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昌衡宗教思想初探

符静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尹昌衡(1884-1953),字硕权,号太昭,别号止园,四川天彭(今彭州市)人。尹氏在辛亥革命时期曾经平定成都兵变、斩杀川督赵尔丰、促成成渝两军政府的合并、担任四川军政府都督、在袁世凯的任命下领兵西征并平定康藏叛乱等,这些军功、战功以及军校的师承人脉关系使得尹昌衡成为了辛亥革命时期在四川乃至全国都有影响力的人物。1914年〔1〕,尹昌衡因不愿为袁世凯效力而被囚禁北京二年之久,出狱之后又因声名所累而屡被各级政要软禁、排挤、利用。自此,在政治上有宏图大志却又无法施展抱负的尹昌衡只得赋闲在家,著书立说直至去世。

  相对于尹昌衡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影响力而言,目前学界对他的研究仍很缺乏。为数不多的成果大都集中在探讨尹氏担任四川军政府都督和西征康藏时期的军事、政治方面,而对于他的思想发展历程则鲜有研究。〔2〕实际上,尹昌衡自北京出狱后就将大量精力集中在著书立说上,《止园丛书》、《止园昭诠》、《止园道经释要》、《理海初集》、《生民常识》、《天囚独善论》、《唯白论》等在十多年的时间里相继写成。洋洋数百万字的著作不仅展示了尹昌衡的多面知识结构,也表露了他的内心世界,而这其中关于宗教思想的大量论述更是体现了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呼应着他的生活经历,成为了指导他所作所为的思想本源。作者有幸看到尹氏大部分遗著,不揣冒昧,希望通过解读尹昌衡的宗教思想推进对尹氏本人以及当时社会的研究,不当之处,还请专家指正。

一、合流诸教,首推“孔教”

  1916年尹昌衡出狱后,又不幸先后被软禁在北京和南京达两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写下的大量著作中有不少关于宗教和教派的理论。他首先论证了“教”对于治国和修身的重要性:

教治人心,政治人身,教杜祸无于形,政救乱于已发。不以教加于政之上,而以政加于教之上,非所谓倒置者欤?〔3〕

  尹昌衡劝告当权者仅凭“政治”来立国并不可靠,因为政治统治只能控制“人身”,而不能引导“人心”。若想让人民生活富足,自然归顺,必须借助“教”的力量,并针对乱世发出了“今中国非教不救,天下非教不平”〔4〕的呼吁。尹氏所谓的“教”究竟为何物呢?他在反复论证了古今中外的各类宗教信仰和与之相系的哲学思想之后,明确答复到:“莫如孔子”〔5〕。

老佛耶回之所有,孔子无不备;老佛耶回之所无,孔子无不周;老佛耶回之所精,孔子无不逮;老佛耶回之所过,孔子无不救。大哉孔子!无间然矣!此非国教,乃天下万世之教也。〔6〕

  立教之本,成己成物,此古今天下所不异者也。施教之末,因时因地,此古今天下所不同者也。〔7〕

  尹昌衡所称的“孔教”实际上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用儒家学说来治理国家当然并非尹氏首创,但他在此基础上又另辟蹊径地提出了“观同道通,观异道穷”〔8〕的“融合”理论:

  今若以孔老佛耶回之同而來之,则得圣人之真;以孔老佛耶回之异而求之,则失圣人之正。〔9〕

  在尹氏看来,儒学、道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所展示的哲学理念都是一体相通的,各个派系之间之所以会产生门户之见,是因为修行者没有用一体大同的“世界眼光”来看待它们,反而“坐井小天,怀石拒玉”,为了固守自家门派而陷入思想的困境,导致本应该是强有力的教化民众的宗教思想却各自为阵,互相攻擊。〔10〕尹昌衡进而旁征博引,用儒、释、道、回各派的经典著作来解释各教派的相通之处,提出了:

故吾愿存诸教而亡诸教,有诸教而无诸教,以合于一,而守其素。……吾是以欲诸教统于一教,其名曰道,无极永保。〔11〕

  予考诸教之真,折衷以正,欲以孔子之旨设教会于全国,覃及于万邦。〔12〕

  尹氏希望在儒家学说的基础上折衷调和其他宗教,即“合流诸教”,形成他所谓的新“孔教”,或者称“道”,这与传统儒生囿于门户之见而坚决排斥佛老的态度是大不相同的。当然,合流后的诸教,还是要以“孔教”为指导,正如尹氏所说:“邹魯亡,而孔孟不亡,即秦汉亡,而孔孟亦不亡也;唐宋亡,而孔孟不亡,即明清亡,而孔孟亦不亡也。由此观之,政济一時,道贯千古。……惟教为治,惟教为平,惟教为乐,惟教为强,惟教为尊,惟教为富,惟教为大,惟教为久。”〔13〕由是观之,“合流诸教”的实质就是一个在儒家传统学说的核心基础上又加入道教理论,且不排斥中外各教派的宗教思想。

