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昌衡西征与民初川边治理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2010年度青年基金课题《边疆政制建置与国家整合:以西康地区为考察中心(1906-1955)》以及四川省教育厅2008年度重点课题《国家整合与边疆政治:以西康建省为考察中心》的阶段性成果。

 

黄天华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1906年,清政府任命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在川边地区大力推行改土归流,为西康建省奠定了基础。然而,辛亥革命后,北京政府已不能有效控制康藏地区,晚清政府派驻的驻藏大臣和川军,以及北京政府任命的驻藏办事长官,都被迫离开了西藏;民初还发生了两次大的康藏纠纷和多次小的康藏冲突,使得川边地区基本上处于动荡的局面,而且管辖范围也缩小了很多,西康建省事宜因此遭到了顿挫。一直到1939年西康省才正式建立。其间,只有尹昌衡经边时期,才基本上维持了赵尔丰经边时期的规模。如今,将近一百年过去了,有必要认真梳理尹昌衡西征与民初川边治理的实际情形,以便更深刻地认识康区史以及康藏交涉史。

一、尹昌衡西征与川边经略使的设立

     辛亥革命之际,十三世達賴喇嘛在英国的唆使下,策动西藏各地掀起“反汉”暴动,他发布命令称:“自是以后,凡我营官头目人等,务宜发愤有为,苟其地居有汉人,固当驱除净尽,即其地未居汉人,亦必要为防守,总期西藏全境汉人绝迹,是为至要。”〔1〕藏军且进占察木多(即昌都)、江卡等地川边地区。当时川边全境三十余县中未被藏军攻陷者,南路仅有泸定、康定、巴安三县,北路仅有道孚、瞻化、炉霍、甘孜、德格、邓柯、石渠、昌都八县而已。

  为了抵制藏军的进攻,四川都督尹昌衡于1912年初设立筹边处,并任吴嘉谟为炉边宣慰使,“出关安抚一切”。筹边处随后密呈尹昌衡,要求速派重兵增援,其言曰:“有西藏则四川存,无西藏则四川亡;四川存则中国安,四川亡则中国危。……抑尤有陈者:边藏地大物博,国人称之为黄金世界,实我川肘腋间之宝藏。当此生齿日繁,民不聊生之际,若能保全兹土,尚可以实行殖民政策,消纳游民。否则生计愈穷,无所安置,川乱亦将永无敉平之望。”〔2〕其时,云南都督蔡锷、重庆总司令熊克武也先后致电北京政府,要求发兵救藏。尹、蔡诸人向国务院指陈:“藏亡则边地不守,边失则全国皆危。民国初基,强邻环伺,莽[蜀]之藏卫,即脱范围,内何以辑抚他族,外何以应付列强”;“民国建设伊始,若令藏境一有叛离,势必牵动全局”。但国务院认为民国未定,筹款困难,不能用兵西藏,“俟大局粗定,再集合群力经营西藏。”〔3〕5月10日,国务院电令钟颖接替联豫,出任民国驻西藏办事长官,主持藏政。但西藏局势继续恶化,不久之后钟颖也被迫离藏。北京政府不得不于6月14日命四川都督尹昌衡为征藏总司令,率军西征。尹氏于打箭炉设西征军司令部,内设参谋、秘书、军务、政务四处,指挥各路大军,收复川边失地。

