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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昌衡论坛理论研究
   
  主 题:张鸣:新政与辛亥革命——改革是否必然引发革命?
  风荷影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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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18 9:45:08
张鸣:新政与辛亥革命——改革是否必然引发革命?

张鸣:新政与辛亥革命——改革是否必然引发革命?

  
自打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问世以来,旧制度在变革中更易引发革命,在近年的学界,成了一种流行论点。美国政治学者斯考切波(Skocpol,T)的有关俄国、
中国革命的宏观论述,更是强化了这种观点。中国的辛亥革命,已经成了一个改革引发革命的典型案例。[①]似乎改革成了旧体制迫在眉睫的催命符,不改还好,一改,死得更快。一个颇为流行的说法就是,不改是等死,改是找死。宁肯等死,不要找死。的确,辛亥革命似乎很能印证这个观点,这场革命,的确发生在清朝最后,也是最认真的一场改革过程中,打响第一枪的新军士兵,本身也是改革的产物。多少年来,对于中外的研究者而言,一个流行的观点就是,新政的改革,激化了原有的社会矛盾,破坏了原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因而引发了革命。客气一点的说是操作不当,不客气的干脆等于就是说,当时的中国,根本不具备改革的条件,一改必死。其中,新政诸项改革中,最令人争议的就是废科举,在许多学者看来,这项改掉了中国实行了1300多年制度的改革,不仅打掉了士子们上升的渠道,而且切断了民间精英跟朝廷的联系。也导致了大批士子没有出路,倾向革命。所以说,革命发生,土崩瓦解,势所必然。


  然而,新政真的造成了清朝统治的危机,造成了革命的形势吗?如果真的是改革激成了革命,那么,清末新政有那一项改革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弹,造成了大规模的社会危机呢?新政期间,所有跟新政有关的民变,比如抗捐抗税,抵制清查户口丈量土地,都是零星的,小规模的。连废科举,都波澜不惊。以至于当时泰晤士报驻北京的记者莫理循乐观地说:“中国能够不激起任何骚动便废除了建立那么久的科举制度(1905年9月2日皇帝敕令从1906年开始废科举——注释),中国就能实现无论多么激烈的变革。”[②]原来一直认为是专门针对废科举的民间骚动,山西的干草会的所谓“烧先生,打学堂”之举,现在发现其实好些只是平常的吃大户行为。跟新政没有任何关系。所谓的打烧学堂,只是揭帖传单上的宣传。[③]这一时期发生在江苏宜兴和浙江慈溪,上虞和余姚等地打砸学堂事件,根据当时的报道,大抵由于经济纠纷。[④]按道理,改革举措,涉及哪个人群,哪个人群受损,就容易引发冲突。军事改革,面临被裁撤、降等威胁的旧军,出现过哗变和骚乱吗?没有。行政改革,那些被裁并的机构人员闹过事吗?也没有。废科举,事关千万士子的前程,真正人,也是凤毛麟角。严格来讲,新政举措中,真正引发激烈的民间反弹和抵制的,其实是禁烟。当时的朝廷,下决心在几年内让中国禁绝鸦片,从铲罂粟,到禁绝交易,多头入手,力度很大。跟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禁烟举措一样,中国的禁烟,也在很多地方都引发了民变。1910年春,山西山西文水、交城民众抵制铲烟苗,跟官府发生冲突。后来山西巡抚死伤过百,成为轰动一时的“文交惨案”。[⑤]1911年春天,在温州也发生了铲烟委员下乡铲烟,连委员并随从七八人一同被乡民打死的事件。温州事件跟文交事件一样,下乡铲烟的专员,配置新式洋枪,但是,却都遭遇乡民激烈
