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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题:一代英才 ——尹昌衡半生行事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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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0 18:12:58
一代英才 ——尹昌衡半生行事纪要


一 代 英 才

                                                                                                                     
                                                ——尹昌衡半生行事纪要

                                                                                                                         
                                                            主编:郭昌平,甘孜州政协副主席


                                                 编者:何云华,原甘孜州白玉县政府办公室主任
                                                                                                                         


                                                                  第一章  天生我才必有用

 

第一节    凤来朝  天降奇男

 

公元1884年7月11日(农历闰五月十九日),尹昌衡出生于四川彭县升平乡。母亲刘氏怀他13个月,分娩时难受之至。忽见宅前飞来一只五彩斑斓的凤凰,婉转啁啾。其父尹仕忠对着凤凰承诺:“凤凰,我妻子肚中娃若是你投的胎,你只管放心而去,我们会好好待他的!”凤凰点点头,冲天而去,一个重10斤的胖小子也随之“哇哇”坠地。遂取“凤凰来仪”之意,取名昌仪,字凤来。

母亲刘氏系川西义士刘世敏之女,自幼熟读经史,承父志,明大义。尹昌衡刚满3岁,即开始教授他经书。

1892年,尹昌衡8岁,进士出身的族兄尹昌龄回乡祭祖,见他天资聪颖,深加奖誉,劝其上学,始入彭县九尺铺私塾。

尹昌衡发奋攻读。

9岁,通经子百家。

10岁,备赋颂诸体。

13岁,父为豪民诬陷,涉讼。尹昌衡挺身而出,代父出庭抗辩。豪民理屈败诉,恼羞成怒,扬言报复。为避其祸,全家迁往成都东门外水津街,经营米粮铺。

15岁,尹昌衡就学于四川省尊经书院,打下坚实的国学功底,写下“五月十五吊屈子,赤心报国感苍生,吾辈无志终生恨”的诗句。(告知这句诗的出处!)

不久,米粮铺歇业。父改作行商,遭诈骗,血本无归,只得随一道士去眉山一道院,代写经卷维持生活,无力养家。

期间,家中母亲刘氏率两妹做手工度日,生计异常艰窘,仍鼓励尹昌衡专心向学。

1903年,四川武备学堂招生。尹昌衡前往投考,以“文章豪放,体质强健”被录取为第一期学员。入校后,因他“恒夜读书”,屡为校师所罚,乃造暗灯,凿孔照读帏中。他节俭度日,每月学堂所发四两饷银,大部份拿给母亲补贴家用。

此期,尹昌衡与同学彭光烈交友深厚。彭家知其家贫,资助其父亲去双流青岗林设学馆,一家生计始有好转。

由于尹昌衡学习努力,“试辄冠军”,又在作文题中抒发出“目空廿四史,胸聚数万兵”的豪言,赢得学校的一致赞许。

 

第二节    攀第一  赴日留学

 

1904年,20岁的尹昌衡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川督岑春煊保送赴日留学,初入东京振武学堂。他思精志大,学尤努力,碍于校规,乃取书躲至厕中聚?读,常整夜不寐。又喜弄墨,作“圣私篇”以自广,校友呼之“书痴”。一天晚上,夜读《明史》,见首相施凤来名列阉党,故将字“凤来”改为“硕权”,号太昭,别号止园。

1905年,在学堂就读期间,与同学刘成厚、杨荩城、唐继尧等组织“研学会”,“研究革命之方法”。并与刘成厚、唐继尧、李烈钧、杨荩城、蔡文铨、帅国英、周卓、周烈结拜为异姓兄弟,时称“九人团”。

是年,尹昌衡从振武学堂毕业,分发去青森师团弘前联队实习,与同队实习生阎锡山、李根源等结盟为异姓兄弟。

留学期间的官费银两,尹昌衡多半寄给父母。家中生活得到改善,遂从水津街迁至灯笼街。

1907年,尹昌衡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起初,进入该校的中国一、二、三期留学士官生并未单独编班,而是直接进入统编班的第十三、十四、十五期就读。由于第三期中国留日士官生在毕业考试中成绩优异,囊括了前三名,第一名蒋方震(百里),第二名周道刚,第三名许崇智。蒋方震因获第一名而得日本明治天皇所赠指挥刀一柄。据说,当年与同期的日籍士官生中竟有后来的名将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这使日方大感耻辱,所以从第四期起,将中国留日士官生单独编班。

1908年,24岁的尹昌衡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同期毕业的有名人物还有阎锡山、唐继尧、李烈钧、程潜、周骏、刘存厚、罗佩金、黄慕松等。

尹昌衡在校学习期间才智开展,尤长于战武术,虽武学极精之日本老将,亦不能折,校师常惊叹之;课余,目不斜视,口不轻言,矩行规步,日夕以宋儒书置座右。及因国伤心,乃纵情计?酒,又好读庄老,曰:“吾将从此任天机矣。”狂豪之名,于是大噪。

尹昌衡留日期间,今存诗三首,为《感怀》《送唐蓂睿刘积之赴滇练兵》《自题同胞小照》。

《感怀》吟道:

          大陆近沦胥,斯人敢弃捐?

          国情殊蠢蠢,我志益权权拳拳。

          有气志须填海,无权亦任天。

          满腔君国泪,洒尽是何年?

从这首诗里可以看出,当时的尹昌衡把愤怒的矛头直指列强瓜分中国,忧心中国面临“沦胥”危机,期望自己能辅佐光绪皇帝立宪强国。

是年11月,光绪皇帝、慈禧太后驾崩,溥仪继帝位。因自名“昌仪”犯皇帝“溥仪”御讳,遂更名为“昌衡”。在中国历史由帝制走向共和的大转折浪潮推动下,“尹昌衡”被铸就成为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风云人物。

 

第三节    寻仕途  远奔广西

 

1909年,25岁的尹昌衡学成归国,到天津陆军队第三镇实习,与同队见习生李书城、钮永建结盟。他赋诗言志:“人不出门身不贵,赴至东洋知高低,吾国虽大国力弱,未来我辈得奋起。”(告知这句诗的出处!)