  川军于9月3日攻克理塘,16日抵昌都,并很快克复昌都、类乌齐等地,并有继续入藏态势。此时,英国驻北京公使却向天朝正府提出强硬照会,主要内容有:(一)中国不得干涉西藏内政;(二)不得将西藏改设行省;(三)天朝正府不得派无限制之军队驻扎西藏各处;(四)如天朝正府不承认以上三条件,英国政府绝不承认中华民国之新共和政府。而且,“如果民国政府定欲征藏,继续派遣征西军前进,则英政府匪特于中华民国不予承认,且当以实力助藏獨立”。〔4〕北京政府在英国的威胁之下,不得不命令川军停止入藏,国务院致电尹昌衡说:“本年英使因传闻调派军队征藏,选次声明,西藏问题,总以日后和商,易为归结,倘现用武力,与友睦必有巨碍,酿出重大交涉,或直至冲突各等语。”“我派兵入藏,恐致不可收拾,一虑英人派兵,届时与战,则全国摇动,退则见侮于藏番。我不派兵则前此条约俱在,将来事定申明照办,我应享利权等暨巡警法律诸端,在条约者,尚可规复。藏番本弱,取之甚易,若我不派兵,英人尚无可借口,否则英兵入占据,即无办法,不如留作后图。能先复川边,藏中震慑,届时呈拟办法,候再与英使切确商论,当易结束,切不可冒昧轻进,致酿交涉,摇动大局。”〔5〕随后,尹昌衡停止入藏,积极经营川边。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在西征过程中川、滇两军一度因为争夺川边地区的管辖权而发生了争执。在尹昌衡奉命西征的同时,云南都督蔡锷也奉命派滇军助剿,蔡氏随即任命云南军政府参谋厅总长殷承瓛为滇军西征军司令。1912年7月,滇军自昆明出发,于8月26日攻克盐井、乡城。其肇因在于辛亥革命之际滇军“援川”时,曾占领了自流井、贡井地区,控制四川的财源之区,引起了川人和川军的恶感,使得以后川人对滇军入川大都不信任、不欢迎。尹昌衡即在西征途中数次发出电报,阻止滇军前进,意在独据川边。他指出“藏人抵抗力弱”,川军能獨立承担,如果滇军占领巴塘等处,反而使“川军右臂全断,边藏用兵,无从联络”。而且,即使滇军要征藏,也须归他指挥。同时,他对滇军“直取”川边产盐之地盐井县,也颇为不满。对此,蔡锷则予以力争,要求北京政府划清川滇用兵区域,“以宁静山东之巴里两塘及川边一带归川经营;惟山南之盐井地方距阿墩子四站,为滇边门户,实我军入藏必由之要路,其山西之江卡、波密、杂(瑜)等处,与滇边相近,向不属川者,均归滇军抚剿”;并迭电要求将盐井划归滇军管辖。

  北京政府为了防止两军“逼处”,引发纠纷,于9月21日下令:“川边抚剿,尹督自任专办,筹兵筹饷,悉由该督经营,滇自不必争。刻下昌都等处均驻川兵,殷司令(指云南西征军司令殷承瓛-引者)切勿轻进,转生枝节。”蔡锷随即电令殷承瓛撤军。1912年10月末,滇军撤出川边。11月11日,云南西征军返抵丽江。

  大约同时,对于尹昌衡的名分和权限等问题,北京政府也正积极筹议。1912年8月,代理四川都督胡景伊提请任命尹昌衡为“边藏宣慰使”,北京政府鉴于“藏事须与英人交涉办妥,方能宣布,此时尚多窒碍”,不予同意,却有意仿伊犁镇边使之例,授尹昌衡以川西镇边使,“节制川边文武以下职权区域,皆如川滇边务大臣之旧,庶可专一事权,整顿地方”。稍后,尹昌衡又提出在昌都组织“边藏镇抚府”,以为边地建设的总领机关。北京政府鉴于“刻下藏事磋商,尚未解决”,再次予以否决,而于9月26日任命尹昌衡为川边镇抚使,归四川都督节制。

  然而,尹氏对此仍有不同意见,他认为:“川边名称,对内固为适宜,对外则有利弊,盖边藏界址,素难分晰,南北两路,幅员尤宽,非趁此次经营,则他人反可借口川边二字,蹙我范围,一经失败,不可收拾。查边藏皆在炉关以西,不如定名为关西镇抚府,目前字义浑含,外人莫由干涉,将来努力充足,凡事便于扩张。”尹氏也有意置前军司令于昌都,待机西进,“以避入藏之名,而成制藏之实”。〔6〕但未能得到北京政府的同意。由于借机平定西藏之志未能得遂,尹昌衡随即要求回任四川都督,由胡景伊继任川边镇抚使。北京政府再次予以拒绝,并提出可以称之为“四川关西镇抚使”,并令尹昌衡“暂时以川边为限,毋得轻进,免生枝节”。1913年6月13日,北京政府正式任命尹昌衡为川边经略使,直接受制于中央。7月3日,又任命尹昌衡兼领川边都督事。

