节縻费,俾救万方”,具体做法是将“民政、财政、实业三司改为内务、财政、实业三科,直隶于镇抚使。学务、矿务两局改为两课,分隶于内务、实业两科。其各司、局、所限于文到七日内,一律取销。至所有科长、科员,酌留能办事者数人,余则优给一月薪资,咨送回籍”。〔73〕

     西征是在川省经费极度紧张,中央并无固定来款的情况下进行的,它能基本达到目的,物质保障至少可勉强维持。兵员、物质的双保障,是其克敌制胜不可或缺的两部分。当然,这些只是获胜的内在条件,要获取战争胜利,还需对所克之敌采用正确的战术。

五、恩威并用南北合击的战术

  作为职业军人的尹昌衡,在西征中较有效地运用了“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的道理,运用攻心战术,瓦解敵人军心是其军事谋略的有机组成部分。

  大军出征前的6月中旬,尹以西征军总司令名义发布《告边藏番人文》,示以威严与怀柔,“尔仇既诛,尔冤既洗,拙尔敌如摧枯,抚尔同类如保赤。尔宜感激涕零,銘恩图報,畏威量力,敛迹藏鋒,則蛮族之天良未泯,皇汉之宏施立至。撫尔,育尔,牖尔,誨尔,保爱怀柔,周詳悱惻,必有加焉。若復夜郎自大,負固不悛,為彼滿仇,忘我汉泽,本都督親率众兵,强逾数万,躬冒矢石,取尔兇残,以掃頑冥之梟风,以揚皇汉之大烈。尔既至今,噬臍何及?三思之后,其亦悟乎!本都督大兵在握,犹不忍不教而誅尔蛮族。”〔74〕尹此文浸透威严与关爱,它告知藏人,我对你们的敵人有摧枯拉朽之势,其势可为威,你们难道还不“畏威量力,敛迹藏鋒”吗?帮你们洗白了冤屈,其行可谓爱,你们难道不应该“感激涕零,銘恩图報”吗?本来我有强大的兵力,可以“取尔兇残,以掃頑冥之梟风”的,但是我却“犹不忍不教而誅尔蛮族”,你们就该三思后行了。此文,既有威风之强硬,又有关爱之阴柔,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未征战就给敵人以心理震慑。为了便于百姓理解,还发出意思相似,文字通俗的安民告示,“照得你们西藏地方,久为四川保护,安营需饷,动辄钜万,皆我四川担任。自反正以来,亦复照常保护你们。今天你们辄敢抗拒官兵,蹂躏我汉民,实属目无法纪。今本都督决定统率大兵,前来征剿,你们如能回心向化,本都督宽其既往,一概不究,自当加意体恤保护。如果你们执迷不悟,顽梗不化,本都督决难宽恕,恐大兵一到,玉石俱焚,你们那时悔之不及矣。各宜细思凛遵。”〔75〕7月10日,西征军大本营出发,在成都的欢送会上,尹表示从三方面报答大家,第一就是“恩威并用”,他分析满清时的汉藏关系“满清时代驻藏之兵,对于藏人感情,异常恶劣”,表示“今以恩抚之,以威临之,使西藏永为民国之土地。”〔76〕

  强调军纪既是尹治军手段,也是尹“抚”夷方法。6月16日在成都欢送西征先锋队大会上,尹要求“蛮人为我五大民族之一,现虽反抗,务使翻然改图。我军到时,对于蛮人,即一草一木,不得妄取,亦不得轻杀一人,临之以威,亦当感之以德。”〔77〕8月中旬,尹在致西征将士骆成骧、邵从恩的函中指示“惟查边藏番夷,非威爱不爽,决不能保有长治久安。此次训兵,皆严饬非叛不诛,已胜即抚,不焚不掳,大义是布。故所过地方,尚称向风。”〔78〕稻城、乡城是川滇边地诸县中几次易手,到1913年5、6月才最后收复的。对几次诈降的藏人,尹没有失去怀柔耐心,1月19日尹致电袁世凯,上呈攻乡之策是“怀远之术,首在得心。”所以他“已严饬军队无犯秋毫,慎选官吏着手善后。”〔79〕尹怀柔收效尚可,2月乡城的番民呈文,表示愿意投诚,“尹都督此次亲征,护教保民,仁爱无比,并准呈诉困苦,莫名感佩。况赵督已除,夙愤已释,且尹都督所带军队,原为保护边地人民,维持宗教起见,并无苛刻。如巴塘、盐井一带投诚,诸蒙优待,不咎既往。乡城一隅,亦恳垂怜抚恤,永作良民,不萌他志。投诚之后,再行呈诉前冤。”〔80〕27日,尹昌衡致电前线指挥,表示“本都督决不致残杀番民,致伤天和。仰孙指挥等速行宣布本都督德意,以免乡番狐疑。”〔81〕此类仁抚之策在各种材料中在在皆是。