冯国璋十分赏识他高大威猛,博学多才,打心里喜欢他,欲招为婿,遭婉拒。

实习期满后,回北京参加殿试。主考官由兵部尚书应昌担任,考官是号称北洋三杰之一的段祺瑞。因涉嫌参加革命党,尹昌衡会试成绩虽然不错,却被判为“成绩不好,不予录用。”

留日同学李书城很为他抱不平,便利用自己是广西巡抚张鸣岐的表亲关系,相邀前去投奔。

时广西正需军事人才,张鸣岐一眼就认定了尹昌衡有“元龙之气,伏波之才”,立即委任他担任广西陆军学堂教务长,全权负责该校第一期200名的招生事宜。

按当时之规,每个考生都要过堂,接受他的全面考试,他认可则中,不认可则弃。且考中的前三名要带去见巡抚。

尹昌衡刚正不阿,录士极严,虽新贵无取以私进者(这句费解!),桂林一时有铁面将军之称。

报考过半,尚无一个满意的。正在暗叹广西无人才时,白崇禧进来了,尹昌衡所问,均对答如流。再看他仪表堂堂,有大将风度,尹昌衡立即将白崇禧录为第三名,等待还有更好的。

招考期满时,尹昌衡没有发现有考生超过白崇禧者,只得将第一名给了叶琪,第二名给了韦旦明。

前三名确定后,尹昌衡带他们去面见巡抚张鸣岐。张巡抚很高兴,庆贺他为广西发掘了人才,设盛宴相待。

宴罢,尹昌衡骑马归营,自鸣得意间,见一青年跃然而上猛地抓住马嚼子。

“大胆,什么人?”尹昌衡大喝。

“大人,请留步,小人是来报考军校的学生。”

“混账东西,军人以遵守时间为生命。本届收生已毕,你这个时候才来,当什么军人?”尹昌衡坐在马上,声如洪钟,人特别高大威猛。他以为这样一来,可以将这个年轻人轰退。

不意那青年不惊不诧,沉着应对:“小人因家贫,在外帮人。得知消息已迟,路又远,尽管快赶慢?跑,还是来迟,请大人见谅。”

尹昌衡见来人虽然衣着朴实,但胆量过人,浑身上下流溢出一股英豪之气,不由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李——宗——仁!”

“好,你被录取了。”他当场拍板。

回到驻地,尹昌衡从副官手中接过墨笔,在录取榜上添上“李宗仁”名字。

尹昌衡的一收一添,造就了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两个显要人物——白崇禧、李宗仁。真伯乐也!

说来也巧,尹昌衡所在学堂的总办蔡锷正是他留日时的同党。他俩倾向相同,志趣相投,把广西陆军学堂办得有声有色。一时间,尹昌衡成了广西响当当的人物。

当时,广西恰巧又是四川人才的荟萃地。清末,朝廷规定每省只有一协(相当于一个师)军队,而协统胡景伊恰恰是四川人,刚刚创建的广西法政学堂任总办的骆成骧,恰恰是四川的最后一个状元。作监督的颜缉祜、颜楷父子恰恰是四川最有名的学者、书法家。

颜缉祜慧眼识英才,看中了尹昌衡,托骆成骧出面,给自己的女儿,颜楷的妹妹提婚。

此女颜机,名门出生,才貌双全。

英才尹昌衡,一见即乐,一说即成。

两人相悦,名士作媒,即在桂林订立婚约。后在擒拿赵尔丰之夜完婚,又随军西征历险,誓与丈夫杀身成仁,尹昌衡赞曰::“烈哉,真昌衡妻也!”

另一个赏识他的人,就是享有“奇特士”之称的按察使王芝祥,竟“不耻下问,”孜孜向他请教“将学之要”。尹昌衡欣然应诺,撰成《兵事纲要》一文相赠,王芝祥奇之,称他“存万里之志,大有为之士”。两人结成“忘年交”。

尹昌衡与广西桂林同盟会关系密切,与覃鎏鑫、吕公望、赵正平辛等人常“饮酒赋诗谈革命”,办《军国指南》月刊,宣传共和。张鸣岐多次劝导,尹昌衡仍“亢傲不羁,面伤鸣岐”,只得勒令停刊。

因此,尹昌衡在学堂中常发些“有志须填海、无权亦任天”之类的感叹。张鸣岐觉得他太激进了,便委婉地透露出解聘之意。

桀骜不训的尹昌衡,早就不想寄人篱下,主动递交了辞呈。当天,他走马独秀峰下,赋诗抒发胸中块垒:

            局蹐脊摧心目,崎岖慨始终。

            骥心愁狭地,雁羽过恋长空。

            世乱谁忧国,城孤不御戎。

            临崖抚忠孝,双泪落秋风。

在张鸣岐设宴送行时会上,张真诚相劝:“不傲不狂不嗜饮,则为长城!”

尹昌衡不改初衷,坦然作答:“亦文亦武亦仁明,终必大用!”并作歌相辞:“瞻大陆之岌岌兮,卵既垒于危巢,心恍恍而怀骚兮,行蹈踽惟太昭。余既鸿洞而太虚兮,胡为乎忉忉?吁嗟阿衡之任兮,徒心苦以形劳,余浊浊其不余若兮,归西山而自高。鸣呼,悲矣。”

返川前夕,颜楷代表父亲颜缉祜找他恳谈,将颜缉祜亲笔写给川督赵尔巽的举荐信交给尹昌衡,并专注地打量了戎装笔挺、长身玉力、英姿勃勃的尹昌衡后说:“我父亲同川督赵尔巽交情不错,你回川后将信交与赵督,你本身亦有才,估计赵督会善待您,量才录用的。”

 

第四节    露锋芒  三难川督

 

1910年,尹昌衡从广西桂林回川后,持颜缉祜举荐信拜见川督赵尔巽(字次珊)。

赵督一来看在颜缉祜举荐的情份上;二来眼见二十六岁的尹昌衡四肢修长,结实匀称,肩宽腰细,五官端正,隆准剑眉黑发,双目炯炯有神,是一个能挑大任的刚果男儿;三则言谈之中,既有远见又有自信,阅人视物,入本三分,是一个前途无量的英才。为了给尹昌衡提供施展才干的用武之地,赵尔巽破格给了他少将军衔的官位,担任督练公所编译科长兼讲武堂教官。

尹昌衡殿试遭冷遇,广西被解聘的经历,使他尝到了寄人篱下、手无实权的苦楚,无形之中也最大限度地迸发出激励他将少将官位由虚变实的潜能。

于是,他以本省籍军与外省籍军的矛盾为突破口,组建川籍军人集团。要想成为这个集团的代表人物,就必须有所表现。

时年二十六岁的尹昌衡,风华正茂,正是施展抱负、大显身手之时。为走捷径,他借川督之威,造已之势,导演了三难川督的闹剧。

一次,赵尔巽请一批军政要员和社会名流去督署座谈,在开场白时言道:“近闻外间对本督颇有微词,说本督瞧不起川人,新军中的官都被外省人当完了。并非本督瞧不起川人,而是四川军事人才奇缺,本督借重外省人是迫不得已。”

话刚落地,坐在后座的尹昌衡突然站起,喊操似的大声说道:“报告次帅,四川有的是军事人才。”

赵尔巽略带笑意,缓声相问:“那你说,哪个是四川的军事人才?”

