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昌衡先生的精神世界

——獨立自由之思想、囻主共和之追求

 

郑绍昌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公元前841年,是中国历史有明确纪年的第一年,史称共和元年;故中华民族向往“共和”之史迹可上溯至三千年前。一百年前,辛亥革命推翻了专制皇朝,建立了囻主共和的中华民国。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最伟大的政治变革,是中华民族对世界囻主潮流的正面回应,是无数囻主先驱心血凝成的历史丰碑。

  尹公昌衡不愧为这群囻主先驱中最为出类拔萃的志士仁人。中华民国之创立,直接缘于武昌首义,而武昌首义之成功,端赖于四川保路风潮和四川民国军政府排除干扰、稳定全川,予以强烈支持。在其中,尹公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观尹公一生事功和学术,可书之于史者甚多,而尤可注意者则:

一、坚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尹公童年困学,弱冠远游,青年时已成就囻主建国、捍卫共和国领土完整之大业,未及三十而为上将军,可谓功成名就而踌躇满志。然因抵制乱命、反对袁世凯称帝,与蔡锷同时被软禁北京,不久便下狱。嗣后,袁氏事败身亡,尹公洗雪诬陷、得脱囹圄,北洋政府和南方革命党均百计欲得其助力,皆以理拒之而退求至道。尹公认为,革命党所欲打倒者既非“桀纣”而所拥护者亦非“尧舜”,两者以暴力相搏,只会给人民带来苦难。后数十年,国事纷纭、群雄并起,其同学好友如冯国璋、李烈钧、阎锡山之辈,旧属门生如李宗仁、白崇禧之类,先后风云于中国政坛,而尹公獨立特行,视功名富贵如粪土,潜心求索中华民族走向真正的囻主、共和、昌盛、至乐之大道。事实证明,前列所谓风云人物,或假借“革命”、“囻主”之名义,行谋取一己私利之实;或被势主裹胁利用,虽奋斗一生于国事不无裨益,终究未能实现囻主共和之理想,而生灵涂炭、亿万苍生已付出惨重代价。

  尹公卓尔不群之识见,由来有自。其早岁于北京狱中曾赋《锦江老妪曲》一首。诗中“只有六经传介子”之句,反映其獨立之精神。介子推曾与晋公子重耳避难出奔,艰险相随、周游列国多年。重耳返国后即位为晋文公(后为春秋五霸之一),而介子推归田奉母。文公不忘旧交,请其入朝为官,而介子推奉母避入深山。于是文公派人放火焚绵山逼其出。子推坚不屈服,与母同丧火海。后人仰慕其狷介高洁之志,以寒食节禁火纪念之。然此犹一般人皮相之见——即使不愿做官,又与孔子所定之“六经”何关?后世称“隐士”者大有人在。所谓隐士不外想做官而不能者,或主张不被世主所赏识者。唐朝读书人更有隐居终南山以扬名,而更快地做官,所谓“终南快捷方式”者是也。而有诗云:“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家”,即为此辈之写照。介子推则完全不同,他所抱之宗旨是“知识不必为政治服务”,知识分子——“士”不必为君主服务。此即陈寅恪先生认为必须以生命相守的“獨立之精神”。有此獨立之精神,始有自由之思想;无此獨立之精神,则其思想必屈从于权贵、依附于“主义”。尹公认定,介子推之獨立精神传自孔子之“六经”。观尹公之“归田退思”,既非无做官之机遇,亦非无政治军事之才干,而是出于对“獨立之精神”之自觉,并时无两而至为可贵者也。尹公“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所追索者为何?答云:人类囻主、至乐之大道也。

  尹公五律《困极有感》后四句说:“孔孟去已远,拿华非我先。会当辟奇境,独拔五千年”。尹公本于孔孟儒家思想自不待言,然孔孟去今已两千余年,必须与时俱进吸收、融合当今文明世界所公认之普适价值。无论法国(拿破仑)、美国(华盛顿)俱应学习,但不能简单照搬而需与中国之社会实际、文化传统有机结合。尹公坚信——总有一天(会当)能融合全人类所有文明成果,创发“独拔五千年”之空前的“至道”。相信此诗作于尹公晚年在探索中将有得而犹未得之际,故名为“困极有感”。其之所以陷入思想困境,即因不愿人云亦云而坚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故。此四句诗,既是尹公之自勉,也是其精神境界之写照。