  剿抚并用,恩威兼施是历来统治者对待“叛乱”的手段,本身并无新意,尹用之的新意在于他是在民族平等的旗号下使用“抚”招,赋予“抚”以政治含义。出征前,尹要求善待藏人的理由就是“蛮人为我五大民族之一”,〔82〕次年3月尹训令三军又要求“蛮民宜怀爱也。”其理由是“共和成立,五族一家,夷汉有同胞之宜,即彼此无畛域之分。边地行师,雪山千里,乌拉乏缺,输转不灵。因支应之无济,即鞭扑以横加,夷民犹是同胞,何忍施此凌虐?”〔83〕共和、平等的光芒使尹的“抚”不同于既往的“抚”,它不仅是单纯军事辅助手段。而具有民族平等的政治意义。

  对藏人的攻心,利用宗教信仰说服将更为有效,尹昌衡当然深谙其道。1912年8月11日尹在喇嘛寺讲演,从解释佛教角度,劝说反叛者归顺。他一边陈明自己与他们有同样的宗教信仰,“本都督平生好佛,尤敬宗教,尤爱尔等喇嘛”,拉近自己与藏人的心理距离,一边声明“此番提兵入藏,实为保护尔等宗教而来,拯救尔等喇嘛而来,渡尔等登极乐世界,使佛教放极大光明而来也”,消除藏人的疑虑。再者还从佛教的“空”和“普度众生”来使藏人心悦诚服。他解释说“本都督之普渡众生,亦是从明心见性发出来”,所谓“明心见性,悟到空空”,就是“贪、嗔、痴三戒不生是也”。有意思的是,尹通过解释不贪、不嗔、不痴把威严与恩泽同时示以喇嘛寺的僧众。他说“第一,本都督不贪。凡尔藏番僧众一草一木,颗米文钱,皆不收受,非若从前满清官吏动辄需索尔等,剥削尔等。第二,本都督不嗔。此番提兵数十营,皆是最精悍、最明战术之师,非同从前满清老弱充数,枪炮不利者也。然兵虽强,炮虽多,却对于尔等恭顺番民,并不杀一人,发一彈,只是保护尔等。且从前有反叛罪恶之人,只须改悔投诚,便从宽宥,非同满清官吏妄加杀戮。第三,本都督不痴。凡尔番民僧众之真诚善良,一见了然,狡诈欺饰,难逃鉴察,非同满清官吏动辄受人愚弄,被人欺罔。因此,我心既明,我性毫无渣滓,真能自见,故竭力提倡保护尔等。尔等果能如菩萨之慈悲救世,断无不立地成佛之理。凡番民之(不)善者,皆须使之皈依佛法,改过自新,以本都督普渡众生之志为志,不贪、不嗔、不痴为本。”〔84〕一般的抽象层面,很难理解,尹会把佛教的明心见性如此这般地联系到军事目的,这里他之所以这样联系,提示尹这时对佛教的解释是为军事服务的,是利用佛教征服人心,是其军事谋略的一部分。这一思想贯穿在西征全过程,次年12月尹作为川边镇抚使为创办西方佛教集成总会,拟具章程呈请核准,呈请批准立案时说“知非利用佛教,操纵喇嘛,则边藏难与言治。”〔85〕这时边地已经底定,尹已被任命为川边镇抚使,此语表明尹深知宗教信仰在边藏社会中所起的作用,边地治理仍然必须利用宗教。