尹昌衡充满自信回答:“报告次帅,昌衡就是四川的军事人才! ”

他的话语掷地有声,如波浪似的在川军中传开了,很快以“胆气粗豪,敢于说话”的形象崭露头角。

二次,赵尔巽为显示练兵的业绩,特地在成都近郊的凤凰山练兵场举行声势浩大的阅兵仪式。一协足有万人的新军排成一个个整齐的方队。他们一个个头戴大盖帽,手持上了刺刀的九子钢枪,身穿黄哔叽军服,打着绑腿,挺胸凸肚,很是精神。阅兵台离地五尺,由青砌红石砌成,重檐大屋顶翡翠琉丹,极是威武壮观。台中正坐一身朝服的赵尔巽,面前摆着一张长方桌,桌子上铺一面金线走边、绣有一只雄狮图案的案被。赵尔巽座位后面几排长凳,坐着的全是应邀来陪总督大人阅兵的将佐、幕僚、士绅。

随着赵尔巽宣布“阅兵开始”的一声命令后,身披红色绶带的军乐队吹着号、打着鼓作为前导,后随一个接一个整齐的方队,拉开等距离走过阅兵台,那规整划一的队形,就像是高明的木匠用线弹过似的;雄伟的军号声,传令官们亮开嗓门喊出的“正步走——持枪——敬礼”的吆呼声,士兵们动作整齐划一“嚓——嚓”的脚步声,阅兵台上大员们啧啧赞叹,连声叫绝“好!实在是好”的捧场声,真可谓是号声、赞声、脚步声,声声入耳,衬托出阅兵式场面的雄伟、壮观。

阅兵式结束,一协万人新军在台下列成整齐方队,聆听着总督大人训示。

赵尔巽下令,将部队列成两军对阵。

“尹会办,你来作两军对阵的裁判! ”赵尔巽提高嗓音高呼,意在让所有在场人都能感觉到他对尹昌衡的特别器重。

两支队伍在各自标统(相当于团长)的率领下,时而两军对垒,相互厮杀,旌旗猎猎,枪刺闪闪,喊杀声震天动地;时而两军布阵,兵书上有的一字长蛇阵、四面埋伏阵、五路进攻阵等等,都演示得惟妙惟肖,丝毫不差。

赵尔巽看得心花怒放,不时点头称是,便带着满意的声调欲求得尹昌衡的称赞:“两军演习你觉得如何?”

聪明透顶的尹昌衡,当然知道总督大人要他应声称赞阅兵式之意,可他更深知在这样的场合正是自己露一手的天赐良机,便朗声相答:“这种演练完全是花架子,形同儿戏。幸好是演练,若是这样上战场,是必败之道。”

真是一语惊四座,引来台上的文武官员们窃窃私语,台下的万名新军仰首而视,尹昌衡是“尹胆大”、“尹大胆”、“尹长子”的内外形象,深深地印在了他们的心中。

三次,在练成新军的庆贺盛宴上,赵尔巽手端酒杯致词:“尔巽来川有年,迄无建树。所幸的是,尔巽来年殚精竭虑,八方操持,得诸君帮衬,今日终于练成这协新军。尔巽特为四川喜,为四川贺,来,大家干了这杯!”

在众声盈耳,贺声一片中,赵尔巽忽地直呼尹昌衡:“尹会办,你的酒量向来很好,以善饮出名。刚才大家都高高兴兴站起来,同本督共饮满怀,独你坐在那里不饮,不知你有何心事?”

“心事倒没有。”尹昌衡说:“不过部下生性愚钝,对次帅刚才讲的一些话不懂,正在思量,所以没有站起来举杯。失礼之处,请次帅见谅。”

赵尔巽是相当有度量的,他仍然满脸笑容相问:“本督刚才讲的话,句句通俗易懂。有哪句你不懂,你说出来。”

尹昌衡以退为进地反问:“刚才次帅说因为练成了这协新军,为四川喜,为四川贺,部下不懂,有何事值得喜,值得贺?”

“这还不明白吗?”赵尔巽尽量耐着性子,“这一协新军对内可治匪,对外可御敌。”

“对内可治匪,对外可御敌?”尹昌衡将总督大人说的话重复了一遍,带着挑逗的语气道:“恕昌衡直言,说到治匪,四川哪有那么多匪要治?至于说到对外御敌,此军根本就不可用。”

向来遇事沉着的赵尔巽拉下了脸色,喝问:“此话怎讲?”

尹昌衡略为沉吟,想敷衍过去:“因为这一协新军的枪械装备落后了些。”

“枪械落后?这好办。待省财政情况好转,继续更新。”赵尔巽进士出身,放过翰林,在封疆大吏中,号称干员,他决心要挑明其真相了。“不过,这不是尹会办的真心话吧?”

到了此时,尹昌衡只得摊牌:“窃以为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汉朝晁错说过‘将不知兵,以其兵为敌也。主不择将,以其国为敌也’。大帅只知练兵不知选将,所以我说你的这协新军不能用。”

赵尔巽沉沉一笑:“这才是你的真心话。那依你说,谁才是将才呢?”

尹昌衡据实回答:“部下尹昌衡就是将才。”

“还有谁是将才?”赵尔巽追问。

“还有周道刚是将才。”尹昌衡脱口而出。

周道刚,四川双流人,为日本东京士官学校三期毕业生,当时在新军中不过是中层军官,同期有蒋方震、蔡锷、胡景伊、张毅、许崇智、徐孝刚等著名人物。赵尔巽从内心佩服尹昌衡敢说实话、真话,态度亦变得诚挚起来:“你俩都是将才,都要重用。除了你们二人,还有谁是将才?”

尹昌衡回答得很干脆:“报告次帅,没有了。”

此话一出,新军中的川人无不拍手称快。众皆折服:“军界无不惮其严而服其能。”

原来,新军中的士兵虽大多数为川人,而担任第十七镇新军统制的朱庆澜,却是浙江人,故引荐的中高级军官大多数是外省籍,如方声涛、姜登选、程潜、叶荃等人。但四川籍老资格军官周道刚,虽在武备学堂任教官和陆军小学堂任总办多年,却没有谋到军中高级职位。因此,川籍军官深感不满。此时此刻,尹昌衡三难川督,迎合了川籍军人被埋没的积怨心理,成了川籍军人的代表人物他们抵制外省籍军官的发起人,使得他在新军中深孚众望,新军川籍将领彭光烈、宋学皋、孙兆鸾等都信服他,跟在他身边团团转,为他称雄四川夯实了根基。

 

第二章    展翅军坛似飞鹏

 

第一节    入军校  争当总办

 

1910年,王人文任四川护理都督。重其势,委任尹昌衡为编译局总办,教练处会办,“所历职守,悉着能声。”其家由灯笼街迁至魏公寺,为独家大院。

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上升为反抗朝廷运动。尹昌衡认为“乱世出英雄”的时代已经到来,便屡召川籍中下级军官,秘密商讨起义应对办法。他强调,应对起义,必须要掌握起义实权。

军校出身的尹昌衡自然知道军权是一切实权的核心。在三难川督作了充分的舆论准备以后,就以北校场陆军小学为起点,开始了实实在在的争夺实权活动。

当时,保路风潮掀起,成都开始罢市、罢课,北校场陆军小学两千学生要求罢课回家,遭到学校总办姜登选的拒绝。学生中有影响的李家钰、陈离等趁势鼓噪,将姜登选痛打一顿后,逐出了校门。

失去了管束的军校学生,做出游行示威的架势。继任川督赵尔丰恐生大乱,欲借尹昌衡的威望来稳定局面,遂派尹出任学堂总办,并要他连夜赶去赴职。

学生闻讯尹昌衡接任学堂总办后,奔走相告,“欢呼归校,不缺一人”。并纷纷表示:“先生来,生死为命。”