抵抗,规模达到成百上千人。[⑥]这样的骚乱和民变,在整个新政期间,算是规模最大了。然而,这样的民众骚动,其实跟新政的改革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无论什么时代,只要禁烟,就会有这样的反抗和抵制。在外国学者看来,中国那一时期的禁烟,是卓有成效的。只是到了民国之后,才使得清政府的努力前功尽弃。[⑦] 
 
  如果说新政的改革,把人们的胃口吊了起来,形成欲壑难填的求新欲望,倒也不能说一点没有。但新政到1911年,满打满算,不足9年,开民智的效果,还不明显。西方的观念,即使在比较开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也只是有限的流行。士绅们比较急切的改革呼声,无非是赶快立宪。他们连模仿日本和德国的钦定宪法大纲,都没有进一步修改的欲望。在武昌起义之前,立宪和革命,一直是在两个轨道上行走。如果不是新上台的满人少年亲贵肆无忌惮地收权得罪了人,主张立宪的人,并没有革命的冲动。
 虽然报纸上时常可见文人们对新政的讥讽,披露新政出的诸如食洋不化的笑话。但总体上,新政的面貌给人印象还是不错的。上面提到的莫理循在给朋友的
信中提到,新政给北京带来了新的面貌。“北京有了碎石子铺的马路,有几好的警察,有良好的秩序,有马车,有外国式的住房,有电话和电灯,今天的北京已经不是仅仅几年前你所知道的北京了。”而且,新办的警政,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莫理循称赞道:“他们控制的街头交通令人赞佩。各城门不再出现堵塞现象,人人都必须循序而行不准许向前猛冲猛撞。即便是由德国兵驾着的笨重四轮运货马车也不准破坏马路规章。有一个讨厌的士兵装腔作势不肯服从指挥并且拔除他的刺刀来,维持治安的警察便吹起警哨把这个兵逮了起来,押到附近的警察所处。那个兵在当天晚些时候才由一名德国军官从那里营救出去。”[⑧]得到同样印象还有来自苏格兰的传教士医生杜格尔德·克里斯蒂,他多年一直在奉天行医,在他的眼里,新政期间,奉天一片阳光,鸦片在禁绝,学校在兴办,几位总督都挤出钱来支持他开办医院。雨天泥泞不堪,旱天尘土飞扬的奉天(新政前的北京也是一样。——笔者注),现在兴建起了碎石子路。街上开始出现了路灯,几年后,路灯变成了电灯。随着道路的改善,“在大街上出现了数百辆黄包车,俄式无盖四轮马车已经非常普遍,官员们出行则乘坐国外封闭的四轮马车。”警察也来了,“小小的蓝色岗亭出现在街角”,警察开始指挥交通。奉天甚至组建了卫生委员会,颁布了历史上第一个有关城市卫生方面的法律。[⑨]不仅城市有了新面貌,开展了地方自治的乡村,治安状况也得到了改善。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研究,都不能否认,跟新政前后相比,新政时期是社会秩序最好的一段。
  这一时期的统计数据,也很说明问题。新政时期,是一个民族资本投资的小高潮。从1903年到1911年,1903年,新增企业9家,资本599280元。1904年,企业23家,资本5222970元,1905年,企业54家,资本14813391元,1906年,企业64家,资本21278449元,1907年,企业50家,资本14573047元,1908年,企业52家,资本22527338元。1909年,企业29家,资本9947254元,1910年,企业25家,资本4944740元,1911年,企业14家,资本2290500元。[⑩]就此可以看出,在1903年到1909年这个新政比较健康发展的时间区段内,企业和资本的增加是相当快的。与此同时,国家的财政状况,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应该说,在支付4·5亿两白银的庚子赔款的前提下,作为国家主要收入的关税和盐税,已经被抵押掉了,清政府的财政状况十分困窘。