  攻心以服人是尹的一种战术,南北合击以取胜则是其另一战术。西征前,边藏局势是“全藏已失”、“全边糜烂”,“ 藏事危急,警耗频来”,〔86〕面对绵延几千里的边藏线,如何打才能收效,特别是首仗获胜以收震慑之威非常关键,这需要军事统帅周全布局。尹昌衡制定了南北并进的路线,北线是出成都—雅安—打箭炉—道坞—甘孜—德格—昌都,南线与北线从打箭炉分道,经打箭炉—河口—里塘—巴塘,从河口又进攻稻城、乡城。从作战效果看,南北分进的战术有成效。西征军大部队7月中旬从成都出发,南路8月下旬就攻陷了河口,直逼里塘、巴塘。北路进军更是顺利,9月份就直据边藏重镇昌都,12日尹电称“昌都入手,西北大定”。〔87〕收复昌都的意义重大,因为“盖昌都定,则藏番之势夺,而边藏之臂定矣。”〔88〕果然,在昌都被收复的威慑下,“稻坝、乡城哀求降顺”。〔89〕应格外说明的是,稻城、乡城这时虽表示归顺,实际却未降反而打败了西征军的进攻。后来北路获胜,收复各地,西征军各部才能对稻、乡实施合击。1913年1月“刘瑞麟部兵四营扼守昌都附近,密探情状,遏藏逆之东侵,兼示声威,为外交之后盾,其任最重。刘筱亭令驻甘孜,分险道控以镇边北而保粮道。顾占文坐镇巴塘,兼顾江卡、南墩、盐井一带,防乡逆之西窜。朱森林兼守里塘,并防稻城、三坝、河口等处,杜乡逆之东援。嵇廉率领一军牵制乡逆”,这样“诸军遥成犄角,堵乡逆之窜扰,断藏番之声援。”〔90〕4月,尹要求攻乡各部“务宜互相联络,协同一致”,〔91〕终在5、6月份拿下该两地。

  攻下某地后的治理对后续军事至关重要,治理得宜,社会稳定,西征不仅可就近获得补给,还可免去后顾之忧。应该说,尹的治理举措是支持了其军事的。这里所谓治理,就是对收复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政策。从资料可见,尹是一路征战一路改革。8月30日尹致电胡景伊称“昌都以东,实行改土,输纳粮税,无异内地。各府县知事,已一律派遣”。〔92〕9月6日尹致电袁世凯称“日来改土设治,已十余处。”〔93〕12日胡景伊转尹致袁世凯电中称,攻下江达后“一面取消土司,分期设治,纳降抚顺,宣布恩施,招集散兵,保持宗教,踏勘矿地,招徕商民,乘胜进取,时不可失”。且“改革各处,现均输税纳粮,稍资挹注。兹拟将硕般多改为硕督府,拉里更设黎嘉府,江达定名太昭府,以归划一,所派知事,陆续就到。川藏万里,遥制实难,统一机关,设不容缓。昌都居边藏之间,势成锁钥,要扼咽喉,控制双方,极形便利。已派妥员前往组织边藏镇抚府,第一次总长暂由昌衡兼管,”〔94〕由于在昌都设立边藏镇抚府关系重大,22日胡景伊再转尹致袁世凯电称“应敷仁德,载戢干戈。镇抚府进设昌都,永纾边患”。〔95〕尹还设想边藏镇抚府设立后所辖范围是“控制江达以东,飞越岭以西,振军外视,设官分治。”〔96〕到1913年尹对边地治理的设想更加具体,提出了边地行政机构应有别于内地的观念,1月26日他致电袁世凯“川边地方数千里,改流设治者三十余处,从前羁縻系属之地,近已成地方行政之区。现奉大总统通令,亦极应遵守组织,以期同条共贯,得利推行。惟镇抚府性质体制,稍与行省不同,计必有特别组织,如任各省为治,自不能符合中央。”〔97〕在西征一年多的时间内,尹恢复了30多个县的设治。控制了边地混乱的局面,为战争输运了部分物质,进而为民国西康省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结语

   从过程和结果看,尹昌衡西征无疑是成功的,西征中除去攻占乡城、稻城有拉锯之外,别的战斗并不十分惨烈,一般都较快结束战斗,符合尹的预期。这与尹全面、周密、细致的军事谋略密不可分。正因为西征的成功,才有了西姆拉会议的召开,会上我国代表没有签字,英国策划西藏獨立的阴谋未能得逞,这说明尹西征维护国家主权的目的得以实现。

  推动尹亲征的因素是多重的,除去维护国权外,权力之争、利益维护等无不推动尹下亲征决心,但是其它考量并没有干扰维护国家主权的大局。尹以一省都督身份率军出征,倒还真像尹所言,可以威慑敵人,有利统一指挥,便于筹措军饷。多种动机都指向平定叛乱的目的,在民初那乱象纷呈的局面下,尹作为一省的最高长官维护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是无可厚非的。如果认为尹西征只是单纯的维护国家主权的目的,未免有溢美之嫌,如果认为有多重目的就抵消其功劳,那也是失之偏颇。尊重历史的认识应该是,既不否认尹出以巩固自身统治而征战的一面,也须承认其它目的并未影响维护国权的大方向。