赵尔丰闻之,大为震惊,感到尹昌衡在川军中的威信将要超过自己,想要免去尹昌衡学堂总办,又怕闹出更大的乱子来,即下令收缴学堂的枪支。尹昌衡不从,据理相争。赵无奈,又派部队入驻陆军学校,严加防范。尹昌衡也命陆军校内筑起保垒,与派驻部队对峙。

 

第二节    凭实力  出任军政部长

   1911年6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川督赵尔丰诱捕”九君子”,屠杀民众,保路运动演变成同志军起义。起义烽火遍及全川,清政府派端方率鄂军入川镇压,使湖北防务空虚, 10月10日,武昌首义成功。全国各省纷纷独立。四川点燃辛亥革命导火线。

1911年10月10日夜,武昌起义发生了!从革命方式说,这场革命是文明革命,不但清军没有抵抗,革命军也严守军纪,正如黎元洪在致萨镇冰函中称:“党军亦并无侵外,无一人及一私人财产之争,不但在中国历史上视为创见,即各国革命史亦难文明若此。”

武昌起事,“川军闻之,皆跃跃欲试”,而此时的清朝中央政府还在为四川总督人选焦头烂额。

10月14日,清廷下旨,令岑春煊补授四川总督,所有四川各军及各路援军,均归岑春煊节制调遣。

10月15日,清廷令赵尔丰降职任用,任川滇边务大臣,暂任四川剿抚事。

10月19日,内阁督办大臣端方致电内阁,请代劾赵尔丰“始则纵放,继则操切”,“既不能裁抑于前,复不能弥变于后,亦属咎无可辞”,要求严惩。端方声称:“全川公论,均谓川人自有争路之举,莫非大吏推波助澜,路潮必不至如此之烈。及事后从事弹压,若非诸人贪功,捕风捉影,荧惑长官,陷蒲、罗以叛逆,并枪毙顶香呼诉之人,人民怨毒亦不至如此之深”。

11月6日,清廷命端方在岑春煊未到任之前,暂署四川总督。端方即率领鄂军启程离渝赴蓉。18日到达资州。

此时,大理院请将赵尔丰解京审讯。

在这场争夺战中,赵尔丰失败了。清廷靠不住了,只有靠立宪派人士了。

11月14日,被囚七十余天的蒲殿俊等人得以释放。赵尔丰对被释之人一律另行礼聘,每日到总督衙门会议。他将端方等人的奏折、密电出示与被释诸人,并称:“非弟之不情,实端方、瑞徵、盛宣怀迫弟至此耳。”

赵尔丰此举,极大地缓和了同蒲、罗的关系。经过短时间徘徊观望之后,赵决心效仿武昌文明革命,立即派出谈判代表,与立宪派人士洽商有关四川独立的具体条款。

立宪派首脑蒲殿俊等人很快就接受了这种以和谈求得独立的解决方式。

11月22日,由官方代表署布政司尹良等7人,立宪派代表蒲殿俊等8人签订了由官方和立宪派人共同商订的四川独立条件,包括官定独立条件19条,绅定独立条件11条。统称《四川独立条约三十条》。

其主要内容有:

一、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由蒲殿俊任都督,朱庆澜为副都督,掌管兵权。

二、保留赵尔丰川滇边务大臣衔,暂留成都。

三、由军政府每年拨付30万两银给赵尔丰,作为边军军费。

四、居住在少城内的旗人,由军政府供给终身俸禄。

五、已驻扎在川康一线的11营边军归赵尔丰节制,由傅华封率领。如需再扩大边军,新招兵丁所增加的开支仍由四川军政府拨付。

11月25日,四川谘议局局长蒲殿俊主持召开会议一致通过。

1911年11月27日,“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成都宣告成立。同日,赵尔丰交出川督大印,发布“宣示四川地方自治文”。

历史就有那么凑巧,前来成都出任四川总督的端方,就在这天晚上,被自己带领的百余名鄂军士兵入资州端方住地,将端方和其弟端锦擒至上天宫,当众宣布罪状,即行斩杀。

蒲殿俊上任后,很快公布了军政府组成人员名单,唯最重要的军政部长空缺。

时年36岁的蒲殿俊,是个饱学之士,广安人。清光绪年间进士。1904年赴日本法政大学留学,专攻法律。1906年,在日本发起并成立川汉铁路改进会,旨在抵制清政府向西洋列强借款修路。1908年学成归国在京任法部主事。1909年回川任谘议局局长,是川省立宪派的主要领导人,他审时度势,在四川保路运动中,主张文明保路,合法保路,将保路运动与立宪要求结合起来。因此,他看不惯尹昌衡桀骜不驯的个性,加之朱庆澜的坚决反对,罗纶的不置可否,使蒲殿俊不愿选尹昌衡做他的军政部长,但鉴于尹昌衡在川军中的声望,又不敢选其他人。于是,这一重要角色只好空缺。

等待时间超出了尹昌衡的耐性,他稳不起了,只得相邀已被提名为民政部长的邵从恩,一道去军政府找蒲殿俊问个究竟。

蒲殿俊自然清楚尹昌衡的来意,马上开出了条件,要尹昌衡出面去乐山说服叶荃归顺军政府。

叶荃,云南人,字香石,是尹昌衡留日时的同学。后尹昌衡在四川督署任编译科科长时,叶荃在教练处作帮办,又成了同事。现他手中有5营精兵,驻扎在乐山,扬言忠于清廷,敌视军政府,随时都有可能挥军向成都进攻,对新生的军政府造成极大威胁。

急欲出任军政府军政部长的尹昌衡要价很低:大洋两千。他尹昌衡从军政府刚回到家中,蒲殿俊就派人把钱如数送来了。

尹昌衡即从新军中挑出20名信得过的军人,交黄泽溥带队。他详细交待了任务、办法后。即代表军政府发给每人100块大洋。

按照尹昌衡的部署,这20名军人即买舟离蓉,去了乐山。他们都很听话,完全依照尹昌衡事先定下的计策,在叶荃军中进行分化瓦解,联络好友故旧,挖叶荃的“墙脚”。

黄泽溥觉得胜券在握时,才带着尹昌衡的问候,前去拜见叶荃。

叶荃为表明他反对军政府的立场,大摆宴席,请黄泽溥所率全部均参加宴席。宴席上叶趾高气扬,说蒲殿俊是光杆司令。稍后,又请黄泽溥在嘉定大戏院看戏,点了一出含有深意的《取成都》。

叶荃在戏开始前,跳上戏台,以煽动的语调大声演讲:“今晚我请诸位看一出《取成都》,明天我就带领我的部下真枪实弹去取成都……”

话未说完,黄泽溥举枪“砰”的一声,叶荃头上的一盏电灯应声而碎。紧接着“砰——砰——砰”的枪声,大戏院的灯完全熄灭了!更可怕的是,纷纷开枪的人群中,还有他手下的军官!