但是,在1903年国家岁入1亿的基础上,1908年,国家年财政收入已经到达2·6321亿两,如果加上中央各衙门的收入0·3801亿,全国的财政收入则达到3·0122亿。[11]不错,在此期间,国家财政出现了一定规模的赤字,尤其最后三年赤字比例比较高,但也没有超过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成立资政院之后,国家有了预算,预算需要经资政院审议通过。1911年(宣统三年)的预算,原来岁入为296961909两,岁出381357175两,赤字84395266两。但经资政院的审议,岁入增加为301910294两,岁出降为298444360两,从赤字,变成略有盈余。[12]不仅中央财政状况大有好转,地方财政也相当宽裕,很多省份都有大量的结余。多的达到上千万两,少的也有几百万两。辛亥革命后民军的扩充,大部分用的是这个钱。 _
  这一时期财政收入的增加,固然有加税的因素。新政期间,的确开征了一些跟新政有关的捐税,比如警务和教育的附加。但也有现代方法的财务整顿的功劳,比如肃亲王善耆兼任北京崇文门税监,采用现代会计制度,严禁关员勒索,但增加部分,年终提奖。最后在短时间内,税收增加了两倍。[13]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吏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以往税收过程中的跑冒滴漏,有了很大程度的改观。而我们知道,传统税收最大的漏洞,恰在于中途的损耗,经手人的贪渎。虽然说,到了清末,清朝的官僚机器,已经锈蚀,吏治的腐败依然根深蒂固,但是,由于新政及大地激发了汉人士绅和绅商的积极性,各地的士绅和绅商,通过地方自治以及办学,兴办各种社会团体的途径,以极大的热忱参与了新政。对于地方官员的不法行为,他们不仅可以通过传统的途径走御史门路弹劾,更可以通过斥诸媒体,全国通电,示威请愿等形式表达抗议。新政时期抵制美货,收回利权和立宪请愿等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显示了士绅绅商的实力和威力。新政时期推行的地方自治,以及预备立宪,给了士绅和绅商参与改革的正式通道,也反过来极大地制约了政府和政府官员的行为。与此同时,自1903年苏报案之后,朝廷的媒体政策逐渐开放,大量的民营报纸问世。少数具有革命倾向的报纸自不必说,就是一般的民营报纸,也多半以与官府为难为事业。凡是嗅到官员的贪腐和不法,一定大张鞑伐,毫不容情。在这种特别的情形下,一方面是官员落马的多了。据统计,仅1909和1910两年,经摄政王载沣批准革职的大小官员,就达千人以上。[14]另一方面也不能不说,这一时期的吏治状况,是有所好转的。在媒体和士绅天天盯着,痛加批评的情况下,至少不可能变坏。吏治好转,官员贪腐减少,民众的负担就轻,所以,尽管新政增加了许多新税,但民众的反弹却不强烈。后来的革命,实际上是社会中上层对统治者不满的爆发,而非民众活不下去的造反。革命,跟广大的农民基本没有关系。由始至终,农民连响应革命都兴趣缺缺。 ! b8 M; L' \# [8 k
  当然,废科举的确很有问题。科举制度,本质上是一种选官制度。以考试选官,原本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就目前来看,依然是最佳的制度选择。但是,在古代的中国,这个制度不幸地跟教育制度捆绑在了一起,使得学校教育,基本上以科举为导向,到了明清两代,官学系统,居然成了科举的一个台阶,基本上丧失了作为教育机构的功能。而且连带着把民间的私学体系,也跟科举联系起来。虽然说进私塾读书的人,未必都要考科举,但其中学的好的,肯定是以科举为目标的。这样一来,整个学校体系,所教的内容,基本上被科举左右了。显然,这种现象,是导致中国社会其他的技能教育缺失,只能师徒相传,口传心授的一个重要原因。间接地,也跟近代科学技术难以在中国发端,不无关系。
