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昌衡研究概述

 

谭继和刘平中

 

 

(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四川省社科院助理研究员)

 

四川保路运动和同志军大起义吹响了推翻清朝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号角,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孙中山曾高度评价四川人民在辛亥革命中的历史功绩时指出:“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1〕尹昌衡是四川辛亥革命史上的核心人物,平息西藏叛乱的“威猛金刚”,向来是辛亥革命史、四川近代史、保路运动史和康藏史研究者关注的重点。综观近百年来的尹昌衡研究,大致经历了由浅显、零散到专门化、系统化的发展过程;对于尹昌衡的历史定位与评价,主要经历了从否定到重新审视再到客观评价的发展过程。但是无论从研究的内容、方法和视野,还是研究的系统性、思辨性和深刻性考察,相关研究都还有不少不尽人意的地方,如有关尹昌衡在思想学术方面的重要成就至今成果寥寥,几近空白。因此,梳理近百年来的尹昌衡研究发展轨迹,总结其成就、特点与不足,展望未来,不仅有利于促进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发展,有利于加强人们对四川近代史和四川保路运动的研究与认识,而且对丰富和推动尹昌衡研究的发展,都有重要而特殊的意义。

一、尹昌衡研究与评价的发展轨迹

  尹昌衡是四川“现代化转型”过程和辛亥革命历史上颇具传奇色彩和争议的历史人物。有关他的历史功绩与地位的评价,就有反对派、中间派、革命派和民族英雄等多种观点。特别是围绕他是反动派还是革命派的争论尤为激烈,影响最长也最大,是尹昌衡研究发展的主流与重点。具体表现如下:

  (一)初步阶段(民国初年至文革结束)

  尹昌衡作为平息“成都兵变”的关键人物,捕杀清督赵尔丰的重要决策者和组织者,成渝两地军政府合并成立四川军政府的首任都督,是四川辛亥革命史上当之无愧的军、政风云人物。梳理民国初年到“文革”前各派学者对尹昌衡的研究评价,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他的研究与评价。最早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研究评价尹昌衡的作者是郭沫若。他在《反正前后》中,首次提出了尹昌衡“不是立宪派,也不是革命党,只是有兵权在手里的实力派”〔2〕的著名论断,成为相当长时间内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立场的研究者评价尹昌衡的“基调”。1961年,是第一次大规模纪念辛亥革命的学术活动年,全国各地掀起了研究辛亥革命历史学术的高潮。同年9月,陈祖武在《煊赫一时的风云人物尹昌衡》中,利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观点与方法,分“尹昌衡的早年情况”;“策动兵变,乘机上台”;“杀赵尔丰经过”;“成渝两军政府合并”;“西征北上,丢官被囚”等八个部分,对尹昌衡生平主要事迹进行了历史性重构,对他在四川辛亥革命历程中的主要表现、动机、目的与历史作用与地位,做了辩证地分析与评价。一方面肯定了尹昌衡在推动民族文化复兴进程中的历史作用。指出尹昌衡任都督,源于他“平定叛乱之功”,众人“推他”的结果,出任都督后“群情慑服”,肯定了尹昌衡出任都督的历史合法性与合理性。并对他“因势乘时谋取进一步之发展”,亲自西征平叛的英雄壮举给予了积极评价。另一方面,对尹昌衡在四川辛亥革命进程中的某些错误举措与不良动机进行了批判。如认为他督练公所任上团结新军将士,旨在以“狭隘的地方主义,大肆鼓吹排外”主义,以树立自己的威信;他毅然平息“成都兵变”的原因,在于“尹昌衡所求未遂,对蒲殿俊深为不满”,其目的在于“策动兵变,趁机上台”;认为尹昌衡主导的四川军政府采取“发布蠲免苛烦与民更始的政令”、“发行军用银票”等稳定四川社会秩序的措施,不过是“为了沽名钓誉”〔3〕。该文作为建国后首篇以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法为指导的尹昌衡研究专文,本着“尹昌衡只是有兵权在手里的实力派”的观点,对尹昌衡生平事迹做了辩证的分析评价,不乏新见,是这一时期同类作品中的标志性代表。

  稍后,研究者本着“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4〕等历史研究原则,以打“阶级烙印”的方法对四川军政府、立宪派的性质以及尹昌衡在四川辛亥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行了再评价。如唐宗尧等在《摊开事实看四川立宪派》一文中,主动为尹昌衡打上“封建军人、投机分子”的烙印,并认为立宪派人、谘议局议员勾结反抗革命力量,使合并后的四川军政府已经“成为反动统治的工具”〔5〕。王右瑜在《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前后见闻》中,就尹昌衡捕杀赵尔丰的原因分析时认为,尹昌衡“本无杀赵之意”,杀赵尔丰原因在于他“已经危及尹的地位”〔6〕,是尹昌衡不能不及时采取的措施。向楚在《重庆蜀军政府成立亲历记》中也认为,这是赵尔丰“危及了尹昌衡的既得地位”〔7〕的结果。吴晋航在《辛亥革命见闻录》中述及尹昌衡改编同志军的原因时也认为,这是尹昌衡感到“同志军难以控制”〔8〕的无奈之举。王蕴滋在《同盟会与川西哥老会》中也认为,尹昌衡开设公口收编同志军,意在“麻痹了同志军的斗志”〔9〕,而非团结安抚同志军。1976年,《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刊出了沈庆生的《张培爵传》。作者认为尹昌衡是成都兵变中的“野心家”,他“迫于周围情势,将赵尔丰捕杀”。并说是因为同盟会党人“觉得成都方面尹昌衡党羽甚众,才主动由张培爵电请自任副都督”〔10〕的。否定尹昌衡系被推举出任四川军政府都督这一史实,忽略了尹昌衡在四川辛亥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代表了左倾极端思想影响下评价尹昌衡的主要观点。

  以上观点,由于不同程度地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对尹昌衡在四川辛亥革命运动中的历史作用与地位的认识,或避重就轻,或语焉不详,忽略尹昌衡在四川辛亥革命历程中的应有地位,甚至存在故意低估曲解。为尹昌衡打上“野心家”、封建军人代表、“投机分子”等革命对立派的标签,成为建国后相当长时间内认识评价尹昌衡的基本观点。

  二是实证主义者的研究与评价。1913年,山东潍坊著名书画家刘石甫(芙)为尹昌衡作有《尹昌衡传》。该传分“少年游学之尹昌衡”、“归国不遇之尹昌衡”、“革命及戡乱之尹昌衡”、“查办藏事之尹昌衡”等六章,概述了尹昌衡从幼年求学到西征经略川边大约30年以来的人生主要经历,对其在四川辛亥革命进程中的功业与过人才智做了高度评价。认为尹昌衡是有“真智谋、真胆气、真热诚、真魄力”的蜀中俊才,是“辛亥革命骁将”、“满清劲敌”、“乱世之人豪而治世之长才”,并直陈“有尹昌衡则蜀虽乱而可平,无尹昌衡则蜀虽安而亦殆”〔11〕,充分肯定了尹昌衡在平定“成都兵变”、捕杀清督赵尔丰、合并成渝两地军政府等四川辛亥革命关键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与历史功绩,凸显了他在稳定辛亥四川社会秩序,促进四川近代社会转型中的不二功业。此外,作者还专设两章,把尹昌衡与古今著名军政人物如韩信、周亚夫、诸葛亮和蔡锷的功业进行比较,以突出其非凡的文才武略,揭示他乃兵家、革命家、冒险家而非政治家的性格特点。刘石甫所言虽不免语带夸饰,但所载事迹均系时人皆知,有据可查之事,是尹昌衡研究不可多得的历史素材。

  1926年,蔡东藩在《民国演义》中,历史地再现了尹昌衡匹马前往军营说服解散众兵,并振压泸城“讨袁义军”的历史经过。由于时代的局限,作者还无法视张煦率领的“讨袁义军”的历史进步性,错误地把张煦的“讨袁行为”看作是“叛国逆行”,认为尹昌衡的振压行为是维护国家的统一“壮举”。