叶荃知大势已去,采用了三十六计中的上计,夜奔而逃,只带了一些亲信回了云南。

尹昌衡快速圆满地完成了蒲殿俊开出的条件,化解了军政府的心腹大患,而蒲殿俊却把军政部长这个最重要的职务给了周骏。

俗话说:“大智若愚”。尹昌衡没有暴跳如雷,而是静观其变。

当周骏宣布就任,大发红帖,遍请川军营以上军官登门赴宴时,竟无一人应往。周骏由此清楚了在川军中他无人望,无论是旧军还是新军,都不买他的账。他还有点自知之明,当即向蒲殿俊递交了辞呈。

就在此时,彭光烈、宋学臬、孙兆鸾等人怒气冲冲地找上门质问蒲殿俊:“尹昌衡明明是军政府军政部长的不二人选,你为啥子偏偏不要他出任?你不说清楚,今天我们就不答应!”

副都督朱庆澜看着这些或坐或站挤满会议室的军爷们,身穿黄昵军服,腰上别着手枪,挎着指挥刀,摆出盛气凌人的架势,不禁有点心虚,赶紧溜了。

蒲殿俊也是暗暗心惊,尽力缓解紧张气氛:“各位有这要求,很好。军政府会慎重考虑,请各位先回兵营去,容我们商量商量!”

彭光烈见蒲殿俊还在搪塞,发作了!他冲在蒲都督前,碗大的拳头连连往桌上砸,穿着马靴的脚一只踏在凳上。满带杀气地大嚷:“既然军中弟兄们都推举尹昌衡当军政部长,还有啥子好商量的!”

在场的军爷们全都附和,故意把军刀枪械弄得“乒乓”作响,大有蒲殿俊不答应就要兵变的架势。

自以为大权在握的蒲大都督,才知道“锅儿是铁打的”,明白了尹昌衡在川军中具有无人能比的地位,不得不放下架子请尹昌衡“消除误会”,“为大局计,请一定出山,荣任军政部长!”

 

第三章    根除帝制谋共和

 

第一节    平兵变  公举都督

 

一、兵变实况

1911年11月27日,由蒲殿俊出任都督,组成“大汉四川军政府”。直到12月2日,尹昌衡才在军人的拥戴下,出任都督府军政部长。

蒲殿俊就任后,无法统率军队。

时军队分为新军与巡防军。新军由副都督朱庆澜统之,巡防军由田征葵统之。

尹昌衡“受命即起,见势已迫,所信惟新军,然皆远散;巡防军则素不相识,往见既无时,召之又不至。乃自设宴,悉邀防军诸将军弁饮,至者仅十分之一,晓以公义,令各劝其所部向汉,皆感动。”

为防巡防军作乱,尹昌衡力劝朱庆澜召防军入城,令新军外戌。朱庆澜以为尹昌衡排已,商不谐。尹拊膺号哭,曰:“衡之心有如皎日,于大局苟有济,虽护公终富贵可也。至以一人私坏天下,则万不敢爱死以相呵护。”

蒲殿俊见副都督与军政部长不合,乃亲自出马笼络军心。其手段有两个:一是宣布放假10天。二是在北校场点名发饷,检阅军心。

革命党人杨维知悉后,立刻向蒲殿俊都督献策6条:

1.立刻逮捕赵尔丰,以绝隐患。

2.抚藏番,弥边衅。

3.散民兵同志会,去要挟。

4.肃军纪,整顿新军,巡防军。

5.护外侨,避干涉。

6.首要者收回蒲殿俊刚刚下发的阅兵令,以防意外。

杨维的建议,被蒲都督断然拒绝。

1911年12月8日(旧历十月十八日),蒲殿俊、朱庆澜集防军于东校场,简校士卒。刘玉甫的《尹昌衡传》对此作了记述:“昌衡先至,防军至者十三营,遽哗求加三月饷。昌衡语以国帑空虚,军人以爱国为心,勿以金钱为计,策马历诸营遍谕之,声嘶气结,军始定,蒲、朱乃得简校。将毕,最后来一营,未闻演说,至则大哗。蒲、朱令昌衡往谕。甫行十余步,兵遽发统。蒲、朱逸,昌衡急随之,不得马,追兵急,昌衡超几蹶,忽所乘坐马溃围绝僵而至,遂力跃上马,乃逸不能止。行数十步,欲以马让蒲而急不能得,将返觅,追兵亟发枪,乃策马赵凤凰山。”

军政府正副都督躲了,军政部长搬救兵去了,阅兵场失去了控制,新军和同志军也跟着起哄,潮水般涌向大街小巷,加入了抢劫的行列。锦绣成都到处都是打、砸、抢的吆吼声和被劫者的哀叫声,还夹杂着失去家园市民们凄惨的哭泣声。“温柔富贵之乡”的成都已被蹂躏得不成样子!

二、平乱经过

尹昌衡至凤凰山,即以军政部长的身份召见标统周骏。周骏速集兵300名,昌衡泣告诸军曰:“四川腐烂已极,而大祸继起,阖城屠戳,满目疮痍。吾等父老子弟妻孥戚族,均将颠沛流离,谁无心肝,而忍视此。今日衡誓死,诸君不听命,则请死诸君前。如欲维持大局,衡请先趋以当敌。否则甘饮诸君之刃,以警为公不力者。全川存亡在此一举,惟诸君决之。”

尹昌衡在军中声望颇佳,兵士皆悉信重之,见其言词慷慨,异口同声相应:“愿以死听命。”

尹昌衡将这300名新军分成三队:

一队由马传凯统率守卫造币厂;

二队由向树荣统率守卫武器库;

三队由尹昌衡自领几十人,趁着夜色,吹号打鼓,耀武扬威地往皇城进发,驻陆军学堂。

彭光烈即率100余名学生军交尹昌衡统一调度。川籍军官黄泽溥闻讯,即从城外带回300名士兵参与平叛。

夜半,孙兆鸾、杨兆锡趋至,曰:“破坏极矣,非公出,兵不能复集。”

尹昌衡语孙、杨速召诸君,但不得害民,惟命是从。

尹昌衡家距陆军学堂里许,今见平叛人马渐多,兵中有人劝他发一队守家,他答曰:“兵不可再发矣,且家孰重于国哉,吾不复念矣。”卒弗遣。

子夜时分,尹昌衡率100名新军,来到了军政府所在地——皇城。

在致公堂,他意外地碰见了一直守在这里的军政府安抚局局长罗纶。

罗纶怀抱军政府常用的“汉”字十八国旗,破涕为笑:“昌衡,你是进城平叛来了吗?”