  作为高级军事将领,尹的战略战术思想在西征中得以适当展示。从调兵遣将到排兵布阵,从军需保障到瓦解敵人,争取人心,尹都未雨绸缪地作出安排,适时地补充调整。战争结果说明,他的谋略是合乎实际的。他并没有直接指挥好些具体战斗,但没有他高瞻远瞩的预见,西征军不可能在年余内就取得胜利,至少是更为艰难。他深谙战争中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道理,从始至终都担心政争影响战局,强调政争让位于军事斗争;他熟悉四川军队的现状,作出从各部中抽调人员组建西征军的决定,这有利于他掌握部队的控制权;他了解四川的物质条件,绞尽脑汁筹措军需、军饷,筹措的物质肯定不是充足的,但一定是可以应付的,否则不可能获得胜利;他理解宗教信仰对藏民的影响力、号召力,并利用宗教来为战胜对手服务,甚至化敌为友。若没有这些战场之外的谋划,西征结果当不是这样。这几个方面正是尹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战斗之外的,这又足以证明尹的军事谋略的全面和周密。










〔参考文献〕

 

〔1〕塔娜、喜饶尼玛《尹昌衡西征之影响》,《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2〕任新建《尹昌衡西征史料汇编》,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第182页。

 

〔3〕《民元藏事电稿》,第6页。

 

〔4〕《民元藏事电稿》,第5——6页。

 

〔5〕成都特派员函:《西藏风云录》二十五,上海《民立报》1912年7月8日。

 

〔6〕任新建《尹昌衡西征史料汇编》,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第184页。

 

〔7〕尹昌蘅致袁世凯电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8〕《致袁世凯胡景伊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原件,全宗号1011,案卷号4820。

 

〔9〕《尹都督在总政处提议纪略》,成都《国民公报》1912年4月30日。

 

〔10〕四川省成都市档案馆藏原件,档案号93-6-3519。

 

〔11〕 四川省成都市档案馆藏原件,档案号93-6-3519。

 

〔12〕任新建《尹昌衡西征史料汇编》,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第182页。

 

〔13〕任新建《尹昌衡西征史料汇编》,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第183页。

 

〔14〕《民元藏事电稿》,第7-8页。

 

〔15〕上海《协和报》第2年第47期,1912年9月7日。

 

〔16〕《炉城之五光十色》,上海《民立报》1912年9月23日。

 

〔17〕《民元藏事电稿》,第48-49页。

 

〔18〕《尹昌衡涕泣阻滇军》,上海《民立报》1912年10月5日。

 

〔19〕《民元藏事电稿》,第95页。

 

〔20〕《西征有志苦无钱》,上海《民立报》1912年10月1日。

 

〔21〕上海《协和报》第2年第47期,1912年9月7日。

 

〔22〕《炉城之五光十色》,上海《民立报》1912年9月23日。

 

〔23〕 成都特派员函: 《西藏风云录》三十九,上海《民立报》1912年8月1日。

 

〔24〕曾业英编《蔡锷集》(一)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第755页。

 

〔25〕《民立报》刊发此电时,将“昌、理之危” 改为“巴、里之难”。

 

〔26〕《所争只一盐井》,上海《民立报》1912年10月14日。

 

〔27〕《所争只一盐井》,上海《民立报》1912年10月14日。

 

〔28〕《南风报》第4、5期,1911年4月13日、6月11日。

 

〔29〕《 在政务处会议上的讲话》四川省成都市档案馆藏原件,档案号93-6-3519。

 

〔30〕《 在政务处会议上的讲话》四川省成都市档案馆藏原件,档案号93-6-3519。

 

〔31〕《南风报》第4、5期,1911年4月13日、6月11日。

 

〔32〕成都特派员函:《西藏风云录》二十,上海《民立报》1912年6月28日。

 

〔33〕成都特派员函:《西藏风云录》二十五,上海《民立报》1912年7月8日。

 

〔34〕四川省成都市档案馆藏原件,档案号93-6-2448。

 

〔35〕成都特派员函:《西藏风云录》二十五,上海《民立报》1912年7月8日。

 

〔36〕《尹都督对军界全体演说词》,成都《国民公报》1912年7月10日。

 

〔37〕成都特派员函:《西藏风云录》三十九,上海《民立报》1912年8月1日。

 

〔38〕成都特派员函:《西藏风云录》五十一,上海《民立报》1912年8月24日。

 

〔39〕《都督令一》,成都《国民公报》1912年8月17。

 

〔40〕曾业英编《蔡锷集》(一)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第786页。

 

〔41〕《民元藏事电稿》,第95页。

 

〔42〕《川边杂记》,上海《民立报》1913年3月16日。

 