  1930年代末,贺觉非在其《西康纪事诗本事注》中,重点概述了尹昌衡西征的社会与时代原因、西征军事与部署的具体经过、所取得的历史功绩,以及尹昌衡,改州府为县,积极经略川边在西康建省中的历史贡献。是首篇述评尹昌衡西征历史经过与功绩的的文章。同年,日本人园田一龟在《新中国人物志》中,概述了尹昌衡在平息“成都兵变”、擒杀赵尔丰、出任四川军政府都督,以及西征平叛,经略川边等生平主要事迹。尹昌衡上述功业为日本人所熟知,并载入外国人所作之中国志书,可见尹昌衡在当时非同一般的影响。

  以上研究成果大多建立在作者亲历、亲闻的基础上,带有明历史鲜活性,保存了大量的历史细节,是尹昌衡研究不可或缺的历史素材。由于受历史实证主义观点的影响,因此有关尹昌衡生平事迹的研究评价,仅关注了尹昌衡在事件本身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还缺乏对其社会背景、历史与现实原因的综合考察,还存在严重的历史局限性、片面性等问题。

  三是与尹昌衡同时代的军政界人士的评价。

  作为与尹昌衡同时代的军政界人士,他们在对尹昌衡在四川辛亥革命中的壮举,给予了积极评价,肯定了他作为时代的英雄人物的历史地位。如但懋辛在《四川辛亥革命亲历记》在中说:“成都十八日兵变,四川军政府改组,推尹昌衡当都督,罗纶副之,并说尹已围攻督署,擒着赵尔丰在皇城开军民大会,宣布赵的大罪,当众斩首,遊哘示威。”又说:“蜀军政府认为尹杀了赵尔丰,基本是革命的”。〔12〕在作者概述尹昌衡出任都督的原因,捕杀清督赵尔丰的经过时,尽管仅寥寥数语,但充分肯定了尹昌衡此举在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巩固辛亥革命成果中的重要贡献,并认为尹昌衡此举的性质是“基本革命的”。

  李静轩在《尹昌衡西征纪要》中评价尹昌衡西征的历史意义时说:“尹昌衡西征,尽管时间不长,尽管计划未实现,尽管逆浪浪头掀起得很高,而逆势确确实实遭到了阻遏和压抑。”〔13〕资料翔实,持论公允,指出了尹昌衡“平叛反帝”在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中的历史贡献,肯定了他作为民族英雄的重要历史地位。

  上述各派关于尹昌衡历史地位与作用的评价,研究分别站在自己的立场,对尹昌衡做出了符合自己观点立场的评价,各观点之间既不相互统帅也不相互争论,这正是尹昌衡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的重要标志。

  (二)兴起阶段(文革结束至1989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随着人们对对辛亥革命在中国革命史历史上地位与作用认识的不断深入,围绕对立宪派的评价,否定派与肯定派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特别是有关尹昌衡是不是“反革命”的问题,将尹昌衡研究逐步推向了新的高潮。

  对尹昌衡在四川辛亥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持否定态度的,主要有以下两文:1979年,涂鸣皋在《辛亥革命在四川》中认为,尹昌衡是四川獨立过程中的“大野心家”。他通过改组“大汉四川军政府”,“乘机夺取了政权”后,即“向同志军开刀”,“以武力控制了川西一带,从而夺取了革命的成果”。并以“武力威胁蜀军政府,要求成渝合”,进而篡夺了全川的统治权。对尹昌衡在四川军政府中的历史作用基本上持否定态度。1982年,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指出,尹昌衡“算是同革命有点因缘”的“当权者”和“实力派”。但又是一个“代表封建地主、买办的军人”。以尹昌衡为代表的,“在革命风潮中产生的反革命政权”,通过“军事威胁和政治谈判终于使重庆方面让步”〔14〕,合并了蜀军政府,将四川政权统一到了自己手里。对尹昌衡及其主导的四川军政府的历史地位,是持否定态度的。

  但是,随着人们对辛亥革命研究与认识的逐步深入,学者们开始摆脱左倾思潮的影响,对“四川立宪派在保路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尹昌衡及其四川军政府的性质”等重要话题做了重新审视,提出了不少新的观点。如有学者意识到:“蜀军政府绝不是立宪派与封建勢ㄌ妥协的结果,而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全川人民粉碎封建复辟勢ㄌ的斗争所取得的胜利成果。”又如有学者认为:“成渝合并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展革命的结果,是把革命发展推向了顶点。”有学者还特别指出:“以尹昌衡为都督的‘四川军政府’,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政权,与以蒲殿俊为都督的‘大汉四川军政府’有本质的区别。”〔15〕人们对保路运动的再认识重新评价,为尹昌衡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并指出了研究的方向,进而直接影响到对尹昌衡的深入研究与再认识。

  1981年9月出版的隗瀛涛《四川保路运动史》,在系统研究四川保路运动与同志军武裝起义的历史背景、原因、作用、性质和特点基础上,分析指出尹昌衡是一个“没有明确革命意识,只是热衷于争夺军权和地位的实力派”,〔16〕而非所谓的“野心家”。首次对尹昌衡的阶级属性做了比较符合历史真实的定位。接着,作者分析探讨了成渝军政府合并的社会原因与历史经过,指出其合并的最初意见,“是由同盟会提出的”,蜀军政府主要领导人,“张培爵、熊克武、朱之洪等也是同意的”〔17〕。纠正了此前关于尹昌衡阴谋“篡夺”、趁机“攫取”蜀军政府都督宝座等错误说法。这与“成渝合并是革命党人与全川人民的强烈要求,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展革命的结果,不是倒退,而是前进”〔18〕等相关论断也是一致的。作者还指出,尹昌衡亲自率兵西征,“为反帝平叛做出了贡献”。〔19〕该书摆脱“极左”思想路线干扰,对尹昌衡在处置“成都兵变”、合并四川军政府统一川政,以及西征平叛中的历史贡献做了客观评价,纠正了此前的一些偏见,这对促进新形势下尹昌衡研究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1981年10月,谢忠梁、谭继和、蔡济生在《四川立宪派在保路运动中的作用》中认为,中国近代历史上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立宪派的争论和分歧,“并不是革命、进步和改良、倒退的分歧。它们没有本质的分歧,同是反清武裝革命的重要力量”。指出尹昌衡取代蒲殿俊出任四川军政府都督,二者其实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反而加强了“四川同盟会在政府中的地位”〔20〕。从而驳斥了关于尹昌衡是“代表封建地主、买办的军人”,“篡夺辛亥革命果实”的“野心家”等带有明显阶级烙印的片面观点。代表了社会思想舆论转型后尹昌衡研究评价的最新重要成果。作者还进一步指出,“凡是为国为民做过有益的事的志士仁人,他们是走在我们前面清扫着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障碍的先行者,值得我们纪念和尊敬。”〔21〕为如何评价尹昌衡等在中国囻主化进程中的“先行者”,树立了正确的标准,具有终结关于尹昌衡乃是“反革命”评价的负面影响的积极作用,为尹昌衡研究的不断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1982年,牛济在《清末立宪派与四川保路运动》中,在分析以尹昌衡为代表的立宪派在四川保路运动中的重要作用与贡献基础上,指出尹昌衡是居于辛亥革命主导地位的革命党人。他说:“革命党人尹昌衡依靠新军力量迅速平定叛乱,并对软弱的大汉军政府进行改组。”首次把尹昌衡作为“革命党人”看待,充分肯定了他对“软弱的大汉军政府进行改组”在四川辛亥革命中的积极意义。他还指出,成渝两地军政府合并并不存在所谓的武力威胁与篡夺的问题,而是二者“经过协商合并为四川军政府”这一历史事实。合并后四川军政府不但未使同盟会遭受打击,反而使“革命党人在四川军政府中的力量明显占了优势”〔22〕。作者坚持史实求实的客观历史研究态度,对尹昌衡在四川辛亥革命中的所作所为做了全新的解读与符合历史地评价,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首篇客观公允地研究评价尹昌衡在四川辛亥革命史上地位与作用的代表作,成为推动尹昌衡研究在新形势下迅速发展的新动力。1983年,陈一石在《清代成都驻防八旗再探》中,概述了尹昌衡采取积极措施,成功化解满汉民族矛盾的基本经过,肯定了他在处理这次民族冲突、与民族仇杀发生中的历史贡献。1984年,戴执礼在《关于大汉四川军政府军用银票》中,在述及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后如何解决财政匮乏的问题时,对尹昌衡通过发行军用票解决军政府财政困难,使刚成立的军政府“赖以支持于不坠”等积极措施做了积极评价。1987年,邱远应在《尹昌衡出任川督引起的思索》中,在全面分析辛亥时期四川所面临的各种严峻社会形势基础上,系统探讨了同盟会、立宪派、同志军和四川军人集团等各派勢ㄌ在四川辛亥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指出以尹昌衡为代表的军人集团才是决定四川辛亥革命走向的决定力量。认为尹昌衡之所以能够平息兵变,“首先得力于川籍军人集团的支持”,而非仅靠所谓的“投机”与“阴谋”就能得逞的,正面解释了尹昌衡出任四川军政府的历史原因。指出尹昌衡之所以被对立各派推拥,在于他“控制了四川军队大权,而其他各派根本无力与之抗衡”这一客观事实。不仅加深了人们对四川军人集团首领的尹昌衡在四川辛亥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与地位的认识,纠正了此前关于尹昌衡评价中的某些不正确看法,而且解释了蒲殿俊所建立的“大汉四川军政府”何以成立十二天后就在兵变中垮台,以及“平定兵变、重组军政府,非川籍军人集团及其代表尹昌衡莫属”的根本原因。作者认为尹昌衡“有别于清朝的反动勢ㄌ,同时也不是革命派、立宪派”,“是川籍军人集团的代表”,出任都督时“绝非革命派”〔23〕等新见。从根本上解决了尹昌衡在四川辛亥革命前后的派别归属,以及他与立宪派、同志军和同盟会的区别与联系等问题,表明在关于尹昌衡生平事迹研究上取得了新的突破。作者对尹昌衡在四川军政府都督任上的重要历史功绩重要地位,首次做了正面分析与评价,立论充分,观点明确,是整个八十年代关于尹昌衡研究与评价的力作。此外,还具有从研究方法上促使尹昌衡研究从间接研究向直接研究,零星研究向专门化研究转型的积极作用。