“正是。”尹昌衡告诉了他详情。

致公堂明远楼里,那盏灯直亮到天明,尹昌衡和罗纶在商讨平乱机宜。

商讨决定,罗纶坐镇军政府,尹昌衡率兵平息乱兵集聚最多之地——武器库。

武器库大门敞着无人看守。尹昌衡令副官马忠将一哨兵士分作两队,作好警戒。两挺机枪,一挺架在门外,对着武器库,以防乱兵暴动;一挺架在通道外,不准放一个外人进来,也不准放一个乱兵出去。

尹昌衡单身一人进了门。

偌大的院子里,乱兵们蜂拥蚁聚,有的在喝酒划拳,有的在赌牌,有的在拉开嗓子吼川戏,没有人注意到军政部长已来至面前。

尹昌衡径直来到院中,站到一块石墩上,手一挥,亮开洪钟般的嗓门:“诸军听令,我是军政部长尹昌衡! ”

具有传奇色彩的军政部长尹昌衡的大名,在川军中可谓人人皆知。他这一吼,院内顿时鸦雀无声。

尹昌衡马上宣示政策:“这场兵变,责任不在你们!现在,只要各位听从我的命令,军政府保证过往不咎!”

哨官乔得寿从乱兵群中走了出来,朗声说:“弟兄们都是莫名其妙被人裹着跑的。现在知道不对,又不知道咋办?尹部长不惧凶险,亲自来给我们指明前程,我们心中感激万分。没得说,部长咋说我们咋为,指到哪里我们就奔到哪里。”

“对!我们愿随部长驰驱,以死听命! ”乱兵们齐应。

尹昌衡那洪钟般的声音又响了:“愿意跟乔哨官一起效忠军政府的举手!”

满院乱兵,齐刷刷举起了手,约莫估计,足有千人。

尹昌衡立即命令乔得寿将院内的乱兵们整编为战斗序列。

乔哨官接受命令,转过身去,几声哨令一喊,上千乱兵立即站得整整齐齐,列队候令。

“现在,我命令! ”军政部长朗声道:“你们为军政府暂编第一标(相当于团),乔得寿为代理标统。你们的任务是替军政府守好武器库,弟兄们有没有信心?”

“有!”大院里,黑压压的兵士们齐声呼应。

前后不到两个小时,尹昌衡不仅解决了武器库的问题,而且手中又多了一标军队。他乘胜挺进,带着原哨兵丁去了湖广会馆。

尹昌衡挥从者退,孤身入,一军悉惊。

尹昌衡呼众军环之,谓曰:“公等亦知衡之来意否?”

众军曰:“不知。”

尹昌衡曰:“舍死以保四川及诸君身命耳。夫十八之变,向我击统者,非防军钦?君等固全然防军也,以势度之,应有击我者,击之而犹来,且令诸君环我,岂复有蝼蚁重命之心哉?顾衡所以不敢爱死者,徒以为全省大局计耳。含诸君家族多在四川,舍此安往?着能卫川,卫诸君家,衡以死与诸君共事,不然生死惟诸君命之。”

尹昌衡一席话,众皆感悟。他趁热打铁,立即宣示:“十八之变,罪非全体,不能以有罪累无罪,且令贵整不贵繁,皆赦不咎。”

在这些乱兵中,尹昌衡凭着行武生涯磨练出来的慧眼,指定一个叫张鹏舞的人出来整齐乱兵。

尹昌衡问:“这会馆里有多少兄弟?”

张鹏舞答:“一千多人。”

“你能将他们捆笼吗?”

“能。”

“好。”尹部长说,“你去将他们召集起来,听我训话。”

待张鹏舞将这千多名乱兵整齐后,尹昌衡大声问:“你们想不想归队?”

“想!”场上千人齐声响应。

“你们愿不愿意听从军政府的命令?”

“愿意! ”一时间,大院里,应声如雷。

“好!我现在宣布命令:你们为军政府整编第二标!任命张鹏舞为标统!任务是带领弟兄们上街,维持秩序;组建纠察队,搜罗在街上打流的弟兄们归队。”

大院里,响起了一阵接一阵的巴掌声。

次日,查获防军管带朱贤烜、彭寿春,尹昌衡当众军释之,且以兵授贤烜,于是防军大定。

尹昌衡迅速平定兵变,成了四川同盟会、立宪派、同志军三者之间的代表人物。

同盟会四川支部长董修武力排众议,认为:“现实非一将军不能收拾局面。”并于当晚约见尹昌衡,对他说明收拾残局的办法,真诚表示“愿从旁协助。”

四川保路运动主要发起者——立宪派,因清廷“皇族内阁”的成立,表明了中央政府对立宪派政治持否定态度,使士绅阶层大失所望,完全失去了控制时局的能力,只得寄希望予川籍军人集团和他的代表人物尹昌衡。

哥老会首领罗纶,在兵变时只身守卫军政府,幸遇尹昌衡救出。他深知成都“公口”林立,同志军一盘散沙,急需尹昌衡作为他们的领军人物。这在尹昌衡的《止园自记》中,表述得更为清楚:“民军将领闻余来,争问计。余曰:明日可听余驱使也。次日,乱果平。罗纶跃起执余手,涕泣曰:殆且急,非得帅,无以镇乱,请拥尹君。”

有了这样的时势,使成都各级政治势力暂时协同一致。于是,“四川军政府”替代了“大汉军政府。”

尹昌衡被辛亥革命的浪潮推上了军政府第一把交椅的座位上。

历史再一次印证了“时势造英雄”。尹昌衡就是时局推动他成为点燃辛亥革命导火线的四川的杰出领袖,也是中国由帝制转为共和的时势浪潮推动他成为彪炳史册的一代英才!

12月9日,新一届四川军政府成立。组成人员是:

都督——尹昌衡

副都督——罗纶

总政处总理兼财政部长——董修武

军事巡警总监——杨维

军务部长——周骏

参谋部长——王琪昌

民政部长——龙灵

学务部长——曾培

司法部长——廖治

交通部长——郭开文

外交部长——杨庶堪。

军政府中,“十分之六是同盟会员”。标志着这是一个以革命派为主体,由立宪派、军界实力派和士绅组成的联合政府,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

三、兵变问责

正是因为“成都兵变”使以蒲殿俊为首的“大汉军政府”只存在了12天,催生了以尹昌衡为首的“四川军政府”,故“成都兵变”成了四川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论述颇多,主要说法有以下两种:

一是赵尔丰为复辟,蓄意策划了“成都兵变”。

二是“尹昌衡所求未遂,对蒲殿俊深为不满”,蓄意“策动兵变,趁机上台”。

其实,这两种说法都不是事件真相。

真相其实很简单:这本就是一起以索讨军饷为起点,以洗劫财物为目标的普通的突发事件,没有任何政治因素参杂其中。

依据有二:

一是在阅兵场上,巡防军有13营之多,是参与阅兵队伍中最有战斗力的一支精兵,假如真是赵尔丰为复辟而策划兵变,它首要目标必然是摧毁大汉军政府,岂能让蒲殿俊逃离?又岂能让尹昌衡去搬救兵?更不可能让巡防军去劫财而溃为乱兵!

二是尹昌衡是职业军人,有胆有识。假如真是尹昌衡为上台而策划兵变,那他必将把兵变安排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而事实却是,兵变发生时,他手中无一兵一卒,不是上天有眼,坐骑救主,他险些丧命。足以证明尹昌衡事先并不知道阅兵中会出现异况,所谓“策动兵变”当是无稽之谈。试问:尹昌衡是智勇兼备的一代英才,能拿自己的生命作赌注吗?