9 S+ E& x/ E! A) ]8 h( U' z  一直以来,对科举的诟病就没断过,而近代则更是把中国之弱归结于这个制度。似乎只有废除了科举,西方的科技才能在中国落地。在废科举的时候,实际上人们是把科举看成了教育制度。所以,废科举,才跟兴学堂相对应。事实上,当时兴办的新式学堂,是面对社会的,目的是给社会输送各类的人才。而科举考试,则是面对官场的,为官场选拔人才。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科举和学校制度剥离开来,保留科举,但降低位置,取消附在上面的种种荣誉和特权,仅仅作为选官之用。而同时废旧学,兴新学。但是,当时的改革,却把这两者捆在一起,一并扔掉了。

  不用说,这样的改革,的确会引发一些社会问题,比如会导致民间私学的动荡,私学市场萎缩,一些不发达地区以教书为业的人,生计会出现问题。山西的一些地方,就出现了秀才上街抗议遊哘的现象。这一时期,山西个别地区打先生,烧学堂的风波,多少跟废科举有点关系。传统的士绅金字塔结构,也会因此而出现麻烦,新学堂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或者留学生,到底要摆放在哪个位置,有点混乱。但是,这种改革并没有导致大批的士子失业,没有奔头。当时学堂一兴,大批的士子都奔学堂去了。当时传说是小学相当于秀才,中学相当于举人,大学相当于进士。当年考一个秀才相当难,但进个小学却容易得多,进中学,难度也不太大。各地都在兴办学堂,名额比当初的秀才的学额,不知多了多少倍。所以,人们实际上是把学堂当便宜科举看的,蜂拥而至,可以理解。到辛亥革命发生前夜,这些学堂学生多数还没毕业,出路问题,并不严重。同时,由于改革,新事业也在出现。1905年之后,是中国民营企业的高峰,报馆也在纷纷兴办,比起从前,新的就业机会,还是多了起来。据统计,新政时期也是一个民营资本投资的高峰,加上朝廷因新政而出现各种新事业,士人的机会从另一个方面也在增加。随着朝廷军事改革的推进,投身待遇优厚的新军,也是一种不错的出路。况且,即使新学堂兴办了,但旧式私塾教育,
  一时半会儿也不可能消亡,整个民国时期,私塾都在顽强地生存。我们不能断定,在新政时期,教旧书的人,就没饭吃了。迄今为止,我们也没看到有关士人失业的确切资料。
  那么,士子跟朝廷,或者说政府的联系是否中断了呢?显然也不是。科举废了,民间与朝廷,以科举作为阶梯的联系方式是断掉了。但当时的改革,又创造了其他的联系方式,比如地方自治组织,预备立宪期间的准议会谘议局,以及这些机构背后的各种社会组织,学会、商会、农会等等。我们知道,科举作为一种士子跟朝廷的联系,是无声的。一般来说,除非出现明显的科举舞弊,或者特别的政治事件,士子无法通过科举这个形式,对朝廷发声。但各种地方自治组织,各种商会、学会之类的社会组织,却有这样的发声渠道,更不要说作为士大夫的议政平台谘议局和资政院了。事实证明,自废科举之后,士绅与清政府的沟通和对话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而且增加的幅度非常高。在野士绅和绅商不仅跟地方当局沟通密切,跟中央政府直接对话,也有了管道。即使1908年之后上台的满族亲贵政府,也不能完全忽视民间的声音,立宪请愿虽说失败,但也不是没有一点成果——毕竟预备期缩短了3年。没有了选官制度,但不能说士子们就没了进入官场的渠道,很多受过新教育的知识分子,比如回国的留学生,有不少都通过一种特别的留学生考试,进入了官场。在改革后的各种新式机构中,洋学生的比例相当的高。进入新军的士人,由于有文化,晋升的机会也多,从士兵变成了士官和军官,也算是入仕了。
  至于新政的军事改革,产生的新军成为清廷掘墓人的问题,其实也不能单从表面上看。的确,军事的改革是导致了新军和旧军的矛盾。不仅原来的绿营面临被淘汰,或者转为警察的命运,就是曾经叱咤风云的湘淮军,甚至由部分由淮军改编的练军,也不得不退为巡防营(相当于地方部队)
