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昌衡《止园自记》一则史料考

周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止园自记》是尹昌衡于1918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一部自传,详细记载了尹氏自出生、求学、出任四川军政府都督、西征平定藏乱以及入京被袁世凯幽囚的经历,对于尹昌衡之生平、思想及四川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但是,由于自传、回忆录等“自述生平之著作”是由一己的经验出发,偏见自然无法避免,加之多凭事后记忆写成,难免与历史事实有些差距,因此在使用自传“还原历史”时,必须广泛收集各种不同形式、来源及立场的史料,加以鉴别、考证,以求得尽量客观的史实。〔1〕同样,我们在引用《止园自记》从事相关历史研究时,也应先对其记述鉴别真伪,以免与“还原历史”的良好愿望背道而驰。

   一

  根据《止园自记》“大定记”的记载:尹昌衡于1911年12月22日擒杀赵尔丰后,面对滇军入境、傅华丰军东下、重庆蜀军西进的危局,不忍兄弟手足相残,遣使三出。但滇军杀使者黄方,张培爵(时任重庆蜀军政府都督)、傅华丰(原清廷代理川滇边务大臣)皆投书拒使,“谓师萃,成都且旦夕下”。尹昌衡临危不乱,先击败俘获傅华丰,再逼和滇军退兵,并致书张培爵,晓以大义,“渝军行成,亦许之。命胡景伊镇渝,熊克武将五师属焉。张培爵至成都,罗纶以位让之,境内悉定。”〔2〕“大定记”所收录的“与张培爵书”全文如下:

  睽隔千里,闻与实违。中情未通,祸机隐伏。危哉!滇谍频窥,藏警日急,既不能绝萑苻以靖民,又不能竭罗掘以备用。蒿目全局,此何时耶?同力合作,犹恐不支,分党异谋,势成两败。衡心酸痛,莫可言状。以衡受任危难,兵不满三百,财不满十万,区区之心,微特忘利,固已誓不欲生矣。是以招叛合离,单骑直赴,斩逆诛乱,自分身殉,稍见一隙转机。业经数次辞职,邦人坚不我许,而扶病强支,任怨力行,何尝须臾忘大局哉?于赵则力诛之,于傅则力擒之,于滇则以百忍图两全,于渝则以一介和四督。当抚当战,尽出公仁,一行一言,悉昭大义。衡虽不才,心固同于皎日矣。而恶耗频来,谓渝中众矢,日集于衡,树党组兵,势在必举。噫!其果然欤?其果然欤?夫渝兵强不及傅、赵,而衡众已踰于曩时,武力相对,我备必胜。然衡非犬豕,宁忍以兵乱扰桑梓哉!一兵来,衡以单骑迎。千军来,衡亦以单骑迎。两川之利是图,七尺之躯何惜?有能驭众安民,衡必推权逊位,此一贤者取之耳。树党组兵,胡为者?果其关怀大局,请即联袂而来,闻衡之言,考衡之行,鉴衡之心迹,允定公罪,而议去留,何迟之有?若夫外纵谤讥之口,内怀不测之谋,开揖盗之门,分御外之力,一朝之祸偶成,千古之羞谁洗?风雨漂摇,阋墙自哄,自非丧心,宁忍误国?岂可以全川之生命财产,供吾辈私心一赌哉?成渝不可以分立,虽妇人孺子,苟具有良心者,无不知之。衡岂忍拥权挟私,以坏大局,践约图名,以顾小信?故自愿闻命而退。至若不闻衡之言,不考衡之行,不察衡之心迹,必使于谦含冤于九原,张巡受谤于身后。衡虽有勇,不忍与渝战,衡虽有智,不忍为己谋。岳忠武无跋扈之心,檀道济有长城之叹,固所不惜。至于兵乱政纷,敌入民死,赤地焦土,败国亡家,非衡之仁所能爱护也。临书涕零,不知所云。〔3〕