  尹昌衡这一宗教理论的产生与他的求学经历有很大关系。尹氏生于晚清,幼年时就读于成都锦江书院,他曾描述当时的学习情景:“时海风内渐,儒士皆弃旧趋新。予乃宵习旧于私家,昼习新于公塾。”〔14〕时人谈及幼年尹昌衡时也提到:“昌衡性极聪颖,精力过人,尤好儒学,多诵览。久之,乃大悟曰:‘圣贤之学,只在一心:清明、刚毅、仁厚。’由是刻苦淬励,每日立簿记心者数年。”〔15〕锦江书院是清代四川著名的官办书院,以培养为朝廷服务的科举人才为已任,但到了尹昌衡读书时期的晚清,西风东渐已然影响到了学校,这使得尹氏幼年时期既打下了传统儒学的底子,又接触了西方文化。青年时期的尹昌衡留学日本,在接受军事教育之余仍然奋发钻研文化知识,“无间息读汉文书,乃手卷冒风雪,夜读路灯下。”〔16〕友人也说:“昌衡于东京时,目不斜视,口不轻言,矩行规步,日夕以宋儒书置座右。及因国伤心,乃纵情诗酒,又好读庄老。”〔17〕可见,尹昌衡生活在中西文化冲突的晚清时期,加之又有留学经历,这为他的思想并不固守一端而是能兼容并包打下了基础,我们从尹氏“合流诸教”的理论里也可印证他的读书旨趣。

  然而,尹氏提出建立“孔教”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学识背景的影响,更重要的应该是这一时期政治环境带给他的冲击。辛亥革命后的中国虽已结束了封建帝制,但国内政局并不平静,封建残余妄图复辟,政府要员争权夺利,军阀土匪又连年混战,加之还有虎视眈眈的外国侵掠勢ㄌ。面对这样的局面,既有儒家治国思想又受过外洋军事教育的尹昌衡很希望有一番作为。然而现实并不如愿,辛亥革命前后的短暂军事辉煌换来的是袁世凯政府对尹昌衡的忌惮,当局用莫须有的罪名将尹昌衡下狱。牢狱生涯和软禁岁月在一定程度上打磨了尹昌衡的锐气,正如他形容自己当时的心境:“今旦夕在死地,无以慰,如微火炼金,不溶不淬。乃悲壮忧懑,时从中來,无以祛。”〔18〕曾经屡立战功且心高气傲的尹昌衡在狱中开始自我检讨,将这种下场归结为自己“猝然富貴,不思保泰持盈,而轻率喜功”〔19〕,甚至钻研《周易》卜算吉凶。尹昌衡在痛苦反省的同时也沉下心来思索,他大叹“兵之为祸烈矣”〔20〕,“欧西竞长,杀人盈城,南北纷争,五族自圯,不识何所为而然”〔21〕。自己为什么会被不同党派的当政者排挤,是什么引起了人类的战争等?尹昌衡最终将答案归结为思想信仰的不统一。各党各派只是在为一己私利而争夺不休,导致战祸频繁。“教,人争久矣,人之死多矣。中国之士伐异端千秋不改,欧洲之民攻他教百年长战,是圣人之所以救人者转以杀人也。”〔22〕“异端”要伐,“他教”要攻,天下自然难以太平。因此,要达到儒家所谓的大同理想世界,就必须首先统一思想。而统一思想的步骤并不是依靠战争来分别彼此宗教信仰的优劣,而是应该兼容并包,吸收各教派的优点,最终归聚于儒家学说的大旗帜之下,“不偏不党,无我无朕,统而一之,大道永定”〔23〕,“圣教于是永隆,生民于是永康,极乐无疆”〔24〕。