  (三)繁荣与拓展阶段(1990年至今)

  进入九十年代后,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与文化的不断繁荣,有关辛亥革命的研究继续不断向前发展。学者们围绕“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辛亥革命与20世纪中国”等历史与现实的主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无论“在史料发掘、研究视角的转换、新研究方法的尝试、研究问题的深化等方面均有一定程度的进展”〔24〕。与此相应,挖掘丰富尹昌衡生平的相关史料,辨明真伪,深入研究尹昌衡在四川辛亥革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作用及其积极思想,成为尹昌衡研究的主流。

     第一,相关史料的不断发掘与辨疑取得的成就。挖掘丰富与尹昌衡研究相关史料,丰富尹昌衡研究资料库,以及厘清尹昌衡生平的主线,成为这一时期尹昌衡研究的重点。1991年,由尹昌衡之子尹宣晟口述,邱应远采编的《尹昌衡史实问答》,对关涉尹昌衡生平的重大史实,诸如“何时加入同盟会”、“平息兵变”的经过与动机、“推举胡景伊护理川督”的初衷、“被袁世凯逮捕入狱”的诱因等悬而未决的历史疑难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整理与挖掘,为研究尹昌衡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亲历亲闻史料。同年出版的《郑逸梅选集》,记载了尹昌衡晚年隐居成都,不问世事,唯“诵经自遣”,隐居泉林的生活状况。同年出版的《张澜》一书中,重点披露了“成都兵变”后,张澜提名“尹昌衡为都督,罗纶为副都督,改组军政府”〔25〕,这一关于尹昌衡轻易获得四川军政府都督职位的历史真相。进入二十一世纪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继续不断涌现。在不到十年时间内,就产生了各类论著11种。如2000年出版的娄献阁、朱信泉主编的《民国人物传·尹昌衡传》,以时间为经,以事为纬,客观地反映了尹昌衡生平的主要经历。2001年出版的四川方志委员会主编的《四川省志·人物志》,收录了尹昌衡留学日本、平息“成都兵变”、捕杀赵尔丰、西征平叛等生平主要事迹,历史地再现了尹昌衡生平的历史主线。此外,2007年出版的《晚清七百名人图鉴》、2008年出版的《广西民国人物志》,分别收录有简略介绍尹昌衡的几部《小传》。不少史书方志为尹昌衡列传,肯定了尹昌衡在历史上的应有地位,表明关于尹昌衡生平的研究已经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

  辨析真伪,辨析谬误,还原其历史真相,是这一时期尹昌衡生平事迹研究的又一特点。1992年,许增紘在《临变入盟——尹昌衡参加同盟会考辨》一文中,就尹昌衡何时何地加入同盟会,加入同盟会的原因等尹昌衡生平研究中关键问题,做了深入具体地分析与考辨。关于加入同盟会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具体情况,尹昌衡自己没有明说,目前也没有其他确切证据说明这一问题。学界目前对此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他在日本时早已加入同盟会,并是其中的主要成员;一种认为他是在回成都后,在任都督前才加入的。针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作者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前提下,通过考辨两种不同观点产生的原因,持论者立论依据的真实性与可靠程度,及其立论的合理性等要素,并在分析尹昌衡人格理想、道德操守等基础上,结合新的历史材料广征博引,论证了尹昌衡在日本不可能也没有加入同盟会的事实。指出他参加同盟会是在“成都兵变”之后,根据形势发生变化的需要才临时火速加入同盟会的。该文作为尹昌衡研究的专文,史料征引准确翔实,思路清晰,论述合理,结论可靠,同类研究成果中的代表之作。1996年,李喜所、田涛在《评黄兴武裝反清的战略和策略》一文中,考证说明了尹昌衡早在日本东京即已经加入“铁血丈夫团”这一历史事件。1999年,张学继在《陈其美与黄郛关系论》一文中,通过梳理陈、黄二人早年交往的经历,再次验证了这一事实。1998年,席萍安的《试析辛亥革命中的四川新军》,在梳理“四川军人集团”的历史形成原因、过程基础上,指出以尹昌衡为首的四川军人集团力主排斥外籍军人集团,最后导致川军卷入“地域偏见”,产生内耗,影响四川辛亥革命进程的史实。

  这些研究成果中的谬失,辨明真伪,对还原尹昌衡生平事迹的历史真相,丰富尹昌衡研究的历史资料,促进尹昌衡研究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

  第二,有关尹昌衡在四川辛亥革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作用及其积极思想成为尹昌衡研究的主流与重点。1990年出版,隗瀛涛主编《四川近代史稿》,是研究四川近代化进程的最著名的代表作。该书设立专章,对四川辛亥革命的实力派关键人物尹昌衡及其以他为首的四川军政府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做了全新的审视与再评价。认为尹昌衡平息“成都兵变”,捕杀清督赵尔丰,合并成渝两军政府为四川军政府,统一川政,对促进四川辛亥革命发展直达高潮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认为“四川军政府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为首的进步力量和全川人民反复辟斗争的产物。”“四川军政府就其成员组成、组织机构来看是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地方政权”。肯定了尹昌衡在四川辛亥革命中的重要历史作用与地位,成为新时期历史地、客观地认识与评价尹昌衡及其四川军政府的最新成果。