  简而言之,如果顺着“大定记”的逻辑思路,“与张培爵书”的含义可概括为两点:一则表明尹昌衡为四川大局不顾个人安危,言行本诸公仁和大义,而不存在拥权挟私之举;二则奉劝张培爵为代表的渝方不要“树党组兵”,将矛头错对尹昌衡,应尽力避免形成成渝分立、危害全川生命财产的局面。尹昌衡对该函相当重视,将它以“与重庆张培爵书”之名同时收录于1918年出版的《止园文集》。〔4〕不少学者对此深信不疑,将它列入其所编纂的史料集〔5〕,甚至以它论证尹昌衡在成渝两军政府合并过程中“热衷于争夺军权和地位”。〔6〕然而,征诸当时的有关报纸,这封“与张培爵书”却有值得商榷之处。

  1912年5月6日,成都《国民公报》刊有一则《成都致重庆电》,其正文与“与张培爵书”一致,但未列明收电者,落款则为“昌衡豪印”〔7〕,由此可知该电系尹昌衡于5月4日拍发。10日,该报又刊登了一则《重庆来电》,原文如下:

成都尹都督鉴:到渝旬日,布置略定,睽隔万里,中情未通。克武在外成军,发难于成渝尚未光复之日,百计经营,力排众议,初意原为保护桑梓,中心非欲自卫。拥兵千余,年来间关奔走,所为非私,此心同于皎日。而恶耗频传,或谓克武树党组兵,疑忌一生,谗谤纷乱。当此满目疮痍之日,正吾民极力待苏之秋,同力合作,犹恐不支,深心怀疑,势必两歧。外人得以乘虚开缉盗之门,分御外之力,一朝之祸,偶成千古之羞谁洗?风雨漂摇,萧墙自哄,自非丧心,宁肯以疑忌误事?我公受命于危难之际,招叛合离,单骑直赴,斩逆诛乱,却滇军之窥谍,联成渝为一气。功业心迹,争光日月,知必倾怀示人,言行悉秉至公。望即通告全川,杜绝谤谗,庶免风鹤时警,父老难安枕席,大局幸甚!熊克武叩。阳。印。〔8〕

  显而易见,此电是熊克武于7日对《成都致重庆电》的复电,旨在向尹昌衡表白他光明磊落,无“树党组兵”的心迹,希望尹“通告全川,杜绝谤谗”。与此同时,上海《民立报》也刊登了这两封电报,并在公布前电时附有编者按:“成都函,重庆兵士对于尹都督颇不满意,兹得尹都督致重庆熊司令电,特录之。”〔9〕这里的“熊司令”即时任蜀军北伐总司令的熊克武。由此看来,《国民公报》所说的《成都致重庆电》,是尹昌衡发给熊克武的,而非《止园自记》所言之“与张培爵书”。这可从其他史料得到佐证。

  其一,《成都致重庆电》发于5月4日,而张培爵早在3月9日抵达成都,并于11日担任四川都督府副都督,正式宣告成渝两军政府合并。〔10〕此后,他一直留在成都办理川务,不可能是这封发往重庆电报的收文者。况且,此刻的张培爵也没有“树党组兵”反对尹昌衡的不轨事实。张培爵下令进兵成都是在1911年11月27日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之际,主要目的在于“除贼破约”,即破除立宪派蒲殿俊等人与赵尔丰签订的妥协较多的《四川獨立条约》,并讨伐仍拥兵盘踞旧督署的赵尔丰。12月9日尹昌衡平定成都兵变并新任军政府都督后,张培爵虽未停止西征,但声明旨在“清除匪类,安抚善良”,“固成都獨立之基础”。并说:“尹昌衡继任都督,号召兵士,稍靖人心,本都督得此好音,寔深欢幸。”〔11〕并未将尹昌衡作为军事讨伐的对象。16日,张又与蜀军政府副都督夏之时致电成都军政府,称赞尹昌衡、罗纶勘定8日兵变,“转危为安,造福吾川”。并提醒他们:“凤山在邛,傅华丰在雅,地处川南,又关系全省,尚冀尊处派兵前往抵御。”〔12〕12月22日尹昌衡擒杀赵尔丰后,西征的蜀军便停驻隆昌,不再进兵成都了。〔13〕1912年1月中旬,滇、黔、湘三省通电认蜀军都督为四川都督、诋成都军政府为哥老会政府,张培爵以四川大局为重,复电表示反对。〔14〕他积极促成成渝两军政府签订合并协议,并于3月3日通电全国,推荐尹昌衡为“中华民国四川都督府”都督,自己甘为副都督。〔15〕总而言之,张培爵是一名甘于奉献的革命党人,与尹昌衡并无较大的利害冲突,不会为一己私利,而有“树党组兵”破坏四川统一和平的荒唐举动。《成都致重庆电》的行文对象应另有其人。