  尹公著作等身,其《唯白论》蔚为大观(“白”读作兹,意为心之觉悟)。据尹公自谓,此书集宇宙观、人生观、性命观、政教观、万物观、事理观于一体。又说:“此《论》一日不传,(则)世界一日不治,人心一日不明,众生一日不渡”,则此书为明人心、渡众生、治世界而作,且并收兼蓄儒释道三家“天人合一”、“内圣外王”、“明心见性”之学说。虽其论“白”之部分内容,或不能被首肯,然人们不得不承认:“明人心”为“治世界”之必由之路,实为万世颠扑不破之真理。此书版行于1931年(辛未),而后尹公在论孔孟、老庄之书中又推演日新。其根本宗旨皆在于去人心之蔽,从而达至囻主至乐之境界。观今日人类世界之乱相怪像,虽各有其具体之原因,但推究至于极,无不起于心性迷乱,邪念作祟。是故《论语·为政》记孔子言:“为政以德”,紧接着说:“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行文至此,不禁想起陈寅恪为王国维写的碑文:“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二、追求囻主共和之政治理想

  尹公自早岁即解脱“忠臣义士”之情节,转而确立囻主共和之理想,从不被任何党派之宣言、领袖之意志所动摇,可谓“一以贯之”于终生。当其在中华民国四川军政府大都督任内,处理“满城”之举即一证也。屠夫赵尔丰振压保路风潮,杀人如麻。尹公擒获尔丰并将其明正典刑,犹未能平息众怒。蜀人对赵尔丰所代表之满清政府的怨愤,转而迁怒于居于成都王城之所有满人。四方八面之民军皆执戈围攻满城。城中满族人命悬一线、势如垒卵。当此之时,尹公“乃单骑诣其门”,挥退围城民军,入城抚慰曰:“五族犹兄弟也…安忍灭诸君乎?”又规劝满人放下武器,拥护囻主共和,并予以生活给济。又让副都督罗伦入住满城,以安定人心。一面晓谕蜀人:赵尔丰之罪不得迁怒普通满人,凡我各族人民俱应同享共和,于是“满汉咸睦”。尹公视古今中外一切人民“皆我同胞”,以悲天悯人之胸怀,抱全人类共和之期望。辛亥革命之际,各地或多或少发生过伤害满民以泄愤之事,而唯独在成都——赵屠夫种下仇恨最深之地,反出现不伤满民一人而满汉咸睦之奇迹。此则不能不归功于尹公崇尚“共和”之理想真实不虚,且实现“共和”之措施切实有力。

  西征途中,尹公致电当局分析历来地方治乱之由,确认囻主为中国政治之唯一出路。电文略云:“查前清之际,无年无战。推厥由来,均由吏治窳败,边民言语难通,边地交通不便,吏易欺上,民情难达,既无议会以监督官吏,又无报纸以疏通下情,非有积忿,不肯发泄。及其既发,遂多暴行。每因一吏失政,竟致烽火频惊,推原祸始,情实可矜。”文中所言:政治腐败、官吏贪墨为集权专制制度之痼疾;语言难通、交通不便乃少数民族聚居边远地区之常态。由此而导致民变,数千年皇朝时期屡见不鲜,不足为怪。然而辛亥革命,建立民国之根本宗旨即为实施囻主政治。囻主政治必须有选举产生之民意机构约束政府,必须有新闻自由之媒体“疏通下情“监督政府。在尹公看来,此举不仅为治理全国之根本大计,而在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尤当率先实行。由此可见,尹公实心囻主,迫切期待囻主政治在中国之全面实现。

  其后,尹公拒绝南北两边的邀约,究其根本原因,即已洞悉双方均非真心实意谋求囻主共和建立于中国之人。尹公怀抱囻主共和理想而奋斗之未竟之业,正有待于后人继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