  尹昌衡在川边时,改定清末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代理清末川滇边务大臣傅嵩炑所置各县、设治局为府州县。其中,有康定府、理化府、巴安府、邓柯府、昌都府、太昌府,德化直隶州、甘孜直隶州、白玉知州,泸定、雅江、定乡、稻城、得荣、盐井、义敦、道孚、炉霍、怀柔、武城、贡县、察雅、同普、石渠各县,并规划有太昭一府,硕督、嘉黎两县。委定了县州府官,从事整理建设;裁撤了兵站部,设采运局,负责供给全边军械军需;设军务处,下设参谋局、军械局、总务局、军需局、军法局五局;设政务处,下设民政司、教育司、实业司、财政司四司;设边东、边西两道,以颜镡为边东观察使,王鉴清为边西观察使,王氏后又被任命为办理西藏交涉副使;军事方面,边北则进至昌都、恩达以内,边南止于盐井河西之欧曲、加大两村,其小昌都以西之地,毕土、门空等处,未能恢复,赵尔丰已经设治之科麦,察隅两治,亦没有收复;经费方面,则全部由川中支给,月拨银二十四万两。〔7〕值得注意的是,尹昌衡还对川边地区的地名产生了重要影响,据孙震回忆说:“现在西康之‘昌都’(原名察木多),‘硕督’(原名率般多),‘太昭’(原名江达)各县,均因尹氏名昌衡号硕权字太昭而定名。”〔8〕

  1913年11月1日尹昌衡因病请假,川边都督由边东观察使颜镡署理;8日北京政府准予给尹昌衡病假三月。1914年1月3日,北京政府下令裁撤川边经略使兼都督事,“尹昌衡留京另侯任用”,任命张毅为川边镇守使,归四川都督节制。2月2日尹昌衡在北京被拘禁。尹昌衡经边时间虽然不长,却制止了藏军的东进,而且基本上恢复赵尔丰时期的经营规模,一度稳定了康藏格局,对后来的中英西藏交涉以及川边治理产生了重要作用。

二、川边镇守使与西康屯垦使的设立

  1914年张毅任川边镇守使后,在镇守使署内设第一科和第二科,分别主办内务、司法、教育、财政、实业、交通等;呈准北京政府,设川边财政分厅,推行新税,如验契税、屠宰、印花、酒税等,增设了杂税整理处;改定乌拉支应章程、征收支拔粮税章程,并准备成立川边官银行,以调剂金融;对于桥梁、道路、军事邮递等都有所整修,恢复了各县官话学堂;拟定垦务扩充计划,岁支三万余元,所有招垦夫、置农具、给耕牛种籽各费,皆有详细算计;巴安印刷、制革两厂也责成县知事兼管,并将其开支列为川边经常预算。为紧缩地方政府经费,将各县定为三等,一等县经费七百元,二等六百元,三等五百元,设治局三百六十元;并将原有边军11营分为三统,以北路督战官刘瑞麟为全军统领驻巴塘,刘赞廷为分统驻宁静,彭日升为帮统驻昌都。

  在北京政府应付西姆拉会议的过程中,川边镇守使多次与外交部会商川边和西藏的界址,发挥了积极作用。外交部明确指出:“西藏议约,界务辣手,非有确证,难资争辩。前边务大臣(赵尔丰)曾将巴塘、理塘、德格、东科、章谷、瞻对、乍丫、察木多等处次第改流;并将罗科、俄洛、色达、三岩、波密等处收服;又收服前赏達賴之江卡、贡觉、桑昂、杂俞、类乌齐、硕板多、洛隆宗、边坝等地。”外交部要求川边镇守使将相关“全案卷宗,并将投诚原结拍照送部。至我军在会议前兵力范围所及,极西抵于何处,驻兵地点有几,又察木多处有无教堂”,统统查明电复。张毅回电称:“至边军极西驻扎地点一层,在前清时,边军本进驻江达。反正之初,秩序紊乱,逆匪乘隙骚扰,嗣派兵填防,甫至察木多属之瓦合寨,及三十九族之葱坡埂两处,适奉电阻勿前进,不特我军未及藏界,即川边固有之地亦未收复。”他认为西藏“一脱我之羁绊,即入英之范围。此际如许藏人多占一分地土,不特川边损失一分领土,且将多受一分侵害。即就地利论,江达本属天堑,为察木多门户,苟非我有,则察地以西,无险可扼,防守特难”。他主张:“无论江达非复边有,即察木多一带,亦在要索之列。日蹙百里,后患何可胜言”。〔9〕这对中国在与英国的谈判过程中坚持自己的权益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1914年夏,北京政府将川边地区改设为川边特别行政区,归川边镇守使管辖,并裁撤尹昌衡所设之边东、边西两道。国务院和内务部在给总统的呈文中就说:“川边地方,介处蜀滇之间,原为前清川滇边务大臣辖境。嗣后改土归流,各县次第成立,业经前川边经略使呈报,经由本部据情呈明在案。是川边与川省划疆分治,习惯既久,因沿綦便。稽其辖地,东障四川,西控卫藏,南接云南,北连青海,山脉纵横,形势扼塞,匪独川滇之辅车,实为西南之屏藩。为巩固边防计,自非独成一区不足以便措施,而期完密。”稍后国务院即决议将川边地区改为川边特别区域,其言曰:“川边毗连藏地,现际藏事未定,关系紧要,自应仍循清未旧制,将川边之康定等县划为特别区域,归川边镇守使管辖,以专责成。”〔10〕