  其二,据熊克武晚年回忆:“我初回四川,重庆镇抚府推举我为第五镇镇长(即师长),别有用心的一批军官和政客就到处散布谣言,说我拥兵自重,私蓄野心。因此我不愿就职,并于1912年5月10日致电四川军政府都督尹昌衡,请通电全川杜绝谤谗,略云:‘克武在外成军,发难于成渝尚未光复之日,……父老难安枕席,大局幸甚!’”〔16〕熊克武虽略微记错致尹昌衡电的日期,但确认了该电的存在,并透露其目的是为了避“拥兵自重,私蓄野心”之谣。张培爵生前在《蜀军政府始末》一文中也提到,由于暂摄重庆镇抚府总长的夏之时于成渝合并之后,要求辞职游学,成都政府便以军团长胡景伊署理镇抚府总长。“嗣以合并之条件未履行,离间之言论复纷起。时熊克武适以蜀军总司令回川,蜀人不查事实,妄肆雌黄,耸动危险之词,几见决裂之祸。”〔17〕因此,厘清当时有关熊克武的谣言,对理解上述两封电报的由来至关重要。

  以熊克武为总司令的蜀军最初在上海组织,后于南京成军,原计划北伐反清,旋因南北议和告成,便于1912年2月23日离开南京,踏上了回川的路程。〔18〕熊克武此次率蜀军回川,本是奉了孙中山和黄兴之令,调和分立的成渝两军政府,“镇安西陲,藉固边圉”,并未暗藏推翻尹昌衡的目的。〔19〕外界之所以出现熊克武“私蓄野心”的流言,源于3月18日尹昌衡任命胡景伊继任重庆镇抚府总长。根据成渝两军政府的合并协议,“重庆应设重镇,领兵一镇”,“其名义、权限、区域,由蜀军政府组织之。”〔20〕重庆同盟会党人认为,尹昌衡任命胡景伊而非渝方推选的张习或黄复生接任镇抚府总长,违背了“合并之条件”,因而“累生反对”。〔21〕夏之时也于22日任命熊克武为重庆镇抚府师长〔22〕,以维护同盟会在渝地位。再加之熊克武途径巫山、夔州、云阳等地时,清除匪患,编遣“虚靡饷糈”的原巡防军,并振压了贪污不法的万县司令官刘汉卿〔23〕,因此一些别有用心的军官、政客乘机散布熊克武回川“讨伐尹昌衡”的谣言,以至于南京、上海的四川同乡程德全、赵熙等人致电熊克武,申述“声讨尹都督”之非,希望蜀军“另设善法与成都交涉,勿率用兵”。〔24〕4月19日,熊克武率军抵达重庆,但胡景伊不让熊军入城,“指定驻扎江北”。而当熊克武入驻江北县城,并将司令部设在县城高处的吕祖阁时,“渝城的大炮便针对吕祖阁安设,以致两城人心惶惶”。〔25〕于是,尹昌衡发出上述《成都致重庆电》,暗批熊克武“树党组兵,势在必举”。

  熊克武除复电尹昌衡避谣之外,还复电旅沪、旅宁的程德全、赵熙等人:“声讨尹都督事,武未预闻,与蜀军毫无关系。”〔26〕他下令士兵禁入重庆城,“官佐往探亲友均须一律穿便衣,以避冲突”,并表示自己不愿就任镇抚府师长一职。〔27〕尹昌衡也认识到对熊克武有所误会,便与张培爵致电袁世凯,称赞熊克武“才力过人,智勇兼优”,希望政府委任熊为西藏经略,“以救全藏之危”。〔28〕虽然此请未获袁世凯的同意,但双方的关系渐趋缓和。重庆镇抚府先后于5月18日和20日召集各职员、各军官、各法团代表开会,议决取消镇抚府,以消除川人心中“成渝分治之疑”,“求四川统一之实”。会议决定“以渝中现有军队,与熊总司令克武所带军队编为第五镇”,并推选朱之洪、梅也愚、赵之生等人为各法团代表,请熊克武担任第五镇镇长。〔29〕其间,朱之洪特意为熊克武辩护道:“熊先生十年在外,虽属党人,而回川以来,并不负某某党长、某某会长之名目,又何结党之有?……所谓志在必举者,疑即指熊锦帆先生,以最近言之,势必与胡总长相冲突然后可也,何以至今月余,而和衷共济如是乎?”〔30〕由此可见,能看出尹昌衡《成都致重庆电》是针对熊克武而言者,并不乏其人。