面对装备好,待遇优厚的新军,原本应该感到不满的是他们才对。但是,反倒是新军容易出事,这里有缘故。改革中,由于南方新军比较注重文化水平,因此士兵思想比较新,这样的新,也曾让一部分地方官产生畏惧,觉得这些新军的军官和士兵,有思想上的异动。好些地方都出现了限制新军的举措,平时不发子弹,演习时限制子弹数量,关键时刻甚至连枪栓都卸了。但是,明显作为次等军队的巡防营,却从没有这方面的限制。更过分的是,有的地方官还用巡防营监视新军,造成了跟改革初衷截然相反的歧视。在各个国家,各个不同军种之间,军人和警察之间,都免不了有冲突。试想,在大街上,一旦出现口角,有枪有弹和有枪没弹的人之间,肯定前者气更粗,胆更壮。原本是天之骄子的新军,忽然成了受气包,心气如何能平?其实,当时的思想趋新,是社会的潮流,不见得一定跟革命有关系。把这种新视为洪水猛兽,其实是一些官员的神经过敏,或者,是因为他们自身的思想太旧了。其实,北洋军也是新军,为何北洋军就比较稳定?北洋军里也有不少学堂学生,甚至留学生,为何他们倾向革命的人很少?[15]很简单,当时没有落到北洋军头上的歧视。

  在改革中,新事物和旧事物难免出现扞格和冲突,如果一些官员思想比较旧,喜旧厌新,扞格和冲突就会更加严重。但解决之道在于不断推进改革,让旧的事物得到改造,以新事物取代旧事物。军事改革,目的就是用新军取代旧军,因为只有这样,中国的国防才有出路。改革,矛盾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不能因为这些矛盾和冲突,就质疑新事物的“忠诚”。北洋军也是新军,在当时就没有人怀疑他们的忠诚。即使在南方新军中,不稳的人,也只是一小部分。受革命思想习染的新军士兵,即使在被革命党人大规模渗透的湖北新军中,也是少数。就算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到时候能不能革命,也不一定。武昌起义时,湖北的一镇一协新军,在武汉的,差不多有一万人,参加起义的不过三千,而且基本上没有军官参与,其中也难说没有被裹挟进去的。即使按事后革命的人夸张的估计,湖北新军一镇一协一万五千人中,革命党人也不过将近两千,同情革命的人约四千。[16]事实上,如果不是革命党据点提前暴露,党人花名册落到湖广总督瑞澂手里,而且瑞澂又处置严重失当,杀人示威,导致谣传满天,说瑞澂要按图索骥,大开杀戒,等于反向为革命做了动员,形成了举事死,不举事亦死,而且必死的态势,起义能否如期发动,能否有那么多人参加,都是未知之数。很多地方新军的不稳,实际上跟地方官的反向歧视有关,这样的歧视,激起了新军的怨望之情。即便如此,新军的不稳,也不是全局性的。
  至于新政任用的大批留学生的革命倾向,更是可疑。革命之后,很多的人回忆都说,他们自回国那日起,就在准备革命。参加留学生科举,积极投身仕途都是为了争得日后革命的本钱。但是,当年留日学生占据了新军的半壁江山,国内的军事学堂,基本上是留日学生在控制。[17]但当日他们的思想倾向,到底是趋于革命还是立宪?谁能说得清楚。如果不是革命已成燎原之势,他们能否投身革命,真还不好说。武昌首义,那么多学堂学生和留学生出身的军官,何以只有一个吴兆麟参加了革命?即使有些人在日本留学时参加过同盟会,也不见得回国后一定会坚持革命立场。后来的回忆,往往是靠不住的。比如阎锡山说他和赵戴文两个回国的时候,每人带了一颗炸弹,供发动革命之用。[18]谁都知道,那时候的炸弹非常不稳定,稍有颠簸,。革命党人一般都是在日本学会了制作,在国内制造然后使用。谁能坐几天的船,从日本带回去?万一风浪颠簸,岂不自己害自己?不管事后说得怎么好听,山西辛亥起义,率先发动的不是身为标统(团长)的阎锡山,而是管带(营长)姚以价,而姚恰恰是个所谓的保皇党人。
, }7 d! E" s' k2 e  当然,新政走下去,尤其是以立宪为标志的政治改革走下去,满人的统治,满人皇帝的统治,是不是像呼吁立宪的官绅们说的那样,皇权永固或者“世袭罔替”?我看不会。当时的王朝,毕竟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这层窗户纸,早就被革命党人捅破,满汉一体的神话,早已破灭。而且经革命党的宣传,满人在入关之初的暴行,也为世人所知,极大地削弱了满人统治的合法性。尽管新政预备立宪时期制定的钦定宪法大纲,皇帝权力还相当的大,但毕竟已经开始厘定皇权的界限,有界限,就意味着有了限制。