  1991年,许增紘在《论四川军政府》〔26〕一文中,分别从四川军政府政权机构的人员组织,同盟会会员在其中的主导地位,其所代表阶级利益,所采取的主要政令措施等几个方面着手,分析论证了以尹昌衡为首的四川军政府及其行政组织的历史地位与性质,认为它是“基本符合同盟会纲领的,是站在南京革命政府一边,反对清朝统治的”。肯定了它是在辛亥革命中建立的、以革命党人为主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府,批驳了此前关于“以尹氏为首的四川军政府代表一种反动勢ㄌ”,“重庆蜀军政府与它合并,是革命勢ㄌ向反动勢ㄌ投降”等偏见。该文资料翔实,论证有力,牢牢把握评价判断政权属性的关键要素,对尹昌衡及其建立的四川军政府的性质与地位的评价,是基本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的,无愧于研究尹昌衡及其四川军政府的标志性新成果。同年,何一民在《尹昌衡与四川军政府》〔37〕一文中,分“从倾向革命,加入同盟会”;“临危受命,力挽狂澜”;“合并成渝军政府,统一川政”等三个部分,分析论证了作为四川辛亥革命军政风云人物的尹昌衡,在组建四川军政府,统一川政,巩固四川辛亥革命成果中的重要地位与贡献。认为尹昌衡在四川辛亥革命进程,尽管他本人的所作所为及采取的措施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总体而言是“有利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是应当予以肯定的”。并指出,尹昌衡合并成渝两地军政府组建四川军政府,“使四川辛亥革命达到高潮”,并不是“四川辛亥革命失败的标志,而是全川革命派发展革命的成果”,对尹昌衡在统一川政,巩固辛亥革命成果中的重要贡献给予了积极评价。作者史论结合,不囿陈见,对尹昌衡及其四川军政府在四川辛亥革命中的历史地位与价值做了客观新评价,纠正了一些论著中关于尹昌衡评价的错误认识,对促进尹昌衡研究深入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993年,苏贵庆《怎样评价辛亥都督》一文中,在对辛亥各省都督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贡献与历史地位做总体研究评价基础上,客观分析了尹昌衡在促进辛亥革命发展,以及反对衯裂,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中所做的贡献。

  以上研究者站在四川近代化进程的历史大背景下,客观评价了尹昌衡在四川辛亥革命历程中的成就与不足,纠正了此前先入为主、主观臆断等错误研究方法所带来的错误与不足,重树了尹昌衡的历史地位,凸显了尹昌衡在四川辛亥革命历程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而专门性研究、系统化研究成果的不断出现,表明尹昌衡研究已经从一般性研究开始转入到重视理论性研究的新阶段,代表着尹昌衡研究取得的新成就。

  第三,西征平叛与经略康藏研究的丰富与完善。尹昌衡奉命西征平叛,讨伐西藏衯裂勢ㄌ,击溃叛军,对巩固川边,稳定西藏地区的危急局势,巩固辛亥革命成果,维护国家统一,做出了积极而重要的贡献。这既是尹昌衡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近代军事史、康藏史和民国史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研究体系。

  一是关于尹昌衡与康藏近代化方面的研究成果。1990年,张玉林的《巴塘历史沿革漫述》〔28〕,在概述近代巴塘的发展沿革历程和特点时,述及了尹昌衡西征平叛后,废府、厅、州及理事官、委员之职,一律改为县,设县知事,积极经略川边,加强对巴塘的管辖与经理的历史功绩,从近代化发展的角度,肯定了尹昌衡巴塘历史上重要地位与历史功绩,是尹昌衡生平研究与巴塘近代化历程交叉研究的新成果。1993年,秦和平的《1912年民国政府筹治西藏措施述评》〔29〕,客观分析了尹昌衡西征在康藏近代化历程中的成就与不足。一方面肯定了尹昌衡积极请战,兵分两路进击,迅速平定叛乱在“确保对西藏的统治,维护主权,反对衯裂”中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对尹昌衡为了抢占地盘,与滇军交恶,贻误战机等负面行为进行了批判,是首篇辩证考察尹昌衡西征功过的重要文章。2001年,黄天华的《论民国时期西康建省》〔30〕,在述评民国西康建省不同阶段的主要成就与历史特点时,分析评价了尹昌衡在出任西征军司令府司令、川边镇抚使和川边镇守使期间,强调内务、司法、教育、财政、实业、交通等现代行政管理机构建设,加强中央对西康的经理和管辖权限,在促进西康地区内附中央,促进其近代化进程中的历史贡献。2002年,刘国武在《袁世凯政府对藏政策初探》一文中认为,尹昌衡率军西征,分兵进剿等平叛措施,“使得中央政府在川藏边境建立了一块根据地,对西藏衯裂勢ㄌ起到了较大遏制作用,是西藏没有重蹈外蒙古覆辙的重要原因”〔31〕。从中央政府筹措管辖西藏等边疆省份大政方针的高度立意,高度评价了尹昌衡西征在平叛和遏制衯裂勢ㄌ,以及维护国家主权完整中的重要历史地位。2009年,孙宏年的《民国初年滇、川、藏之间关系及其影响——以西藏治理和西南边疆稳固为中心》,从边疆史研究的角度,对尹昌衡奉中央政府之令,率军西征,平定藏乱,积极经营西康的成败得失做了客观评价。在肯定尹昌衡西征在促使中央政府下定决心抵抗外来侵掠、维护领土完整方面的积极作用的同时,还指出以尹昌衡为代表的川边地方当局,为了地方利益、集团利益所采取的某些措施、,对民国初年乃至以后的西藏治理和边疆稳固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是从新视角研究尹昌衡与川边建设关系的新成果。

  二是关于尹昌衡进占玉树的功过是非的评判。1993年,喇秉德在《简评“西姆拉会议”前后马麒的历史作用》中,认为尹昌衡以“内、外藏”划分范围,武裝占领玉树地区,是挑起川甘之间“争界事端”〔32〕,引发川边纷争的主因。1997年,邓慧君的《论近代玉树纷争》,在系统梳理近代玉树纷争过程基础上,针对尹昌衡、青海马氏家族、英帝国主义各方在历次玉树纷争中的不同目的、动机与表现,分析指出尹昌衡占据了玉树25族的囊谦地区,向北洋政府主动报告“隆庆25族报效投诚,愿归川管”等行为,并不是造成近代玉树纷争的主要原因,认为只有“英帝国主义在西藏的侵掠活动,才是造成玉树纷争的主要原因”〔33〕。作者立论事实清楚,逻辑严密,在充分把握玉树纷争问题的本质之所在基础上,对造成玉树纷争的根本原因做出了合理的解释,并客观评价了尹昌衡在玉树纷争中的得失,成为同时期研究尹昌衡与玉树纷争关系的代表作之一。2005年,王晶波的《论民国初年的玉树之争》,在概述玉树纷争的历史经过时,探讨了玉树部族在这一事件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分析论证了川、甘各方对待玉树问题的不同立场和态度,所采取的不同方式,以及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与得失。作者认为尹昌衡进占玉树并非只是为了争夺地盘,扩大勢ㄌ,而是有其深远的国际、国内政治背景互相作用的结果。再次强调英帝国主义入侵才是川甘之争问题的本质之所在,认为尹昌衡进占玉树,对把玉树纳入近代国家管理体制,以巩固边防的意图,都是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的,再次对尹昌衡进占玉树之事做了新的解读。2007年,桑丁才仁在《民国初期川陇两省就隆庆(囊谦)归属问题所引发的纠纷》中指出,玉树纷争不过是川边经略使尹昌衡借“西姆拉会议”所造成的政治恶果,是通过欺上瞒下,精心策划的一场政治闹剧。其结果是使马麒无意中得到了一次难得亮相机会,为形成独霸一方的“马家军”赢得了政治资本。作者关于这场纠纷“完全是由尹昌衡为一己私利制造出来的政治把戏”〔34〕的观点,尽管并不能代表对这一问题的定论,但作者从“西姆拉会议”召开的背景及其影响的角度评价尹昌衡进军玉树的性质,则开辟了评价尹昌衡与玉树之争问题的研究新途径。