  总而言之,《止园自记》“大定记”所收录的“与张培爵书”,其实是1912年5月4日尹昌衡致熊克武电,也就是《民立报》所言“尹都督致重庆熊司令电”。该电形成于3月9日张培爵至成都、11日成渝两军政府合并之后,是尹昌衡因对熊克武“私蓄野心”的谣言一时不明真相,为宣示自己言行“悉昭大义”、“岂忍拥权挟私”,并奉劝熊克武以四川大局为重的愤激之作。后世学者若将它作为成渝两军政府合并过程中,尹昌衡致书张培爵主张统一川政的史料,甚至以此论证尹昌衡“热衷于争夺军权和地位”,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二

  既然《成都致重庆电》的行文对象应是熊克武,而非张培爵,那么尹昌衡为何将它作为“与张培爵书”写进成书于“民国七年仲夏” 〔31〕的《止园自记》呢?时隔仅七年有余,难道尹昌衡已经忘记曾在四川政界引起轩然大波的熊克武“私蓄野心”之谣言,记不清这封电报的由来和大致日期么?1913年1月19日,正向各省都督、临时省议会征集武昌起义史实的湖北革命实录馆收到了刘石甫撰写的《尹昌衡传》,其附件《尹昌衡文略》收录了该电全文,并列出了收电者:“重庆镇抚府执政诸公暨绅商各界蜀军全体鉴”。〔32〕刘石甫之所以如此“补列”半年前《成都致重庆电》略去的行文对象,事先已与尹昌衡协商,鉴于熊克武并无“树党组兵”反尹之举,纯属一场误会,当然没必要列明“重庆熊总司令鉴”了。〔33〕但即便如此,尹昌衡也没有将那时身在成都的张培爵作为该电的收文者之一。这样算来,其实不到七年,《成都致重庆电》已变为“与张培爵书”,天资聪颖、“九岁通经子百家”〔34〕的尹昌衡似不该出现如此简单的记忆错误,而是另有原因。

  一般来说,一部自传的行文叙事风格、材料选择取向,既与传主的个人经历和文化背景有关,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他立传的主要动机的影响。据《止园自记》之“自记序”,尹昌衡认为,“使予而生汉,烈不敢让关壮缪;使予而生宋,忠不敢让岳武穆”。他“忠孝至今”,却遭受“二年之谳”,“尚不谅,予何告于天?”他借用《诗经》“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忧矣,云如之何”之句,感叹“古今同慨,可悲也矣”。〔35〕因此,他撰写《止园自记》的目的,不仅是向世人展示他擒杀赵尔丰、赴川边平定藏乱的非凡功绩,也是表明自己言行本诸“忠孝”,为1914至1916年间被袁世凯幽囚之事辩解。于是,《止园自记》才会有“忠清记”、“报清记”、“忠袁记”等描述,才会考虑收录可佐证尹昌衡之“公仁”、“大义”的《成都致重庆电》。而之所以将该电的行文对象由熊克武改为张培爵,则与“二年之谳”牵涉熊克武联络尹昌衡反袁之事不无关系。