  同年9月,驻乡城旅长稽廉以营长陈步三违令轻进贡嘎岭,撤其营长职务。随后,陈步三借口稽廉克扣军粮,率部杀旅长稽廉及旅部人员19人,并进占雅江,焚毁新建的河口钢桥,进逼川边重镇康定。镇守使张毅因无兵可调,仓惶逃跑,城中居民纷纷避往乡间。陈步三入城后大肆劫掠,然后逃往四川,不久,在乐山被捕获法办。这次事件中因张毅失守康定,袁世凯将其撤职,另委刘锐恒继任川边镇守使。

  1915年5月,刘锐恒继任川边镇守使。镇守使下又设参谋长管军务,秘书长管民事。其时张毅又被任命为川边财政分厅厅长,分厅设于康定,与镇守使署平级。同年10月,北京政府改委李宝楚为川边财政分厅厅长,张毅交卸回川。1916年2月20日,北京政府又委李宝楚兼任川边道道尹。刘锐恒任职期间,各项事务多依旧规,并没有什么新的开拓。

  1916年8月,川边再一次发生兵变,驻康定边军第十一营营长傅青云索饷哗变,劫掠全城,城中商号无一幸免,财政分厅保存的四川协济的现金及美丰银行的钞票,亦全数被劫。傅青云后被陈遐龄团长率军击溃。刘锐恒则因此次兵变被撤职。时适滇军入据川省,滇人殷承瓛遂被任命为川边镇守使。

  1916年秋,殷承瓛接任镇守使,并请准熊廷权为川边道尹兼川边财政厅长,且归镇守使管辖,“自是而全边治权,乃定于一尊矣”。殷氏依据张毅所定知事奖罚学行章程,将全边各县知事,加以考核,量才更调;依据征收考成单行章程,饬行财政分厅将各县之征收田赋成绩,一律加以考核,咨报财政部,并将各县课员,连带考核;并呈准中央将炉关划归川边直接监督,使常、茶两税成为边地直接收入;又以川边欠饷,川中无法筹拨,请准将川边解部之直接新税截留,作财政部协济边款之用。

  1917年,川中滇军为川军击败,周道刚继任川督,殷承瓛被撤职,北京政府另委熊克武为川边镇守使。因熊氏未赴任,殷承瓛乃致电北京政府保陈遐龄“护理川边镇守使,保康明良为道尹,保陈启图为财政分厅厅长”。1917年10月16日,北京政府电令:“熊克武未到任以前,川边镇守使由陈遐龄护理。”1918年2月2日 北京政府正式任命陈遐龄为川边镇守使。7月任命康明良为川边道道尹,陈启图为川边财政厅厅长。就在陈遐龄接任川边镇守使前后,川边地区发生了“第二次康藏纠纷”。〔11〕这次纠纷使得藏军的实际控制线向东推进到金沙江流域,而川边当局所能控制的地区,仅剩甘孜、瞻化、巴安、盐井、得荣、定乡、稻成、理化、雅江、炉霍、道孚、丹巴、康定、泸定、九龙十五县。〔12〕

  陈遐龄任职镇守使期间,边局紊乱,“边地因边饷无着,地粮皆拨充军食,所有各县经费,仅能坐支四成,一切政治设施,悉皆停顿。故陈使守边八年,于边政无一可纪之成绩”。〔13〕1923年四川内战又起。陈遐龄从他所部各旅中挑选精锐,由他亲自率领入川参战,意图分得一杯羹。但在新都石板滩一战,被四川军阀刘成勋打败,损失甚重,溃不成军。陈到北京求援,未果,遂留在北京当寓公。