  三是对尹昌衡西征及其历史影响的总结与评价。随着尹昌衡西征研究的不断发展,全面总结尹昌衡西征的历史经过,评价其成败得失,是西征研究发展到新阶段的一种必然趋势。2004年,黎仕明、陈明的《尹昌衡西藏戡乱》,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比较系统地概述了尹昌衡西征平叛的社会背景、原因和西征平叛,相继粉碎藏边区各叛乱,恢复康区统治秩序的历史经过。对尹昌衡为完善康藏行政建制,添设府县,设官治理以加强中央对西藏的管辖的政策措施给予了积极评价。充分肯定了尹昌衡稳固藏卫,阻止西藏在英国殖民者挑唆下的衯裂,维护祖国领土与主权完整,促进康藏近代化过程等事件中的历史贡献。作为首篇比较全面地研究尹昌衡西征平叛、经略川边历史经过与功绩的文章,尽管研究者由于受专业所限,较少涉及尹昌衡西征军事实践与思想方面的内容,但不失为总结性地研究与评价尹昌衡西征历史功过的重要成果之一。2010年,塔娜、喜饶尼玛的《尹昌衡西征评述》,在概述尹昌衡生平主要经历后,首先分析了“西藏动乱始末”的主要原因,解释了尹昌衡西征平叛的历史必然性;其次,分西征的基本经过、西征节节取胜的原因、西征的中缀等三个阶段,概述了“轰轰烈烈的西征”的历史发展过程与历史面貌。最后,从“捍卫国家主权,保卫领土完整”;“对西藏衯裂勢ㄌ以极大震慑”;“对川边的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35〕等三个方面,对尹昌衡西征的历史价值与影响做了客观具体的评价,肯定了尹昌衡在中国近代史和康藏历史上的突出地位与贡献。本文作者作为研究康藏史的专家,对尹昌衡西征在康藏近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有深刻的认识与把握,成为研究尹昌衡西征的集大成之作。

  第四,关于尹昌衡与四川近代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研究。尹昌衡作为四川辛亥革命的军政风云人物,不仅在四川辛亥革命军、政方面影响巨大,而且还对民国初年四川社会的经济、文化与社会风俗发展走向产生了积极影响,成为尹昌衡研究者关注的要点。

  一是关于尹昌衡收编袍哥、改编同志军方面的研究。袍哥盛行及由此带来的匪患问题,是四川近代社会问题研究的点。尹昌衡曾利用袍哥勢ㄌ,捕杀了清督赵尔丰,推翻了清廷在四川的统治,然后通过收编、遣散和振压等各种手段,解散了聚集在成都周围的袍哥勢ㄌ。这既是四川袍哥历史演变上的重要事件,也是尹昌衡生平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1995年,马烈在《民国时期匪患探源》中分析民国初年匪患盛行的原因时认为,尹昌衡先在成都设大汉公总公口,自任总舵把子,广开公口,并将袍哥队伍收编为保安营,是“致令袍哥人数猛增”的主要原因。而平息“成都兵变”,组建四川军政府后,尹昌衡没能妥善安置好袍哥人员,则是促使袍哥散为土匪,导致川省匪患由此大炽的又一根源。作者从社会史研究的角度,研究了尹昌衡与四川近代社会问题之间的关系,扩大了尹昌衡研究的范围。2000年梁勇的《试论民国初年川西的匪患》,结合民国年间的四川军阀混战、袍哥横行、土匪猖獗等社会问题,在肯定了尹昌衡利用袍哥勢ㄌ推翻清朝统治的积极作用时,指出尹昌衡在收编安置袍哥问题的失误,为日后四川匪患盛行埋下了祸根。把民国以来的匪患问题与尹昌衡研究联系在一起,拓宽了尹昌衡研究的领域。2009年,蒋益文的《揭秘袍哥会》,在揭示四川袍哥盛行的来龙去脉基础上,分析指出尹昌衡利用和解散袍哥的原因、经过,揭示了尹昌衡与四川袍哥和四川“保路运动”之间的关系。

  二是关于尹昌衡与四川国学运动之间的研究。最早关注尹昌衡与近代学校教育关系的,是1991年发表的许增紘的《论四川军政府》。作者在论述尹昌衡出任四川军政府都督后为恢复四川社会秩序,采取的政策、措施的利弊及其产生的社会影响时,对尹昌衡“为提高国民文化水平”,饬令各部门“迅即筹还学款”,储为明年办学之用”等重视教育的行政措施,给予了积极评价。2008年,谢桃坊在《批评今文经学派——刘师培在四川国学院》中,对尹昌衡改枢密院国学院,大力提倡“研究国学,发扬国粹”〔36〕,为复兴蜀学,发展繁荣四川的思想文化所做的贡献做了积极评价。2009年,杨正苞在《四川国学院述略》,分别评价了尹昌衡聘延吴之英等国学大师主讲四川国学院,制订办院目标,恢复国学,在教育培养蜀省人才方面取得的重要贡献。同年发表的谢桃坊《四川国学运动述略》,在概述清末国学的保存、南移、延续与复兴的发展演变史基础上,指出尹昌衡改枢密院为国学院,提倡国学,促进了“国学实现重心南移西南”,是国学“由衰而盛的历史转变的重要推动力量”〔37〕,充分肯定了尹昌衡在国学运动史和蜀学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三是关于尹昌衡在四川近代经济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引起了部分经济史研究者的关注。1994年,张善熙在《民初的两个“川银行和”和两种“川兑换券”》中,概述了以尹昌衡为首的四川军政府分别成立两个“川银行和”,发行两种“川兑换券”,以解决军政府财政匮乏,军政费用需要浩繁等危机的经过,表现了尹昌衡在促进四川金融近代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与影响。1999年,何林主编的《钱币学词汇简释》,在“康定造币厂”条,记载了尹昌衡经略川边时,在康定铸造银币、铜币,加强川边金融建设的经过。同年发表的黄家辉的《四川雄狮币铸造探源》,在探究四川铸造的无省名无面值的雄狮币的铸造时间、图案形态、铸造主持者等问题时,通过分析尹昌衡的政治立场与人品素质,否定此前关于尹昌衡乃铸造雄狮币的主持者的观点。2009年,崔晓峰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币制政策及措施》中,记载了四川军政府成立之初,都督尹昌衡因财政匮乏,致电孙中山,汇报其“发行军用银票三百万元,以济急需”的原因与经过。

  第五,关于尹昌衡思想的评价。1993年,苏贵庆在《怎样评价辛亥都督》中认为,尹昌衡留学日本学习陆军期间即加入同盟会,回国后成为清朝新军中的高级军官,掌握重兵后蛰伏在敵人心脏里侍机起义,应是当之无愧的“迎接新潮流的挑战者,是以为革命主流派中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反清英雄”〔38〕。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如何评价尹昌衡的革命目的、性质与属性等关于尹昌衡生平研究中的疑难问题。同年,许增紘在《旧文化孕育出的新都督——辛亥前后尹昌街的政治态度》一文中,在系统梳理尹昌衡在四川辛亥革命前后矛盾的所作所为基础上,从思想根源与文化根源角度,概括了尹昌衡充满矛盾、模棱两可等政治态度的主要特点,以及造成这种政治态度的历史与现实两面的主要原因。认为尹昌衡是个相当复杂的人物,他是革命的同情者、同路人,而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能把他与反对革命者相提并论”,不能简单的“把他划归革命或反动营垒”。最后指出,一个人的文化思想对其政治态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提出研究辛亥革命史,应该重视“从人们文化思想的深层去寻找原因”〔39〕。首次明确指出了理论研究在尹昌衡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在尹昌衡研究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第六,以文学的形式演绎尹昌衡的传奇人生。针对尹昌衡在四川辛亥革命中的不朽地位与传奇人生,从文学的的角度,再现尹昌衡其人其事,是尹昌衡研究中的又一新形式、新特点。