  1913年3月宋教仁遇刺身亡后,国民党与袁世凯的矛盾渐趋激烈。6月,袁世凯除先后罢免国民党人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的赣、粤、皖都督职务外,还下令改任有着国民党参议身份的尹昌衡为川边经略使,而任命曾向他输诚的胡景伊为四川都督。〔36〕尹昌衡见自己平定边乱有功,却被中央降职,不免心生愤懑,即从川边返回成都,四川国民党人则公开倡议“迎尹拒胡”,支持尹回任四川都督。熊克武也派吕超等人面见尹昌衡,“密陈讨袁大计”。〔37〕但是,尹昌衡还无决心反对胡景伊和袁世凯,随着袁世凯加任他为川边都督,并严饬其速回打箭炉,“毋误边局”〔38〕,尹昌衡便离蓉西去。8月初,熊克武在重庆成立讨袁军,兵分两路进攻成都,并在《声讨胡景伊檄文》中指斥胡氏“假中央之面具,攘夺全川所公认之尹昌衡之都督也”。〔39〕尹部护卫团长张煦则在打箭炉宣布獨立,“以昌衡名义加孙绍骞、彭日昇、顾占文、刘成勋节度使,令会师北伐”。〔40〕坊间一时盛传尹昌衡“宣告起义”的流言。〔41〕虽然尹昌衡迅速平定了张煦的“獨立”,并向袁世凯表示拥护中央,但他不像胡景伊那样大肆振压国民党人,他致电熊克武“拟回省调停,便于和平解决”〔42〕,且放走了劝说他起兵的川军第四师营长周鷇登,以至于“袁公责予不杀”。〔43〕这也使得坊间有关尹昌衡“勾结熊克武反袁”的流言没有完全平息,从而被人利用,成为袁世凯拘禁尹昌衡的藉口之一。

  1914年1月24日,袁世凯令京师宪兵营将来京汇报川边事宜的尹昌衡“严密看管,听候查办”。〔44〕其依据则是杨隽、魏绍猷、邹稷光等“四川公民”的呈文,控告尹昌衡擅杀赵尔丰、贪污公款、“勾通熊克武谋反”等〔45〕。报界也纷纷猜测尹被“看管”的原因或是“重庆獨立之时,尹与熊曾通声气”〔46〕;“熊克武之乱事,尹未肯与胡都督协力会剿,故熊得肆祸至经月之久”。〔47〕此后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审讯,直到1915年10月16日,高等军事裁判处结案认为,尹昌衡被控“抎报边功,暗通熊逆等款”均无其事,惟漏收、浮报银33万余两;并由袁世凯下令将尹昌衡处以“二等有期徒刑九年,褫夺公权全部”。〔48〕1916年7月4日,因袁世凯病逝而继任总统的黎元洪特赦尹昌衡出狱。〔49〕10月25日,黎又下令恢复尹昌衡的陆军中将暨上将衔,发还勋位勋章,称尹“自经特赦,尚能力省前非”。〔50〕不过,尹昌衡并不认同当局对他“前非”的指控及判决,他向黎元洪表示,自己“以疏于会计,乃重负时谤”。〔51〕1917年8月冯国璋抵北京就任代理大总统后,时在南京的尹昌衡又上书指出,他曾不顾党人劝诱和将卒胁迫,坚持不起兵反袁,并“感袁公之直,明洗冒功通逆之誣”。〔52〕他还向新任江苏督军李纯倾诉:“对簿二载,吹毛靡疵。以三万无考之亏,成九岁有期之狱。”〔53〕因此,尹昌衡在趁闲撰写《止园自记》追述往事之时,自然要突出“忠孝至今”,为“两年之谳”辩护的主题,而尽量避谈或少谈不利于该主题的敏感之事。于是,《止园自记》一面详述尹昌衡单骑平定张煦“獨立”的传奇过程,一面却只字不提他从川边返回成都,熊克武派吕超“密陈讨袁大计”等内情;一方面收录《成都致重庆电》之正文,以表白他言行本诸“公仁”和“大义”,另一方面却将它改头换面成“与张培爵书”,而隐瞒熊克武是其真正的行文对象。在经历了一番生死劫难,体会到现实政治斗争之残酷性的尹昌衡看来,既然熊克武未曾有“树党组兵”反尹之举,纯属一场误会,且在“民国七年仲夏”之际任四川督军,执掌全川军政大权,那么他就没有理由将《成都致重庆电》以“致熊克武电”的形式出现,以免可能引起熊的反感,对他平冤“两年之谳”甚至将来回川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此外,《止园自记》将该电的收文者换成张培爵,也隐含着尹昌衡欲与张培爵反袁之事划清界限的动机。张曾在“二次革命”期间潜赴上海,资助黄兴“谋取金陵”,事后避居天津日租界,以织袜维持生计。1915年3月4日,张被袁世凯以组织“志诚团”及“反袁同盟会”的罪名杀害。〔54〕而在1914年1月22日,尹昌衡曾到天津拜访张培爵,张劝他“少为韬养,安就顾问之职,无营其他”。24日,尹在回京的第二天,即被宪兵营“看管”。〔55〕虽然袁世凯并不知道尹、张密会之事,并非因此而下令“看管”尹,但此后张培爵的惨死,还是让尹昌衡决定避免与张反袁之事扯上关系。尹昌衡通过“与张培爵书”批评张“树党组兵,势在必举”,可给外界造成他与张早有冲突,不会支持后者反袁的印象,进而表明他与张的侄子张煦的起兵讨袁没有瓜葛,自己所受“两年之谳”纯属冤案。再加之张已离世,“死无对证”,不会对“与张培爵书”大加指正。因此,《止园自记》收录《成都致重庆电》时,直接将其收文者由熊克武改为张培爵,而非刘石甫撰《尹昌衡传》所言“重庆镇抚府执政诸公”。