那么,“成都兵变”又为何发生了呢?其根本原因是“大汉四川军政府”的政策失误与不作为所致。

首先是都督蒲殿俊不守信。在他参与签字的《四川独立条约三十条》中,承诺了巡防军的饷银由“大汉四川军政府”拨付。他上任后没有即时兑现。

其次,蒲殿俊是进士,是文人,在军中没有威信,无法统率军队。统军的副都督朱庆澜又心胸狭窄,与军政部长尹昌衡不合,没有及时调整布防。

再次,蒲殿俊自大才疏。他刚下达阅兵令,杨维劝他收回,“以防意外”,遭他断然拒绝;兵变初起,他就躲逃,致使阅兵台上无主,受阅军士刹时成乱兵;兵变中,蒲殿俊躲得无影无踪,没有尽一丝都督职责,理所当然地该退出都督职位。

 

第二节    杀尔丰  势所必然

 

新成立的“四川军政府”,处在极为复杂的局面之中,面临严峻的军事威胁慑:

第一.蛰居督署的赵尔丰死心踏地效忠清廷,令川滇边军进军成都,随时都有军事哗变的可能。

第二.数十万同志军云集成都,其首领繁多,又自恃保路有功,要求军政府给予封官加赏。

第三.满城旗兵旗民,闻悉武昌起义后西安、荆州旗民遭杀戮的消息,惊恐万分,准备以武力相抗。

第四.滇、黔、湘三省军政府联名通电斥责成都的军政府为“袍哥”政府,坚决不予承认,扬言要派兵干预。

第五.重庆蜀军政府拒不承认成都的四川军政府,已派出西征军前来讨伐。

尹昌衡既是军事干才,又俱政治谋略,他认为诸多军事威慑中,首要的是赵尔丰的威慑。只要赵尔丰的军事威胁慑解除了,其他威胁慑自会迎刃而解。

于是拿赵尔丰开刀,“杀鸡给猴看”,便势所必然。然赵尔丰有3000防军,要杀他也并非容易。于是,他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击溃外援 从战略上孤立赵尔丰

1.当尹昌衡知道赵尔丰密令心腹大将傅华封,率5000边军由打箭炉来蓉时,他立即派彭光烈、侯国治率所部3000人堵截,并在雅安将傅擒获。

2.当尹昌衡获知边军统领凤山奉令统率南路巡防军进逼成都时,他即遣赵内森率兵一标至邛州,将其击退。

第二,陈说时局 从心理上降服赵尔丰

尹昌衡是个重情义的人,赵尔丰于他有知遇之恩。因此,他尽可能地想用和平手段劝说赵尔丰认清时局,知难而退。

为此,尹昌衡只带所从二十骑去谒赵尔丰。

赵尔丰不识时务,首先表明态度:“必相迫,惟率兵与决死耳。”

尹昌衡将时势分析与赵尔丰听:“公安所得决死之兵哉?自古之能与众死者,惟以德相结,势相逼,利相聚耳。今公被独夫之名,而欲与田横、张巡比隆,此不内顾其德也。满廷已亡,军纪解纽,向公无封爵之荣,背公无斧钺之罚,而欲以朽索驭众,此不内顾其势也。财产有穷时,人心无厌极,予夺之权在人,怀璧之罪且及,而欲以象齿为饷源,此不内顾其财也。舍此三者而能用众,千古所无,公岂他有奇计哉?抑自甘于丧亡耳。且公所部多川人,日闻其所亲之言,心动于中,势夺于外,一枪发声,舟中皆敌。以此抗全川,譬如恃孤羊御群虎也。衡理至言直,为公图之。”

尹昌衡一席话击溃了赵尔丰的心理防线,他急问:“计将安出?”

昌衡曰:“衡能助公一举而三者悉得矣”。

尔丰曰:“奈何?”

昌衡曰:“今公集兵于庭,衡与公训之,命人知公有功而无过,则外无怨矣。夫争路之意出自政府,而让位之语公实专断,过有攸归,功则独任,理直气壮,谁敢犯者。衡一宣言,外为公解敌仇,内为公固党羽,此助公者一也。保公者所以践川之人信,是为川也,匪为公也。是川都督之令,非公之私,亦非诸将士之私也。如此微特公都督将奖之,不如此微特公都督将罚之,则公有势矣。”

赵尔丰本不愿回康区为军政府镇守西大门,一心为夺回川督权而煞费苦心。尹昌衡之语迎合了他“有势”的欲望,使赵尔丰一下联想到他赖以为势的3000边军的军饷问题,迫不及待地问:“那保我边军的供给呢?”

尹昌衡见把话题引到了急需解决的正题上,慎重作答:“此兵既非公所私,则饷需皆应自川出,保公一载,川省出一载之饷,保公十载,川省出十载之饷,是公有财矣。内外一心,公安于盘石,衡亦不为负公之人,而践四川之约矣。成败立钝,请立决之。”

赵悦,乃令兵集于庭。

尹昌衡以与赵尔丰相谈之语告军士后,即代表军政府表明态度,“诸君不弃无势无饷无可依赖之旧官长,义侠之气,诚堪佩服。然全城皆归本都督,而诸君犹冒全川之不讳,俨然居督署中,外人不知,皆以诸君为敌,则祸不旋踵矣。今我特来与诸君接,使人知诸君仍是四川兵,仍食四川饷,不过奉都督令,保赵公耳。是衡一举,使诸君有所托也。”

尹昌衡语中明白相告:倚赵尔丰有祸,惟倚四川都督才有所托。

俗话说:有奶便是娘。边军将士感答曰:“敬闻命矣,以后惟都督令是从。”

临行时,尹昌衡又特地邀请赵尔丰:“我的婚期因俗务缠身,一拖再拖。现老母再三催促,准备即日完婚。若季帅不嫌弃,请届时光临。”

尹昌衡此行,起了两大作用:

一是给了3000名边军反正的希望,瓦解了他们愚忠的斗志。

二是搞清了赵尔丰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从而促使他狠下了诛杀赵尔丰的决心。

第三,奇兵突出 计擒赵尔丰

1911年11月初二日夜,是尹昌衡的婚期,他与罗纶密谋,制定了诛杀赵尔丰的具体方案。

尹昌衡召来诸将,讲明形势:“生死存亡,决于今日矣! ”下达命令:“捉拿赵尔丰! ”

尹昌衡拿出袖图十张,绘兵于图,环督署而阵,各于衢头设兵四层,左右户皆有伏,尽绝赵去路。令朱壁彩守府门,非有命不得出;令陶泽焜统锐卒组成敢死队,尽先攻入;令罗纶、周骏率炮兵阵于东门城楼,约黎明举炮;尹昌衡、宋学皋、王琦昌率步兵阵于西,为夹攻势。

晚十一时半,尹昌衡发布命令:“两小时后,战斗打响。所有部队围而不打,大炮只能朝督署上空打,不要伤人。届时,赵尔丰的部队溃逃,务必不追,随他们去!”