  1994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田闻一《八千里路云追月——尹昌衡都督传奇》,作者以文学的笔触,展现了四川近代史上这位传奇性历史人物的历史人生。通过塑造尹昌衡这个人物形象,在急剧变革的时代大背景下,将尹昌衡与清末民初和新中国诞生前后若干重要人物如张澜、颜楷、蒲殿俊等与四川保路运动、“成都兵变”、西征平叛等近代四川历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串接起来,再现了四川近代化的基本进程和主要特点。同年,王钦韶、宁静主编的《中华现代名人掌故》,以传奇文学的形式,讲述了“尹昌衡智杀赵尔丰”传奇经历与社会影响。1995年,成都出版社出版了蒋维明的通俗历史言情小说《尹昌衡都督传奇》。这是首部关于尹昌衡生平感情生活的文学作品。该书是以文学手段研究尹昌衡生平事迹取得的重要成果,对丰富尹昌衡生平研究成果、宣传尹昌衡的事迹,均产生了积极影响。1998年出版的《成都掌故》,虽重在从不同的角度介绍了成都的风貌民俗、名人趣闻、古迹名胜等;但该书收录的《尹昌衡晚年二三事》一文,作者以讲故事的方式,回忆了尹昌衡晚年时期与刘成勋间的友谊,及其寓居于大邑乡下,致力于民风、教育事业等晚年的趣闻轶事。2006年发表于《成都日报》的李青松的《尹昌衡——半生戎马半生诗文》、同年发表于《晚霞》的邓永安《立志报国的尹昌衡》,均以文学的手法,再现了尹昌衡的传奇人生,突出了他如何在四川军界树立威信,尹昌衡平息“成都兵变”和施计捕杀赵尔丰等传奇经历。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关于尹昌衡的研究中可知,无论是史料发掘与主体思辨,还是研究的系统性、专门化程度,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不仅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研究的范围与深度不断拓展,而且研究成果的专门化与专业化水平不断增多与提高,多元化、专门化并重的发展趋势非常明显,显示出从未有过的生机与强劲的发展势头。特别是随着辛亥革命史、民国史、西康史、军事史、巴蜀文化史等研究的兴起,尹昌衡在四川辛亥革命史、近代史军事史、西康史的地位与作用,不断被不同领域与学科的研究者所引用与论述;他关于民族、国家的思想,为巩固四川辛亥革命成果、维护川边稳定采取的政策措施,成为相关领域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并对其历史价值与贡献,做了客观评价。尹昌衡不再是辛亥革命史、四川近代史研究的边缘人物或者仅是一个负面形象符号,而是已经成为四川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主体和关键对象,意味着尹昌衡研究发展到新的高度。

二、尹昌衡研究的主要成就特点

  (一)构建了以研究评价尹昌衡历史作用与地位为主流的研究体系

  近百年对尹昌衡的研究与评价,主要经历了一个由单一的生平事迹介绍、叙述到多层次、多元化的立体研究与不断认识的发展过程,并最终形成了以研究评价尹昌衡历史作用与地位为重点的研究体系。文革前各派研究者,由于所受时代思想学术观点的影响与立场不同,他们对尹昌衡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分别做了不同的评价。以郭沫若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者,认为尹昌衡“不是立宪派,也不是革命党,只是有兵权在手里的实力派”。以刘石甫为代表的实证主义者认为,尹昌衡是推动革命进程的时代英雄人物。以但懋辛为代表的军政界人士认为,尹昌衡是政治上善于抓住时代机遇的“机会主义者”,善于平定叛乱的“威猛金刚”。此时的尹昌衡仅是四川辛亥革命史和保路运动史研究的间接对象,其地位还处于非常次要的地位。文革后,围绕对立宪派的评价,否定派与肯定派的研究者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关于尹昌衡是否是反革命的评价,成为四川保路运动史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亦是尹昌衡研究的重点内容。反映了人们在双百方针指引下,以事实求是的历史观重新认识与评价历史人物的时代学术走向。进入八十年代后,对立宪派历史功绩作用的重新评价,促进了人们对保路运动的深入研究与再认识,进而直接影响到对尹昌衡历史地位与作用的评价与再认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不断拓展,对促进尹昌衡研究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进入九十年代后,研究尹昌衡在四川辛亥革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作用及其积极思想,成为尹昌衡研究的主流,亦成为四川辛亥革命史、保路运动史研究的重点。相关的研究机构与团队逐渐成形,大量有关尹昌衡研究的各种论著,以及拓展型的文化、文艺著作不断涌现,以尹昌衡为研究对象的四川近代化研究史和四川保路运动史研究体系基本形成,意味着尹昌衡研究已经发展到更新、更高的历史阶段。

  (二)尹昌衡研究料资料库的不断完善与丰富

  有关他生平主要事迹的材料,主要通过以下三种形式被挖掘、整理和保存下来:一是刘石甫的传《尹昌衡传》、幼铭的专传《尹太昭传》,以及陈祖武的评传《煊赫一时的风云人物尹昌衡》等中保存了原始材料;二是建国后出版的各类“辛亥革命革命回忆录”、《文史资料》,如1962年刊出的《四川辛亥革命亲历记》中的王右瑜《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前后见闻》;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辛亥革命史丛刊》中重刊的熊克武等撰、张颐眉批的《蜀党史稿》;1981年出版的《成都文史资料选辑》中选登的向楚《四川辛亥之役》、姜梦弼《乘时平乱上台的尹昌衡》、陈祖武《智擒赵尔丰》等8篇回忆性文章;通过搜集整理作者亲历、亲闻者的回忆资料,抢救和保存了与尹昌衡生平有关的大量珍贵史料;三是如1988年出版的《中国军事人物辞典》,1989年出版的《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简明中华民国史辞典》,1991年出版的《辛亥革命辞典》,1992年出版的《国耻事典》,1997年出版的饿《四川百科全书》,2000年出版的《民国人物传》,2001年出版的《四川省志·人物志》等各种研究辛亥革命史、民国史和军事战争史的各类辞书史志,分别专设“尹昌衡”条或“尹昌衡小传”,记载了大量反映尹昌衡生平主要事迹的史料。

  有关他在四川辛亥革命史上的具体表现,反映其历史地位、作用与影响的史料,在平定西藏叛乱,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中的重要历史功绩等方面的主要经历,即使是只言片语或零星、分散的片段甚至传说,都先后被研究者从各种记载、档案材料中清理出来。如1983年出版的《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刊录了大量反映尹昌衡西征平叛的进军线路、人员部署安排、平叛策略步骤等方面的军事历史材料,是研究尹昌衡西征历史与军事思想的珍贵史料。1985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战争史》,设置专门的章节,介绍了尹昌衡西征的主要经过、战略意图和进军线路,以及获胜的原因与教训,为了解尹昌衡军在近代中国战争史上的军事地位提供了必要的参考。1987年出版的《中印关系中的西藏》,围绕民国时期西藏的严峻问题,对袁世凯政府制定并实施的一系列对藏政策措施的得失利弊做了客观分析,并对尹昌衡平息西藏叛乱、经略西康在稳定西藏局势的作用,做了积极评价。同年,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办编印的《西康史拾遗》,叙录了尹昌衡西征平叛经过雅江“平西桥”时的一段逸闻趣事,为研究尹昌衡西征历史提供了必要的参考。

  此外,研究者还加强了对相关史料的考订与辨伪,以确保史料研的真实性与正确性。如许增紘在《临变入盟——尹昌衡参加同盟会考辨》中,考证了尹昌衡何时何地加入同盟会的问题;李喜所、田涛的《评黄兴武裝反清的战略和策略》和张学继的《陈其美与黄郛关系论》,梳理考证了尹昌衡在东京加入“铁血丈夫团”的事实。

  研究者在系统梳理尹昌衡相关研究材料基础上,通过当事者的回忆,比对相关文献材料的异同,查找有关档案记载等实地调查,去伪存真,还原了尹昌衡生平事迹的历史原貌,厘清了尹昌衡生平事迹的主线,组建起以传记、原始档案、口述材料和考辨资料互相印证与补充的资料库,为促进尹昌衡生平研究与思想学术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史料保证。