  尹昌衡要消灭门户之见的“合流诸教”的思想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尹氏的儒家传统学说、大同思想,甚至政治思想和政治都是一体的。尹氏这一阶段的不少著作都在宣扬儒家学说,比如针对社会“伪学炫俗,是非蜂起”而作的教导人“明性与天道”的《原性论》,教人成己成物以“示道德之准”的《圣学渊源诠证》,以及阐述大同的《王道法言》和“复先王之政”的《经术訐時》等。〔25〕尹昌衡还在不少著作里提到了平等、大同的理论,他认为“苏维埃立均等之基,此犹囿于法也,而高于兵”〔26〕,甚而在不支持新生的共产党〔27〕时也赞成用“不伤一人”的合理的方式实现“共产”〔28〕,达到天下一家,世界大同。尹氏在1920年归川后被迫写下的“归隐宣言书”里曾声明的“从此不党南以谋北,亦不党北以谋南”并不仅仅是出于自保,这与他当时的思想也是一致的,他发出的“南北一家,不宜有贰。……省界党界,万不可自分”的呼吁,也确实是出自于内心的想法。〔29〕这一时期的尹昌衡虽然表现出了对政治的无奈,但也并未完全灰心失望,他还是抱着入世的心态来拯救国家。1917年12月被软禁时期,他向段祺瑞上书“请赴欧战”,希望与其困在笼中坐以待毙,不如应身起战打击侵掠。〔30〕在没有回音之后,他又积极为实现建立“孔教”的理想而奔走。1918年,尹昌衡上书请在北京设立“孔教专校”,当局敷衍塞责地回复说:“孔子之道,昭若日星,全国人民,自知归仰,似不必设立专校,派遣生徒,周行州邑,规规然踵其他宗教之后尘也。”〔31〕两年后,他又再次向当局上了近七千字的“请建孔圣堂说明书”,重申了“非孔道无以建极”,“非立教无以固国基”的思想。〔32〕尹昌衡用道德说教的形式劝告当权者应将眼光放得更长远,论证武力治国是下下之策,只有用传统的儒家理论“怀柔”百姓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基,并且不断努力,呼吁各方想要将之付诸现实。然而,在军阀混战的中国,尹昌衡的“融合”观点、“大同”理想显然是画饼充饥,绝不会被当权者真心采用,尹氏的思想自然也只能被付诸笔墨,束之高阁。

二、援佛入儒,由儒入佛

  尹昌衡中年以后逐渐沉迷于佛教,钻研佛法,苦练禅功,他的佛学理论是由浅入深、步步积累而成的。

  尹昌衡青年时期就开始体验佛学。1916年,他在北京狱中心潮起伏,感慨自己因际遇坎坷而“心不能一息止而不思,目不能一日止而不窥”,为了让自己心思沉静下来,他钻研《周易》并感慨“佛氏云四象皆空,此《易》之余绪也”,由此写成《止心篇》,“以遏妄念”。〔33〕《止心篇》实际上贯穿了佛学“摄心专注不散”和“体察主义”的“止观论”。狱中的尹昌衡不仅钻研佛法,也不断督促自己修行佛法,以期“止心”。

  1920年,尹昌衡完成了自称是“专谈佛学”〔34〕的《止园昭诠》,实际上这本书并不完全宣扬佛教精神,而是将佛学与儒家学说结合起来,体现了“援佛入儒”的倾向。正如尹氏自己所介绍的,这本书分为内外两篇,“内篇”讲个人修行之道,“以为成佛作圣性命之学”,外篇则是“始探天地阴阳肇乱之机,中究齐治均平必臻之轨,终言鸟兽虫鱼咸若之则”。〔35〕尹氏要人“咸为圣佛”的理论实际上是在儒家修齐治平的论说中加入了佛学作为个人修养的必经之道,目的还是要实现太平理想世界。他在此时依然重申统一各教派的思想,“不十年间,合五教为一教,而更其名,集五教之长,去五教之短。……教既一,则德心俱一,而永无害矣。”〔36〕

  随着年岁增长,尹昌衡的佛学水平不断提高,有所创新,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他在四十岁之后陆续写成的《理海初集》、《生民常识》等佛学书籍中,不仅发挥了前述“援佛入儒”的思想,还自创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白”。这一系列关于“白”的理论,最终则集大成于尹氏在1930年写就的二十多万字的《唯白论》里。

  究竟何谓“白”?尹昌衡解释了“白”的来源:

以佛理推之,则言唯识。识者,白之所生,是惟白之义也。〔37〕

  唯识之宗,以此立义,是用取之名白曰识。曰仁曰识,各得二性之一支。……又咸作白,吾是以取之。爰改音白,读之如兹。兹自之始音,以示为自之根源宗本也。〔38〕

  从上述阐释中可以看到,尹昌衡深受佛学“唯识论”的影响。“唯识论”是大乘佛教用来阐释世界存在方式的一套理论,尹昌衡接受了这套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更高的命题:“白”。尹氏认为佛家的“识”只是“白”的一个分支,他想用“唯白论”来代替“唯识论”,作“唯识之纲”〔39〕。

  尹昌衡进而更系统的解答了“白”的内涵:

白者何也?发知觉之真体也。觉者何也?由白生之大用也。白也,心也,仁也,识也,天灵也,智源也,思府也,感官也,魂魄也,神我也。多名复字,纠相杂也。大同小异,辩未皙也。……儒曰心,又曰仁。释曰识。道曰天灵。生智之源,出想之府。千字百号,皆不如名白之为当也。〔40〕

佛老孔耶回,五教立巍巍。斯五贤者,自生民以來未有之魁圣也。而皆以惟白为阐教之真源,何以今人而不由乎?〔41〕

  “白”既能代表佛教的“识”,又能代表儒家的“仁”,还能代表道教的“天灵”,成为了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含的名词。“白”的理论是尹昌衡“孔教”理论的发展,他经过多年潜心研究佛法之后,认为佛教有不少优点,甚而认为各教派里“唯佛为真,为高,为全,不必争,久自信矣”。〔42〕但尹氏同时也认为佛教只能促使个人不断修养、成佛成圣,而要想进一步达到世界太平,就必须在这里面加入新的内容,即儒家学说和道家学说,由此形成一个出世入世、成己成物而又超脱物我的新的理论:“唯白论”。尹氏还借托中国古书,把白字的读音改为“兹”音,既取“白”字“空白无物”的含义,又兼有“兹”字“自此而始”的含义,这样形和意就都有了,且还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由此,这个体现了“宇宙观、人生观、性命观、政教观、万物观、事理观,非此莫徹,最正最真,最高最大,最精最显,最完最美之正学”〔43〕的“唯白论”成为了尹氏中国化的新的宗教。

  尹昌衡依然坚持着早年惟教论的看法,“捨教言政,诚不知治本也。然而无教,则近于禽兽,而互相食矣。”〔44〕因此,他要在“唯白论”这样一个改造世界、共享太平的理论基础上,再建立一个新的理论:“中和主义”。

予欲讲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神圣净白合皇之道,而先标其题曰:中和主义。〔45〕

  今以五教大圣,合祀并宗,而立大同之教,似和矣。……大筑教宫于都于市,以道为主,即以中和道君白王为教之祖。……而孔老佛耶回皆可配享,后世至圣亦可增于配享之列。〔46〕

  尹昌衡选择“主义”这个时髦词汇,是为了对应当时的社会思潮,他赞赏社会主义是“普渡普利主义”,批评共产主义是“陷于共毙”的“自背主义”,遗憾三囻主义遗漏颇多,最理想的就只有自己的“中和主义”。〔47〕“中和主义”要以“道”为主,即以“唯白论”为主,还要设立一个“中和道君白王”来供人祭拜。这样,抽象的“唯白论”所购建的宗教体系就具体化了。“唯白论”和“中和主义”的终极目的是“内揭性命之精,以明成佛之可必,外说宇宙之极,以见圣治之可期”〔48〕,这与尹氏早年的“孔教”思想并不矛盾,它们改造社会的目的和手段是基本一致的,唯一不同的是后期加入了更多的佛学思想,而尹昌衡本人在不断修法参禅的过程中也越加笃信佛法,在佛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尹昌衡中晚年思想的变化反映了他逐渐消极的心态。二三十年代的国内政局依然混乱不堪,尹氏在赋闲多年之后已经明确意识到自己复出无望,偶有某派政治力量想请他出山,不过希图借助于他的名气为自己立威。而尹昌衡自己也病痛缠身,修习佛法能让他内心平静,暂时忘却了尘世的烦恼。到了晚年,尹氏甚至终日参禅打坐,修身养性。