  三

  综上所述,《止园自记》之“与张培爵书”原本是1912年5月4日尹昌衡致熊克武电,是尹昌衡一时受惑于当时有关熊克武“私蓄野心”的谣言,为表明自己言行“悉昭大义”、“岂忍拥权挟私”,并奉劝熊克武以四川大局为重的愤激之作。尹昌衡之所以将该电改头换面成“与张培爵书”,是为了避免牵涉张培爵、熊克武反袁之事,以证明自己“忠孝至今”,所受“两年之谳”纯属冤假错案。一些学者因为没有深究尹昌衡写作《止园自记》的动机,对“与张培爵书”的来龙去脉也未加考证,因而误认它是尹昌衡批评张培爵“树党组兵”,主张统一川政、合并成渝两军政府的史料,甚至以此论证尹昌衡“热衷于争夺军权和地位”,显然是有违历史真相的。

  近些年来,“口述史”在中国蓬勃发展,不仅各地档案馆竞相收集口述档案,知名出版社出版《口述自传丛书》、《口述历史》丛刊等,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也纷纷推出如《见证》、《讲述》、《往事》等“口述历史”类节目。这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拓宽了历史研究的史料来源、研究方法及领域。史学工作者借助现代录音、录像等科技手段,可以更好地还原、整理口述者对历史事件、社会生活的亲历、亲见、亲闻,“可以填补重大历史事件和普通生活经历等没有文字记载的空白,或者至少弥补其不足”。〔56〕但不容忽视的是,现代的“口述史料”和过去传统的自传、回忆录一样,因为口述者的记忆误差、价值观念及利益取向,难免存在与历史事实相左之处,同样需要研究者鉴别考订,去伪存真,而不是简单地复原访谈记录,以至于有的“口述自传”被批为“一本错误百出的书”。〔57〕史学工作者应将“口述史料”与其他文献史料互证比较,对它进行一番整理、研究和提升,使“口述史”著述尽量反映历史原貌,让“口述史学”真正成为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






〔参考文献〕

 

〔1〕张瑞德:《自传与历史——代序》,转引自杜聪明:《回忆录》(上),台北龙文出版社1989年版。

 

〔2〕尹昌衡:《止园自记》,《止园丛书》第2集,上海中华书局1918年版,第18-20页。

 

〔3〕 尹昌衡:《止园自记》,第18-19页。

 

〔4〕 尹昌衡:《止园文集》,《止园丛书》第1集,南京商务印书馆1918年版,第19-20页。

 

〔5〕 参见《尹昌衡致张培爵书》,隗瀛涛、赵清主编:《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23-624页;《成都四川军政府都督尹昌衡致蜀军政府都督张培爵主张统一川政合并成渝两军政府书》,重庆地方史资料组编:《重庆蜀军政府资料选编》,1981年10月印行,第107-108页;《尹昌衡致张培爵主张统一川政合并成渝两军政府书》,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下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第2016页;《与重庆张培爵书》,赵心愚、秦和平编:《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上册),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281-282页。

 

〔6〕 隗瀛涛等著:《四川近代史》,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83页。

 

〔7〕 《成都致重庆电》,成都《国民公报》1912年5月6日,第1版。

 