  (三)有关尹昌衡生平事迹与评价的专题的研究不断拓展,建立了尹昌衡研究基本的基本框架

  尹昌衡是四川辛亥革命时期的核心人物,尹昌衡与四川保路运动、四川“现代化”进程的研究和西征平叛的研究,成为尹昌衡研究的重点与亮点,并以此建构起了尹昌衡研究的主要内容与基本框架。如通过研究尹昌衡在平息“成都兵变”、捕杀赵尔丰、合并成渝两地军政府等四川辛亥革命历程中几个关键阶段的主要表现、历史功绩与历史影响,从不同的角度与层面,反映了尹昌衡在四川辛亥革命进程中所起的重要而关键的作用。如《尹昌衡出任川督引起的思索》、《尹昌衡与四川军政府》、《论四川军政府》等,针对尹昌衡在四川辛亥革命过程中的不同表现与所做所为,对尹昌衡进行了正面化、专门化的研究,从正面凸显了尹昌衡在四川辛亥革命进程的重要地位与影响。又如《四川立宪派在四川保路运动中作用》、《清末立宪派与四川保路运动》、《四川保路运动史》、《辛亥四川风雷》等,在四川辛亥革命发展历程背景下,从侧面表现了尹昌衡在促进四川辛亥革命进程中的积极作用。再如《蒲殿俊与四川辛亥革命》、《试论民国时期匪患探源》、《张澜》、《赵尔丰晚年的成就与悲剧》等,通过研究尹昌衡与蒲殿俊、张澜、赵尔丰等辛亥革命历程中重要历史人物之间的交往关系,反映了尹昌衡在四川辛亥革命这一伟大历程中非同一般的历史地位。有关尹昌衡西征研究,则围绕西征平叛的基本经过、经略川边所采取的各种策略措施所产生的历史影响,肯定了尹昌衡西征平叛的胜利在防止西藏衯裂,维护国家领土与主权完整,促进康藏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贡献。并逐步步形成了集尹昌衡西征史料的挖掘整理、西征历史经过再现与重组与西征历史评价为一体的研究新成就。

  这些研究成果,既有一般性、间接性的普通研究,也有专门化、系统化的深入研究;既有对史料的清理与复原,也有公允的史评与史论。不仅对尹昌衡在四川辛亥革命的社会背景、主要经历和重要表现做了全面系统地梳理总结,展现了他在四川辛亥革命中的历史功绩与历史地位,而且对其所作所为的目的动机、性质与影响,做了全面客观的分析与评判。这就表明,关于尹昌衡与四川辛亥革命的研究,无论是研究广度与深度,还是研究的理论与体系,都已发展到相当的高度。

  (四)尹昌衡与四川“现代化转型”之间的研究成为又一研究重点

  尹昌衡既是四川辛亥革命进程中的重要军政人物,也是积极推动四川“现代化进程”中的积极力量。围绕尹昌衡在处理、解决和推进饱受封建专制毒害的四川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教育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与贡献,做了广泛的研究,凸显了尹昌衡在四川“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揭示了民国初年四川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近代化转型过程中的重要特点。

  如四川总督赵尔巽、赵尔丰为了加强自己对四川的控制,在新军中大力安插和培植外省籍军官,以排斥四川籍军官,客观上造成了尹昌衡这位敢于顶撞赵氏兄弟的新军将领成为四川籍军人集团的首领这一事实。关于这一问题,在邱远应《尹昌衡出任川督引起的思索》、《试析辛亥革命中的四川新军》《试析辛亥革命中的四川新军》等文章,在探讨尹昌衡与四川军人集团的密切关系时,论及了四川军人集团形成过程,对近代四川军队中的地位影响,并对其组织、性质做了评价,为认识四川军人集团这一四川近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力量,提供了必要的参考,表现了尹昌衡作为这一集团首领的特殊历史价值与影响。

  又如匪患是近代四川社会的重要问题之一,有关匪患与袍哥之间的复杂关系,来龙去脉,一直是四川近代社会问题研究关注的重点。《民国时期匪患探源》、《揭秘袍哥会》、《民国川省土匪、袍哥与军阀的关系》等文章,在对尹昌衡在改编利用袍哥的经过及其失策行为做了评述时,研究了尹昌衡在整编同志军,解决袍哥勢ㄌ滋生,扰乱正常社会秩序的问题中的决定作用,并涉及到袍哥与军阀、袍哥与土匪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演变史,为了解民国四川匪患历史情况提供了重要参考。

  再如民国初年,四川与邻近的西藏、云南和甘肃等省,均发生过边界纷争的问题。《近代玉树纷争》、《民国初期川陇两省就隆庆(囊谦)归属问题所引发的纠纷》等,对尹昌衡进军玉树引发的川、甘边界之争的原因、经过及其影响,做了深入广泛的探讨;《浅谈蔡锷的崇高品格》、《四川省疆域沿革概述》、《论云南军都督府》则反映了云南与四川边界纷争的历史现状,反映了尹昌衡在特殊时期处理川省边界纷争事件中的基本立场及其产生的历史影响。《关于大汉四川军政府军用银票》,则反映了尹昌衡采取特别经济措施,发行军用票解决军政所面临的严峻财政问题。《四川国学运动述略》、《四川国学院述略》等研究成果,则反映了尹昌衡积极支持教育,培养四川学术与人材的问题。一批这方面的专门化程度很高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

  上述研究成果,既反映了尹昌衡在四川“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历史作用,无疑是尹昌衡研究成果中专业化程度和学术行水平均属于很高的代表作。同时,这些研究还突破局限于研究尹昌衡自身事迹为主的范围,进而扩展到与尹昌衡密切关键的以市民阶层为主的,广阔的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意味着尹昌衡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与拓展。研究者还突破沿用传统的单一的历史研究方法,从单一性、零散性研究向多元化、多层级研究发展转向,并力求向多学科、多层面、多视角研究方法的新方向发展的新趋势。

  (五)辛亥革命研究的不断发展和时代学术热点紧密联系

  尹昌衡是四川辛亥革命军、政界的风云人物,对促进四川辛亥革命的发展曾经做出过重要的贡献。但是,他也是四川近代史上颇具争议,牵涉面极广的重要历史人物。因此,对尹昌衡研究的重视程度、对尹昌衡研究的认识与评价,是与人们对辛亥革命研究史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可以说,每次尹昌衡研究的发展,均与历次辛亥革命纪念会议的召开密不可分。为如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四川文史委分别刊出了熊克武、向楚、王右瑜等多人的文章。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成都文史资料》刊出的16篇文章中,就有8篇涉及到尹昌衡。而且,随着人们对辛亥革命认识的不断深入,对尹昌衡的研究与评价也更趋近于历史的真实。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野心家”、“投机分子”、“军阀”,到八十年代传年是否是反革命的激烈争论,再到九十年代以后把他作为 “仁人志士”、“资产阶级革命派”、“巩固四川辛亥革命的核心人物”等不断变化的过程,就说明了这一问题。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的不断发展繁荣,近代史、地方史、军事史、民族史研究的蓬勃发展,这些学科开始把尹昌衡纳入到自己研究领域与范围,研究者分别用不同学科研究法,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对尹昌衡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做了本门学科的关照与解读,拓展了尹昌衡研究的新领域与范围,取得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新兴学术门类与学术热点的兴起,成为促进尹昌衡研究向前发展的又一新动力。

  上述有关尹昌衡研究取得的成果,已经形成了史料的研究整理与历史人物地位与作用评价并重,人物研究与时代思想学术思潮紧密联系,历史人物与所处时代社会背景与特点密切结合的特点。研究方法、研究理论不断更新,多层级、多学科、向纵深方向发展,成为尹昌衡研究发展的主要趋向。尤其是围绕有关尹昌衡历史地位的评价与定位,不仅构建了尹昌衡研究发展的历史主线,而且确定了今后尹昌衡研究发展的主流与发展方向,并为研究评价四川保路运动史、四川近代史上各派历史人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考研究模式。但是,有关尹昌衡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三方面的问题:一是知人论事,论事不足。知人方面的史料较多,结合时代来分析他本人地位与作用却很不到位。特别是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转型历程的角度来认识和评价尹昌衡,还很不够。二是尹昌衡及其四川军政府有改良,有革命,这是时代的印记,不能离开这个特殊时代背景来孤立地、支线式的评价尹昌衡的所作所为与采取的政策与措施。三是尹昌衡是四川近代史上少有的文武大才,生平著述甚丰。所著《止园丛书》13册,包括《止园文集》、《止园诗抄》、《经述讦时》、《止园通书》,200余万字,内容广博,涉及到政治、宗教、军事、经学、诗文等多个方面。特别是有关“五教共和”、“大一统思想”等观点,无论从在思想性、学术性还是创新性方面考察,均可谓乏切要至论。但是,有关尹昌衡思想学术的研究,至今还是一片空白。这无疑是尹昌衡研究的一大缺陷和不足。