  1925年春,陈遐龄被北京执政府撤职,刘成勋被任命为西康屯垦使,并将川边特别行政区改设为西康特别行政区。刘成勋长驻雅安,在康定置屯垦使行署,以孙涵驻康定管理边事,韩光钧为川边道尹,分管民政。后刘成勋又废川边道,改设康东道(驻理化)、康北道(驻甘孜);设政务厅,任陈启图为厅长;设实业厅,任孙式兰为厅长;设财政厅,任谭励陶为厅长。刘成勋还设立了康定初级师范学校和西康陆军军官学校,近代出身康区的著名人物格桑泽仁即毕业于西康陆军军官学校。1926年12月,刘成勋在雅安易帜,脱离北京政府,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三军军长。1927年夏,刘成勋被刘文辉击败下野,刘文辉接管西康。

余论

  民初川边地区举办的建设事业之所以不多,治理措施之所以不得力,原因甚多,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三方面:

  首先是川边地区一直处于动荡的局面。民初川边除了爆发第一、二次康藏纠纷外,还有很多小冲突,使得康藏双方一直处于紧张对峙局面。1914年3月,调查员周文藻就向北京政府报称:“藏匪□集下噶茹、桑多打堆各处,迫胁百姓,帮兵彭统领分兵防堵,战事甚烈,伤亡颇多,昌都地面广阔,仅有四营兵力,过少。桑昂、杂瑜尚未收复,匪可袭我军后路。”〔14〕1920年3月22日前后,“藏番满拉,又率兵五千,进攻川边,占领乌济德格等十一县”。1921年5月16日,“川边藏番,近分两路内犯,一由泥马宗趋雅江,一由康定属之甲埂霸直趋康定”。1922年3月28日,“经陈遐龄连日攻擊,(藏番)近始不支,向藏边退却”。〔15〕

  其次是民初缺乏有力的中央政府。陈启图就指出:“民九以后,北平徒拥中央政府之名,而威权日替,国帑日绌,自身且不能保,政令不出国门,何能远及于荒寒之川边?”他又说:“民元以来,恒以当国者之关系,而定中央与地方之关系,关系深则事业宏,关系浅则接济薄,一切国计防务,率皆论人不论事,此固国人所公认者。陈使(即陈遐龄——引者)既无党系,又无奥援,徒以向北之故,为当国者所默许,民国七年,段合肥(原辑者注:段祺瑞)当国,其时正筹西北大计,有此两因,故陈之代表请求,尚能有相当之接济。其后靳翼青(原辑者注:靳云鹏)筹统一,陈使与川中附北一系,尚有联络,故所请之械款,亦获得数度之发给。迨合肥再度入京执政,陈以附吴之故,合肥遂撤其镇守使之职。”〔16〕

  再次是四川政局的持续混乱。据载,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三五年,四川发生的内战,“共有四百七十八次。平均来算,每月应该有两战。”〔17〕军阀内战如此频繁,使得四川几乎不可能对川边地区有实际的支持。军阀们大都把目光集中于四川内地,未曾充分重视边藏问题。而川边地区各主政者也不时卷入川战漩涡,使得边备空虚,治边无人,吏治废弛。论者就指出:“陈遐龄在位十三年,居康定者十之三四,居雅州者十之六七。垂涎百尺于四川之地盘,而弃关外各县如敝屐。”而刘成勋“虽受命为西康屯垦使,实未尝出雅州一步。雅州距康定又五百余里,于是乡(城)稻(城)四县,完全脱离西康政府之管束。”〔18〕从殷承瓛、陈遐龄、刘成勋等人的上任、离任,在在都可看出四川局势演变对川边的连带影响。而川边地区与四川不能协调一致,则导致川边缺乏后援力量。