〔8〕《重庆来电》,成都《国民公报》1912年5月10日,第1版。

 

〔9〕 《成渝交恶近闻——尹昌衡之辨诬》,上海《民立报》1912年5月24日,第7版;《成渝交恶之解释》,上海《民立报》1912年5月27日,第7版。

 

〔10〕《四川都督尹、张通告》,《四川都督府政报》汇编本,转引自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下册),第2036页。

 

〔11〕 《出师再行公布》,《广益丛报》第9年第27期,1911年12月10日。转引自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下册),第1836页。

 

〔12〕 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台北四川文献研究社1974年版,第17页。

 

〔13〕 但懋辛:《辛亥革命亲历琐记》,周勇编著:《辛亥革命重庆纪事》,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361页。

 

〔14〕 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第23页;《蜀军革命始末》,隗瀛涛、赵清主编:《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册)第499页。

 

〔15〕 《四川电报》,上海《民立报》1912年3月19日,第3版。

 

〔16〕 熊达成笔录整理:《熊克武十年军政工作回忆录》,《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1985年4月,第179-180页。

 

〔17〕 张培爵:《蜀军政府始末》,周勇编著:《辛亥革命重庆纪事》,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331页。

 

〔18〕 《蜀军抵渝之报告》,上海《民立报》1912年4月22日,第3版。

 

〔19〕 王子骞、吴祖沅:《蜀军始末纪实》,《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1980年,第42页;《蜀军抵渝之报告》,《民立报》1912年4月22日,第3版;《苏军开赴川南剿逆》,《申报》1912年2月25日,第2版。

 

〔20〕 《成都四川军政府重庆蜀军政府协议合并草约》,重庆地方史资料组编:《重庆蜀军政府资料选编》,第110页。

 

〔21〕 向楚等:《蜀军政府成立前后》,《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61年,第28页;《成渝合并后暗潮》,《申报》1912年6月7日,第6版。

 

〔22〕 《蜀军政府副都督夏之时取消重庆蜀军政府成立蜀军镇抚府通电》,重庆地方史资料组编:《重庆蜀军政府资料选编》,第120页。

 

〔23〕 《蜀军抵渝之报告》,《民立报》1912年4月22日,第3版;《熊军入川记》,《民立报》1912年5月10日,第7版;王子骞、吴祖沅:《蜀军始末纪实》,《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45页。

 

〔24〕 《旅宁川人致重庆军政府电》,《民立报》1912年4月6日,第3版。

 

〔25〕  王子骞、吴祖沅:《蜀军始末纪实》,《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47页。

 

〔26〕 《熊君致上海电》,成都《国民公报》1912年5月14日,第1版。

 

〔27〕  王子骞、吴祖沅:《蜀军始末纪实》,《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47页;熊达成笔录整理:《熊克武十年军政工作回忆录》,《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179-180页。

 

〔28〕 吴丰培辑:《民元藏事电稿》,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7页。

 

〔29〕 《取销重庆镇抚府条件》、《取消镇抚府会议纪略》、《镇抚府第二次会议详志》,成都《国民公报》1912年5月21、27、28日,第1、3、3版;张培爵:《蜀军政府始末》,周勇编著:《辛亥革命重庆纪事》,第331页。

 

〔30〕 《镇抚府第二次会议详志》,成都《国民公报》1912年5月28日,第3版。

 

〔31〕 尹昌衡:《止园自记》,第39页。

 

〔32〕 刘石甫:《尹昌衡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暨武汉市委员会等编:《湖北革命实录馆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91页。

 

〔33〕 刘石甫撰《尹昌衡传》对尹昌衡推崇备至,称尹“为中华民国之英雄”。该传不仅披露了尹昌衡“少年游学”、平定成都兵变、擒杀赵尔丰等诸多与《止园自记》类似的细节,而且专门谈到“尹昌衡之轶事”,并附录了尹昌衡所著《圣私篇》、《武德论》、《告全蜀父老兄弟文》等多篇文电、诗歌。显然刘石甫撰写该传时曾采访尹昌衡,并承蒙他提供相关文电,定稿后又经尹氏审阅,最后才送呈旨在“编修革命实录”、“表彰忠烈”的湖北革命实录馆。详见《湖北革命实录馆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册,第465-493、569-572、600页。

