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年28岁的尹都督,在快速收复川边失地后,又谋大举。其远见博识之过人,运筹布局之周密,显见于他的《西征纪略》中:

“昌衡以控边掣藏,非同时并举,无以全领土维国权。乃决策,以邹衍贵一营驻炉城、河口,以保策源。朱森林驻巴、里,以镇边,进定乡、稻。以向树荣二营,合陈步三营,住北路,进定甘、登。又于朱、向两团中各一营驻昌都。如北边有事,则以北为本攻,南为后劲,昌、炉夹击之。南路有事,则南为本攻,北为后劲,昌炉夹击之。全边无事,则出昌都之兵,以向两藏。南北两翼,比节而进。昌衡以一军阻炉,令军中苟有败退溃亡而返者,则执之,正之以法。若各路并乱,则各守其所,应时分援,而以炉城为策源,双应南北。令边军尽集于昌都,即便西图。令黄煦昌为集中司令,统昌都军事。”

部署就绪后,便开始了入藏:“令张茂林为前锋,西入藏,会刘瑞麟大战于俄洛桥。”俄洛桥一战,藏兵不敌,连“伪藏大都督”都逃吓得回了西藏,更有被击溃的藏兵前来归顺。尹昌衡便借机“令合西征军约五百人,食草糗,从间道趋拉撒(拉萨)。”正当他计划用归降的藏兵会合五百西征军,抄小路进袭拉萨的时候,北京令其停止西进的电报来了。

为何上面接连三发来电报,严令其“勿越边界一步”?原来又是英国人横加干涉。得知尹昌衡要进军西藏,又是那个叫朱尔典的英国驻华公使立即向北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并以不承认民国和以实力支持西藏独力相要挟。袁世凯屈服了,急电尹昌衡不得再进,且断其粮饷军械,致一场轰轰烈烈的西征半途而废。

尹昌衡、赵尔丰,两个辛亥年的政治对手,同怀一个治藏维统梦,都同样遭英人和西藏分裂势力反对,同遇屈从于外国势力的中央政府,壮志难酬。

与赵尔丰一样,西进不成,尹昌衡退而求其次,又请经营川边。民国元年(1912年)10月,尹自撤西征军司令部,成立川边镇抚府,由他兼镇抚使。

民国2年(1913年)6月,北京中央政府正式授尹川边经略使之职,晋升上将。

9月,尹东反成都,欲回任四川都督,遭早已投靠袁世凯而成袁之走卒的胡景伊的拒绝。只得携家人返回康定。返康途中,得知张煦自称西康都督,赵成为副督,尹立即单骑赴康。听说昌衡回康,张煦逃,赵成死。

尹昌衡回到康定后,即拟具经边之各项方案,理财安民,整军经武,自固蓄势,再图伺机西进。

我们从尹氏《致中央筱电》中,便可见他治理川边的指导思想和大致谋略。电报一开头就说:“缘事有缓急之分,不得不先谋首要。”这首要除军事安排,就是理政安民。如何理政?首先是建立廉洁有效的治边首脑机关镇抚府,拟在“镇抚府内部组织只设三科,外用参谋数员,以期敏活而节冗员。”至于安民,电报中更表述得十分明确:“昌衡窃以为:实力经营之时,重在收实益;羁縻笼络之际,重在得民心。循序渐进,始克有成。”何以如此,在于吸取前清治边之教训:“查前清之际,无年无战,推厥由来,均由吏治窳败。边民言语难通,边地交通不便,吏易欺上,民情难达,既无议会以监督官吏,又无报纸以疏通下情。非有积忿,不肯发泄,及其既发,遂多暴行。每因一吏失政,竟致烽火频惊。推原祸始,情实可矜。反罪既成,恕又不可,多致兴兵,终成吏虐。......昌衡痛恤民瘼,深忧国事,惟有慎选循吏,严肃官规,监督务期严重,实惠乃可及民。”这段电文,闪现出尹氏之民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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