  需要指出的是,民初川边治理不力深刻影响了川边的民心向背。由于历任川边镇守使的放任,“关外诸将士纵兵虐民。地方牧令,更猥杂无伦,市侩其行,恣意蹂躏,边民无所控诉。藏人遂得乘隙要结,嗾其背叛,历年溃兵军械,又大半为蛮人所得,益有所恃,故一经开衅,汉兵靡不失利,盖由主客之形既判,众寡之势又殊,遂至屡战屡蹶也”。加之当时驻军战斗力很弱,不能很好地镇慑地方,造成的后果就是边民十分怨恨汉官驻军,“职是之故,藏兵一到,相率望风投降,驱逐汉官驻军,实非有爱于藏方也”。〔19〕刘禹九也指出边军的“放纵无度”使得川边民众滋生“叛意”,其言曰:“兵卒日寻蛮民而鱼肉,小有事故,辄诬为反叛,勒兵剿洗,盖利其财也。喇嘛寺尤为人人注目之所,察木多、咋雅、烟袋塘各寺,均为呼图克图坐禅地,辉煌庄严,即建筑工程,每处亦不下数十万金,其储藏尚不在内,均为彭、刘等军毁于一炬,大掠其所藏,而以剿叛报功,反得晋崇职、给勋章。蛮民由是痛恨边军,始真有叛意矣。”〔20〕当然,也有部分民众自愿归汉官管辖。以前属“藏番管辖”的莫东、董日两村头人即于1916年9月向同普县知事呈报愿意归附:“前赵大臣(即赵尔丰——引者)抵边,各属改流设治,而头人等地方偏居一隅,竟置化外。头人等屡欲输诚内附,虚愿莫偿。今值知事大人来同,仁风善政,遐迩咸钦,百姓等特具结前来委托头人代达,甘愿归同普管辖,完粮纳税,支应差使,伏乞俯纳,俾头人等两村人民得托庇宇下,有所依归,则感激无暨矣。”〔21〕

  综上所述,民初北京政府根据川藏边情的演变,先后设置了川边经略使、川边镇守使、西康屯垦使等地方长官,并划设川边地区为特别区域,以此来加强对川边地区的治理。川边地方当局也确实采取了一些措施,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由于北京政府式微、国内政局持续混乱等因素,川边地区基本上处于动荡不安的局面,因此其治理成效并不显著。






〔参考文献〕

 

〔1〕牙含章《達賴喇嘛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0页。

 

〔2〕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1911-1936年)》,台北四川文献研究社1974年版,第37-38页。

 

〔3〕吴丰培辑《民元藏事电稿》,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11、4页。

 

〔4〕牙含章《達賴喇嘛传》,第248页。

 

〔5〕吴丰培辑《民元藏事电稿》,第31-32页。

 

〔6〕吴丰培辑《民元藏事电稿》,第78、94页。

 

〔7〕陈启图《廿年来康政得失概要》,收入赵心愚、秦和平编《清季民国康区藏族文献辑要》(上),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205页。

 

〔8〕孙震《八十年国事川事见闻录》,四川文献研究社1979年,第30-31页。

 

〔9〕四川省档案馆编《近代康区档案资料选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15页。

 

〔10〕四川省档案馆编《近代康区档案资料选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7页。

 

〔11〕关于第二次康藏纠纷及其对川边局势的影响,请详见黄天华《国家建构与边疆政治:基于1917-1918年康藏纠纷的考察》,《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3期。

 

〔12〕刘赞廷说:“计此次(纠纷)失去地方为恩达、昌都、察雅、贡县、同普、德格、邓柯、石渠、白玉、宁静、科麦、察隅,共十二县,所存者为巴安、武城、盐井、义敦、得荣、定乡、理化、稻城、雅江、九龙、盐边、盐源、瞻化、甘孜、炉霍、道孚、丹巴、康定、泸定十九县。”刘赞廷《三十年游藏记》,收入张羽新、张双志编纂《民国藏事史料汇编》(第二十册),第137页,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

 

〔13〕陈启图《廿年来康政得失概要》,收入赵心愚、秦和平编《清季民国康区藏族文献辑要》(上),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216页。

 

〔14〕莫明《民国藏事档案类编》,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85页。

 

〔15〕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1911-1936年)》,台北四川文献研究社1974年版,第248、273、279页。

 

〔16〕陈启图《廿年来康政得失概要》,收入赵心愚、秦和平编《清季民国康区藏族文献辑要》(上),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218、228-230页。

 

〔17〕李白虹《二十年来之川阀战争》,废止内战大同盟会编《四川内战详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79页。

 

〔18〕任乃强《西康图经·境域篇》,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版,第69页。

 

〔19〕陈启图《廿年来康政得失概要》,收入赵心愚、秦和平编《清季民国康区藏族文献辑要》(上),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217页。

 

〔20〕刘禹九《拟设筹边处经营边藏策略》,收入赵心愚、秦和平编《清季民国康区藏族文献辑要》(上),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172页。

 

〔21〕四川省档案馆编《近代康区档案资料选编》,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