 

〔34〕 尹昌衡:《止园自记》,第18-19页。

 

〔35〕 《自记序》,尹昌衡:《止园自记》,第1页。

 

〔36〕 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开成立大会,选举孙中山、黄兴等7人为理事,胡瑛、张继、尹昌衡等30人为参议(《北京电报》,《民立报》1912年8月28日,第3版)。据邓汉祥回忆,他于1912年任北京总统府参谋本部科长期间,胡景伊曾通过其驻京代表胡忠亮取得次长陈宧的信任,陈宧向袁世凯建言“尹昌衡是国民党,如何的不可靠,胡景伊老成持重,是可以信赖的”(《记胡景伊任四川都督时期的活动》,《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1985年7月,第98页)。因此,袁世凯任命胡景伊代替尹昌衡为四川都督,以削弱国民党在四川的影响和地位。

 

〔37〕 吕超遗稿:《吕超回忆录》,《宜宾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81年,第14页;唐宗尧:《四川省第一届省议会回忆录》,《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62年,第9页;《四川癸丑讨袁之役》,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34页。

 

〔38〕 《中央电促尹使回炉》,成都《国民公报》1913年7月13日,第3版。

 

〔39〕 《熊克武声讨胡景伊檄文》(1912年8月7日),《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第165页。

 

〔40〕 《川边经略使兼领川边都督事尹昌衡呈》,《政府公报》第510号,1913年10月5日,第13页。

 

〔41〕 《四川电报》,《民立报》1913年8月20日,第3版;《疑谤声中之川边经略》,《申报》1913年9月24日,第3版。

 

〔42〕 《北京专电》,《申报》1913年8月20日,第2版。

 

〔43〕 尹昌衡:《止园自记》,第26页。

 

〔44〕 《尹昌衡致段祺瑞函》(1914年3月2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档案,北11-842。

 

〔45〕 《杨隽等控告尹昌衡之原呈》,成都《国民公报》1914年2月19日,第2、3版;《是亦杨雋等之同调者》,《申报》1914年2月21日,第6版。

 

〔46〕 《尹昌衡被看管之远近因》,成都《国民公报》1914年2月26日,第3版。

 

〔47〕 《看管声中之尹昌衡》,《申报》1912年2月7日,第6版。

 

〔48〕 《傅良佐、周肇祥呈袁世凯文》(1915年10月16日),成都市档案馆藏原件,93-6-1570。

 

〔49〕 《大总统申令》,《政府公报》新编第180号,1916年7月5日,第4页。

 

〔50〕 《大总统令》,《政府公报》新编第291号,1916年10月26日,第3页。

 

〔51〕  《尹昌衡请假省亲呈》(1916年11月2日),张黎辉等编:《北洋军阀史料·黎元洪》卷10,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78页

 

〔52〕 《上总统暨总理书》,尹昌衡:《止园文集》,第8页。

 

〔53〕 《与李秀山书》,尹昌衡:《止园文集》,第22页。

 

〔54〕 梅际郇:《纪张君列武被难事》,重庆地方史资料组编:《重庆蜀军政府资料选编》,第158-159页;《执法处昨又枪毙党人》,《申报》1915年3月9日,第6版。

 

〔55〕 据张培爵1914年1月23日《答李寒友书》云:“硕权昨特来京访我,亦见殷殷恋旧之心。不肖只为白饭青刍作镇日谈,并劝其少为韬养……”并说:“书成,适孙君萌兰游美,道出日本,经津门,走相告曰:乃者,京报暄传先生将有四川巡按使之命。”(《书信(十一封)》,重庆地方史资料组编:《重庆蜀军政府资料选编》,第164页。)又据《止园自记》记载,尹昌衡在向袁世凯面陈不愿留京做官后,“辞书终不达,伺三日不得见,乃如津门”。袁世凯派人召他回京,“予闻命即返。明日,以兵围予馆”(《止园自记》,第28-29页)。两相对照,1914年1月22日,张培爵应在天津,其所说“硕权昨特来京访我”,应是尹昌衡从京来访之意。

 

〔56〕 杨祥银:《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57〕 何蜀:《仅有记录是不够的——〈文强口述自传〉指瑕》,《书屋》2003年第8期,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