立宪是要有选举的,按选举的路子走下去,在汉人的汪洋大海中,居于人口极少数的满人特权肯定会越来越受到限制。满人的统治,走向名存实亡或者消亡是迟早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1908年之后,新上台的满人少年亲贵一边推行预备立宪,一边回收权力,集中资源,力求把大部分的权力和资源抓在自己手里。其实从他们自身考虑,也不是没有道理——把军权,财权以及全国的大部分资源都抓在手里,汉人就是想翻天,不也翻不成了吗?然而他们忘记了,这样做,势必会得罪太多的人,尤其是得罪当时最有实力的汉人士绅,立宪派人士。一旦革命党来放火,就没有人帮着救火了。掌握海陆军大权的旗人,从载沣、载涛到荫昌和萨镇冰,权力是有,但却指挥不了军队。不止是军队不听话,他们自己的威信,能力和胆略也有限。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个家族,那个统治集团可以江山永固的。是体面地退休,还是被人赶下台,是两个必然的选项。
  革命的发生以及迅速扩散,的确因为朝廷的政策引发了怨望之情,情绪还相当大。但这不是新政改革所致,而是当时当家的满族亲贵,逆改革的潮流而动所致。政治改革的趋势,就是使更多的人分享更多的权力,在当时而言,就是让汉人士绅和绅商,进一步分享权力。可是,把持朝政的满人亲贵,不仅拒绝分权,反而大肆收权,推行铁路国有(收回资源),收回军权,搞皇族内阁(收回并集中行政权),因而得罪了最不该得罪的人,代表士绅和绅商的立宪派,也开罪了地方实力派甚至部分地方官僚。此情此景,让这些人造反,到未必能做,但有人造反,他们就能加入。革命党人,恰在此时,扮演了一个放火者的角色,于是,革命之火就成燎原之势了。这期间,1908年最高领导人换马,绝对是一个时局转换的枢纽。正如费纳克(Vinacke, Harold Monk)所说:尽管新政期间每年都可以看到若干改革,九年预备立宪的方案也切实可行。“然而,由于1908年以后局势混乱,或许也由于清政府对于改革缺乏真正的兴趣,这个方案的许多措施仅仅停留在纸面上。”[19]不肯选择体面下台的满人亲贵,最后实际是被逼下台。虽然小皇帝没有上断头台,但满人整体的命运,却相当悲惨,很多人不得不选择伪装汉人,才能活下去。虽然说,革命的发生,革命党之所以有机会,是当家人少不经事,严重缺乏政治经验惹得祸。但是,改革也的确存在某种政治陷阱,即所谓的“合法性陷阱”。越是合法性不足的统治者,越是容易倾向于以收权来稳固统治,借助强权威慑反对者。人们很容易直线式地想到,抓权在手,总是要保险一点。从而忽略了这样的抓权,会开罪什么人。忘记了所谓的权力和资源,实际上是要由人来掌控的,能力不济,掌握在手里的东西,一样会丢掉。当时的满人,的确处于某种困境之中,少数民族政权,同时入关时又有“历史问题”,经过将近260年的养尊处优,整体素质又在下降。试想,如果当时的皇帝,是汉人,而且没有过去的“历史问题”,这样的陷阱,就未必起作用。
  可以说,辛亥革命的发生,不是改革引发了革命,而是改革进入了自己的陷阱,当家人身陷其中没能及时自拔。所以说,清王朝不是被改革葬送的,而是被当家人自己一不留神步入陷阱埋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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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依众,梵行四威仪。愿我遍游诸佛土,十方贤圣不相离。永灭世间痴。
  
归依法,法法不思议。愿我六根常寂静,心如宝月映琉璃。了法更无疑。
 
归依佛,弹指越三祗。愿我速登无上觉,还如佛坐道场时。能智又能悲。

三界里,有取总灾危。普愿众生同我愿,能于空有善思惟。三宝共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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