  当然,晚年的尹昌衡也并非完全一无所为,毕竟他的理想仍然是要渡己渡人,消弭兵祸,他也依然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为理想而努力。尹昌衡作为四川省佛教协会的名誉会长,多次组织保护佛产。1929年,他针对“二十九军之罗旅长修筑潼保潼巴等县马路,初令将僧等寺庙产业提卖八成”的不法行为,两次呈请中国佛教协会出面阻止军阀侵占寺产、逼迫僧人,并给予川渝一干寺庙经济救济。〔49〕他还参与和推动四川佛教协会的改组工作。〔50〕1937年6月,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尹昌衡在成都中山公园召开的“五卅”纪念大会上演说,因演讲内容“多系反对帝国主义言论,且有涉及抗日者”〔51〕,引起了国民政府的注意,并暗中派人调查这个“神经失去常态之老军人”尹昌衡是否有赞成“人民阵线”的亲共言论,后经刘湘回复上级保证尹氏“并无鼓励人民阵线之演说”才作罢。〔52〕

总结

  尹昌衡一生经历了晚清、民国、新中国三个时代,他早年留学日本,却并不亲日,甚至多次在公开场合批评日本侵华;他学习军事出生,以战功闻名,却一直反对武力战争。尹昌衡知识丰富,善于思考,长于著述,他在服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积极接受西方文明和科技知识,其思想既鲜明地打下了时代烙印,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作为尹昌衡思想体系一部分的宗教思想,经历了从早年的“孔教”到晚年的“唯白论”、“中和主义”的演变过程。无论是“首推孔教”说还是“援佛入儒”说,都并非仅仅局限于宗教改革领域,而是尹昌衡面对现实世界党派倾轧、战祸连年、生民涂炭等现实问题深入思索之后发出的改造社会的理论,是他自身经历的必然要求,也与他的政治思想一体相通。尽管尹昌衡的宗教思想并非简单照搬前人理论,而是不断结合自身经历并吸纳各类知识之后的创新,但究其实质而言仍是以儒家传统的出世入世、成己成物为核心,以消弭兵祸、建立天下大同的理想世界为追求。尹昌衡的憧憬在当时的中国只是一个幻影,对当权者的反复劝说也大都以不了了之而终结,而他所发出的“必为天地立心,斯民立命”〔53〕的心声也最终只能转化为文字,留诸后人。





〔参考文献〕

 

〔1〕 关于尹昌衡被袁世凯下狱的时间,各方记载不甚清楚且有所出入,本文根据当时往来文电判断尹氏应是在1914年被关押。

 

〔2〕 据笔者管见,目前通过学术期刊网搜索到的关于尹昌衡的专题研究论文不到10篇,内容主要集中在政治、军事方面,如《尹昌衡西征评述》、《尹昌衡出任川督引起的思索》、《临变入盟——尹昌衡参加同盟会考辨》等。在上述尹昌衡研究成果里,关于其思想体系的专题论文并未见到。

 

〔3〕 尹昌衡:“惟教第三十四”,《王道法言》,《止园丛书》第一函,上海中华书局1918年5月初版。

 

〔4〕 尹昌衡:“宗教通”,《止园通书》第二卷。

 

〔5〕 尹昌衡:“宗教通”,《止园通书》第二卷。

 

〔6〕 尹昌衡:“宗教通”,《止园通书》第二卷。

 

〔7〕 尹昌衡:“教宗第二十三”,《易鉥》,1916年3月。

 

〔8〕 尹昌衡:“宗教通”,《止园通书》第二卷。

 

〔9〕 尹昌衡:“宗教通”,《止园通书》第二卷。

 

〔10〕尹昌衡:“宗教通”,《止园通书》第二卷。

 

〔11〕 尹昌衡:“同教第十”,《王道法言》,《止园丛书》第一函,上海中华书局1918年5月初版。

 

〔12〕 尹昌衡:“宗教通”,《止园通书》第二卷。

 

〔13〕 尹昌衡:“惟教论”,《止园文集》。

 

〔14〕 尹昌衡:“幼行记”,《自记》,《止园丛书》第二集,上海中华书局1918年5月初版。

 

〔1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暨武汉市委员会等编:《尹昌衡之逸事》,《湖北革命实录馆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65-486页。

 

〔16〕 尹昌衡:“幼行记”,《自记》,《止园丛书》第二集,上海中华书局1918年5月初版。

 

〔1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暨武汉市委员会等编:《尹昌衡之逸事》,《湖北革命实录馆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65-486页。

 

〔18〕 尹昌衡:“思过记”,《自记》,《止园丛书》第二集,上海中华书局1918年5月初版。

 