三、尹昌衡研究展望

  (一)注重从“民族文化复兴进程”与“巴蜀文化向现代性转型”的角度研究评价尹昌衡的历史作用与地位

  对尹昌衡前期思想与行为的评价,我们应该抛弃阶级烙印的研究方法,把尹昌衡作为转型时期背景下具有文韬武略的知识分子来看待,并以此来评价他在整个囻主化进程中的作用。评价尹昌衡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思想与行为,应该充分认识到他在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振压赵尔丰等封建残余勢ㄌ,革除旧习俗与封建迷信,巩固辛亥革命的重要成果,推动四川社会向囻主与科学转换,力求吸取囻主科学新思想,树立新风尚中的重要贡献。充分肯定他放弃四川军政府都督权位,带病率军西征平叛,在抵抗英国殖囻主义者侵掠、反对西藏衯裂,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团结与獨立中的重要贡献。正确认识他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主张民族獨立与解防的囻主革命斗争,为中国囻主化进程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对尹昌衡晚年的评价,应把他放在“民族文化复兴进程”中来研究考察其思想,考察他在促进民族文化复兴、促进巴蜀近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特别是有关他在推动巴蜀文化向现代性转型中的作用,将是今后尹昌衡研究的重要内容与方向。有关他提倡“五教共和”,“五教运用”,提倡继承发扬国学传统,主张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思想,充分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吸收与利用的思想。因此,应该把尹昌衡放在时代转型的大背景下来评价与再认识,尹昌衡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封建余孽,而是一个囻主化进程中的积极份子。这将是今后评价尹昌衡历史地位与作用,研究思想学术的重要标准。

  (二)促进尹昌衡研究向专业化、系统化方向的转化,促进尹昌衡思想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从已有的众多研究成果考察,尹昌衡研究主要集中在生平事迹研究和对尹昌衡的历史作用与地位的评价两个方面。就尹昌衡生平事迹考察,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尹昌衡与四川辛亥革命的关和尹西征平叛这两件事上。尽管这是尹昌衡生平最重要、最风光和做显眼的时段,但这段时间只不过短短的三、四年,因此它们还不是尹昌衡生平研究的全部。就尹昌衡生平研究而言,是不全面的。特别是他被袁世凯囚禁于北京的那段时间,是尹昌衡人生剧变中最激烈最关键,学术思想成就也最大的时期;更是研究他到底是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也是他赞成孙中山主张的囻主共和建国思想的重要形成时期。但是,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却非常少见。因此,从全面把握与认识尹昌衡生平事迹与思想本质而言,这些空白是需要研究者去填补的。因此在编纂尹昌衡年谱基础上,对尹昌衡生平事迹做全面系统研究,将是尹昌衡生平研究的重要内容。

  而就尹昌衡的评价与再认识,大多专注于对某一局部历史现象、问题的考察与探讨,对尹昌衡自身的思想学术成就与影响的研究,至今鲜有论及者。如关尹昌衡在思想学术上有何成就特点,在中国军事近代化、国学近代化进程中有何突出表现与贡献,至今还是一片空白。这与尹昌衡在近代蜀学史、文化史以及四川社会现代化转型中的重要地位与历史贡献相比,是极其不相称的。

  因此,为了促进尹昌衡研究全面系统地发展,正确认识与评价尹昌衡的历史作用与地位,整理出版最能反映尹昌衡主要思想与学术成就的《尹昌衡论集》、《尹昌衡学集》和《尹昌衡文集》等著作,针对尹昌衡在军事学、经学、文学、宗教文化上的突出贡献,分门别类,加强个案与专题研究,探究尹昌衡思想的丰富内涵与本质内核,研究尹昌衡在推动近代军事、思想和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与贡献,引导尹昌衡研究从一般性、分散性研究向专题化、系统化研究方向转向,将是今后尹昌衡研究的主要内容与重要发展方向。

  (三)加强尹昌衡与四川近代化进程的研究

  尹昌衡幼年肄业四川省尊经书院,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功底,后留学日本学习近代军事技术,回国后先后在广西与四川从事军队近代化教育,在推翻封建帝制的反清浪潮中,被四川社会各界推举为军政府都督。正当他在短短三个月即平息西藏叛乱,信心满怀的时候,却被袁世凯诱骗至京,罗织罪名成为阶下之囚。出狱后绝意仕途,归隐泉林,过作潜心修道参禅和学术为乐的隐士生活。他在四川辛亥革命史上的不二地位及其传奇经历,成为辛亥革命史、四川保路运动史和四川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认识四川辛亥革命历程及其特点的重要对象。因此,在中国近代化进程大背景下探讨尹昌衡生平经历,在辛亥革命历史背景下来研究尹昌衡,在蜀学发展演变的背景下研究尹昌衡及其学术,不仅有利于全面深入地认识尹昌衡在中国近代化进程和辛亥革命史上的功绩,评价其历史地位,探究其思想学术与时代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有利于突出他在四川近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与地位,以及四川近代化对尹昌衡思想性格形成的影响。进而开拓四川近代史研究的新领域,促进尹昌衡研究向纵深和广阔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四)提升尹昌衡研究的理论水平,加强学术团队建设

  从尹昌衡研究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尽管在各个领域与层面都取得相应的成就,但是绝大多数成果还属于浮光掠影、浅尝则止的生平概述、资料搜集等一般性研究、介绍性的研究成果,处于研究的初级阶段。就涉及到尹昌衡的400余篇论文而言,专门化程度高、系统性强和学术性较强的,仅有《尹昌衡出任川督引起的思索》、《尹昌衡与四川军政府》、《论四川军政府》等十余篇论著。其余多数研究成果由于受到这样那样的限制与影响,不仅缺乏对事件本质内涵的提炼与探究,原创性较差,而且大多是并无新意重复之作。如《尹昌衡晚年二三事》、《尹昌衡舌战赵尔巽》、《尹昌衡——半生戎马半生诗文》、《立志报国的尹昌衡》等即是如此。这显然与尹昌衡在四川近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与作用被忽略甚至歪曲,尹昌衡研究在成员构成与专业化程度不高的有密切关系的。尽管有关尹昌衡研究者人数众多,成果丰硕,但至今还没有形成尹昌衡研究的专业团队,专门的学术管理机构,乃至还没有专门召开过以尹昌衡为主体的学术研究会议,特别是到目前为止,尚无有关尹昌衡研究的学术专著产生。可见,即使尹昌衡研究既是发展到现在,仍然存在研究不够全面,也不系统与深入等诸多不足与遗憾。这无疑是目前尹昌衡研究发展缺乏强劲势头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把尹昌衡放在“民族文化复兴进程”中来研究考察其思想,评价其历史地位与作用,加强尹昌衡研究与辛亥革命史、西康研究史、边疆史和近代四川军事史、文化史和学术史研究之间的联系,突出尹昌衡在现代化转型、在推动巴蜀文化向现代性转型中的作用,围绕尹昌衡思想学术研究,组织多学科交叉研究的专门团队,运用多学科、多层级和交叉研究方法,提升研究理论水平,积极向原创性、专业化、富于思辨性方向发展,将是今后尹昌衡研究发展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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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本段所引均见史岩、张力:《四川省纪念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情况综述》,《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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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隗瀛涛:《四川保路运动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54页。

 

〔18〕史岩、张力:《四川省纪念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情况综述》,《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5期。

 

〔19〕隗瀛涛:《四川保路运动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58页。

 

〔20〕上引均见谢忠梁、谭继和、蔡济生在《四川立宪派在保路运动中的作用》,《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5期。

 

〔21〕上引均见谢忠梁、谭继和、蔡济生在《四川立宪派在保路运动中的作用》,《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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