〔43〕《民元藏事电稿》,第52-53页。

 

〔44〕《民元藏事电稿》,第67页。

 

〔45〕《南风报》第4、5期,1911年4月13日、6月11日。

 

〔46〕《民元藏事电稿》,第105-106页。

 

〔47〕《川边杂记》,上海《民立报》1913年3月30日。

 

〔48〕《整顿纪律之训令》,成都《国民公报》1913年3月8日。

 

〔49〕《尹硕权抵巴志详》,成都《国民公报》1912年12月14日。

 

〔50〕《川边杂记》,上海《民立报》1913年3月30日。

 

〔51〕《尹都督训令防、陆》、《尹都督慰劳昌都军士令》,成都《国民公报》1913年3月6、10日。

 

〔52〕《川边杂记》,上海《民立报》1913年3月22日。

 

〔53〕《民元藏事电稿》,第5页。

 

〔54〕《西藏风云录》,上海《民立报》1912年7月26日。

 

〔55〕《民元藏事电稿》,第5——6页。

 

〔56〕曾业英编《蔡锷集》(一)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第733页。

 

〔57〕朱绣《西藏六十年大事记》之记载,任新建主编《尹昌衡西征史料汇编》,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第160页。

 

〔58〕《民元藏事电稿》,第65-66页。

 

〔59〕《川都督报告派兵入藏情形》,上海《民立报》1912年6月18日。

 

〔60〕1912年《与罗纶通告各界文》,《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533页。

 

〔61〕《民元藏事电稿》,第5——6页。

 

〔62〕《民元藏事电稿》,第85页。

 

〔63〕《 在政务处会议上的讲话》四川省成都市档案馆藏原件,档案号93-6-3519。

 

〔64〕《民元藏事电稿》,第98页。

 

〔65〕《西藏选举之逐鹿》,上海《民立报》1913年4月28日。

 

〔66〕《 在政务处会议上的讲话》四川省成都市档案馆藏原件,档案号93-6-3519。

 

〔67〕成都特派员函:《西藏风云录》二十,上海《民立报》1912年6月28日。

 

〔68〕尹昌蘅致袁世凯电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69〕《民元藏事电稿》,第32页。

 

〔70〕《致袁世凯暨国务院电》,《《政府公报》第524号,1913年10月19日。

 

〔71〕《民元藏事电稿》,第107-108页。

 

〔72〕 《西征返旆》,上海《民立报》1912年10月21日。

 

〔73〕《川边杂记》,上海《民立报》1913年3月18日。

 

〔74〕成都特派员函:《西藏风云录》二十五,上海《民立报》1912年7月8日。

 

〔75〕《尹都督之对于藏民》,成都《国民公报》1912年6月17日。

 

〔76〕成都特派员函:《西藏风云录》三十九,上海《民立报》1912年8月1日。

 

〔77〕成都特派员函:《西藏风云录》二十五,上海《民立报》1912年7月8日。

 

〔78〕成都特派员函:《西藏风云录》六十二,上海《民立报》1912年9月10日。

 

〔7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原件,全宗号1011,案卷号4820。

 

〔80〕《乡番之呈文》,成都《国民公报》1913年3月7日。

 

〔81〕《尹都督对待乡番之办法》,成都《国民公报》1913年3月7日。

 

〔82〕成都特派员函:《西藏风云录》二十五,上海《民立报》1912年7月8日。

 

〔83〕《川边杂记》,上海《民立报》1913年3月22日。

 

〔84〕北京特派员函:《西藏风云录》,上海《民立报》1912年9月27日。

 

〔85〕《政府公报》第584号,1913年12月18日。

 

〔86〕四川省成都市档案馆藏原件,档案号93-6-2448。

 

〔87〕《民元藏事电稿》,第46页。

 

〔88〕成都特派员函:《西藏风云录》六十二,上海《民立报》1912年9月10日。

 

〔89〕《民元藏事电稿》,第47-48页。

 

〔90〕《致袁世凯胡景伊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原件,全宗号1011,案卷号4820。

 

〔91〕《尹镇抚电训孙刘》,《国民公报》1913年4月21日。

 

〔92〕《民元藏事电稿》,第32页。

 

〔93〕成都特派员函:《西藏风云录》六十二,上海《民立报》1912年9月10日。

 

〔94〕《民元藏事电稿》,第50-51页。

 

〔95〕《民元藏事电稿》,第66-67页

 

〔96〕《镇抚府名称又发现炉城》,成都《国民公报》1912年9月29日.

 

〔97〕《镇抚府权时落后》,成都《国民公报》1913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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