〔19〕 尹昌衡:“思过记”,《自记》,《止园丛书》第二集,上海中华书局1918年5月初版。

 

〔20〕 尹昌衡:“兵法通”,《止园通书》第八卷。

 

〔21〕 尹昌衡:“著述记”,《自记》,《止园丛书》第二集,上海中华书局1918年5月初版。

 

〔22〕 尹昌衡:“同教第十”,《王道法言》,《止园丛书》第一函,上海中华书局1918年5月初版。

 

〔23〕 尹昌衡:“同教第十”,《王道法言》,《止园丛书》第一函,上海中华书局1918年5月初版。

 

〔24〕 尹昌衡:“宗教通”,《止园通书》第二卷。

 

〔25〕 尹昌衡:“著述记”,《自记》,《止园丛书》第二集,上海中华书局1918年5月初版。

 

〔26〕 尹昌衡:“尹太昭先生通电”,《来复》第209号,1922年,第1-2页。

 

〔27〕 尹氏所理解的共产党是要通过暴力革命“夺人田产”,他认为这样达不到“太平”。

 

〔28〕 尹昌衡:“易极(泣劝共产党)”,《理海初集》。

 

〔29〕 尹昌衡:“归隐宣言书”,《来复》第117期,1920年8月22日,第25-26页,据成都市档案馆原件校。

 

〔30〕 尹昌衡:“上中央请赴欧战书”,1917年12月。(参见《止园文集》)

 

〔31〕 尹昌衡:“请设立孔教专校文”,1918年1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原件,全宗号1003,案卷号345。

 

〔32〕 尹昌衡:“请建孔圣堂说明书”,1920年12月,《宗圣学报》第23、24号合刊(第3卷第1册)。

 

〔33〕 尹昌衡:“幽囚记”,《自记》,《止园丛书》第二集,上海中华书局1918年5月初版。

 

〔34〕 尹昌衡:“致《全国公民和平协会周刊》函”,《全国公民和平协会周刊》,1920年2月9日。

 

〔35〕 尹昌衡:“序”,《止园昭诠》外篇。

 

〔36〕 尹昌衡:“统教篇”,《止园昭诠》内篇。

 

〔37〕 尹昌衡:“惟白”,《理海初集》。

 

〔38〕 尹昌衡:“原白”,《唯白论》内篇。

 

〔39〕 尹昌衡:“论鉥·说故”,《万法唯白》,《唯白论》。

 

〔40〕 尹昌衡:“原白”,《唯白论》内篇。

 

〔41〕 尹昌衡:“五教开源”,《唯白论》内篇。

 

〔42〕 尹昌衡:“宗教大同第十”,《唯白论》内篇。

 

〔43〕 尹昌衡:“论鉥·说故”,《万法唯白》,《唯白论》。

 

〔44〕 尹昌衡:“惟教得天第八十四”,《生民常识》。

 

〔45〕 尹昌衡:“中和主义”,《唯白论》外篇。

 

〔46〕 尹昌衡:“宗教大同第十”,《唯白论》外篇。

 

〔47〕 尹昌衡:“中和主义”,《唯白论》外篇。

 

〔48〕 尹昌衡:“自序”,《生民常识》。

 

〔49〕 参见尹昌衡:《四川省佛教会呈为违法提卖寺产呈请核办以资救济文》,《中国佛教会公报》1929年第2期;尹昌衡:《四川省佛教会呈请转呈国府严电二十九军及罗乃琼旅切实制止提卖庙产文》,《中国佛教会公报》1929年第2期。

 

〔50〕 参见尹昌衡:《四川省佛教会呈报筹备改组情形并请颁发钤记式样以资划一文》,《中国佛教会公报》1929年第3期,1929年12月20日;尹昌衡:《四川省佛教会呈报改组情形文》,《中国佛教会月刊》1930年第7、8、9合刊,1930年2月5日。

 

〔51〕 参见《康泽致蒋介石电》,1937年6月3日,台北“国史馆”09c-01540;《刘湘复钱大钧电》,1937年6月8日,台北“国史馆”08A-00405。

 

〔52〕 另有1934年、1950年尹昌衡向蒋介石政府致电要求剿灭“赤匪”的数封电文,因电文落款者甚多,同时考虑到尹昌衡不愿参与党派之争,故不排除四川当局有假借他名气,拉他入“四川剿匪安川促成会”上书的可能。无法证实,暂且存疑。

 

〔53〕 尹昌衡:“止园题”,《生民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