在下达命令后,尹昌衡特地走至陶泽焜面前,抚其背曰:“不得尔丰,无相见也。”

是夜五鼓,尹昌衡指挥部队完成包围督署任务后,即派人送函于赵署中军。函曰:“余以精兵数万围督署,虽金铁之躯不能得间隙而出。所仇惟赵逆一人,无与诸君事。诸君已归汉,衡必保诸君,用敢泄机相告:若能生擒赵逆,将以二万金为诸君寿且加爵;若念是旧长官,不愿叛者,可在大炮响时由下莲池撤退,不相害也。”

黎明,炮声响了!

赵尔丰喝令:“叫田总兵来!”

此时督府除赵尔丰的家人外,再无他人。儿子老四闻父所问,小声相答:“田征葵溜了!”

随着大炮的响声,督署院内人声嘈杂,脚步声杂沓,如决堤洪水往下莲池方向涌去。

赵尔丰眼见署中三千边军将士争相逃命而去,长叹一声:“我命休矣!”

赵尔丰安排儿子老四、老九去东北投靠二伯赵尔巽后,又劝走了发妻李氏。只有藏妻卓玛尽可能地用自己的爱心、温情,去安慰、慰贴一个行将走完人生历程的花甲老人!

卓玛跪在脚踏板上,依偎在躺睡的赵尔丰身边,用年轻姑娘一双柔软的手,将他滚烫的、青筋暴绽的,烧得烫人的手紧紧地握在手中,贴到脸上。并悄悄从身上拔出进口德造二十响驳壳枪,张开机头,顶上子弹,喃喃细语:“季帅,妈妈要我好生服侍你。我一片真心可对天,有我卓玛就有季帅你,我卓玛生是季帅的人,死是季帅的鬼!”

赵尔丰哭了,哭得如此伤心!

卓玛第一次看见号称“屠户”的赵尔丰赵大帅也会流下大颗大颗的眼泪,不由得紧紧地将他搂在怀中。

炮声止息了!

他赖为守城的三千精兵跑得一个不剩,偌大的督署里,静得吓人。他当然知道,一张死亡的大网正在向他收拢。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陪他殉葬的竟是一个藏族姑娘!

当陶泽焜率敢死队逾墙而入时,卓玛持枪相拒,陶泽焜手起刀落,顿时香销玉殒。

一切抵抗都没有了!

古人云:“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谁能想象,一向声威赫赫、马上一呼,山鸣谷应的赵大帅,此时正躺在宽大的象牙床上,气喘吁吁,脸色蜡黄,眼窝深陷,病病歪歪,毫无还手之力,只能任听陶泽焜摆布。

陶泽焜叫来4名军士,把赵尔丰软抬着去了皇城军政府。

赵尔丰至阶下,问尹昌衡:“能相活乎?”

尹昌衡曰:“即此非我意,当语众绅。”

 

第四,皇城坝上  公审赵尔丰

1911年11月初三(公历12月22日)日,军政府生擒赵尔丰并要公审的消息像长上了翅膀,顷刻间传遍了九里三分的成都两百多条大街小巷,是能走得动的人都向皇城坝涌去。

当戎装笔挺的尹昌衡率领军政府大员们从明远楼鱼贯而出,站在玉栏杆前朝下望时,偌大的皇城坝上已是人山人海。

身着青湖绉棉滚身的赵尔丰被提出来了,他面朝尹都督,盘腿坐在一块红色的毡子上。尹都督在明远楼前一把高靠背椅上正襟危坐,神态严竣。

赵尔丰求生的本能油然而生,央求尹昌衡曰:“君前劝我纳禐,可续议乎?”

尹昌衡以他那特有的洪钟似的声音对着聚集了好几万的人群说:“亦惟众绅意。”

群呼曰烹之,或曰磔,或曰族厥家。

尹昌衡凛然曰:“无比暴。”

赵尔丰闻之,前请曰:“室人无罪。”

尹昌衡曰:“经训不孥,且尊兄优容我,无以报,必为公保之。”

赵尔丰似乎有了一丝期望,带着恳祈的声调:“扪心而问,若不是我赵尔丰在康藏艰苦卓绝奋战七年,今之中国版图已缺一角矣!我今天为鱼肉,你为刀俎。要杀要剐,任随你,我只是不服。”

尹昌衡长叹一声:“赵尔丰,你的功绩,川人岂有不知?正因如此,我日前是如何劝你,然而,你却阳奉阴违,罪上加罪。时至今日,我纵为川督也救不了你!”

尹昌衡历数赵尔丰罪恶,其中最重要的是两条:为讨好清廷,保住自己的“顶子”,竟一手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成都血案”;为复辟,策划兵变,让锦绣成都遭受空前浩劫。

“杀!杀!!杀!!!”皇城坝上响起声声怒吼!

尹昌衡霍地站起来,面向台下黑压压的人群,扬声问赵尔丰:“你还有何话可说?”

赵尔丰是个明白人,听了这话,哑声道:“好,尔丰以民意为准!”他闭上眼睛,坐直了身子,“多谢了,动手吧!”

尹昌衡朝站在赵尔丰身前的陶泽焜点了点头。

陶泽焜手握他昨晚逮捕赵尔丰时缴获的一把镶金嵌玉的窄叶宝剑,猛地奔到赵尔丰身后,伸出左手在赵尔丰颈上一拍。就在赵尔丰受惊,头不禁往上一伸一硬时,只见陶泽焜将手中的柳叶宝剑猛地往上一举,抡圆,再往下使劲一劈。瞬时,窄窄的柳叶钢刀化作一道寒光,像道白色闪电,直端端地射向了赵尔丰枯瘦的颈子。霎时,那颗须发如银的头飞了出去,骨碌碌滚落明远楼下,两目圆睁。随即,一道火焰般的热血,迸溅如雨柱。

顿时,皇城坝上掌声雷动,欢呼声四起。

尹昌衡知道这颗人头对赵尔丰死党有何等的震憾力!他走上前去,一把抓起那根雪白如银的发辫,提着赵尔丰那颗死不瞑目的头,骑在一匹火红雄骏上,由一营卫队簇拥着,游街示众。

所到之处,乡亲们欢呼的口号声此起彼落,频频向年轻有为的尹昌衡都督点头致意,那是何等壮观的场面啊!

打马游街之后,将赵尔丰的头放归在他尸体的右肋上。

赵尔丰的尸体搁放在“为国求孝”牌坊后面西侧。牌坊上贴有军政府的告示,幅高一尺多,宽二尺余。

军政府的告示是尹昌衡特地请辛亥保路志士、诗书画家罗一士书写的。罗一士以调侃的手笔仿赵尔丰镇压保路同志会告示“只拿首要,不问平民。首要人士,业已就擒。即速开市,守分营生。聚众入署,格杀勿论”所拟告示有二:

其一云:“十八之变,赵逆作俑。今日就擒,谢我万众。汉业光复,于兹巩固。七千万人,谣言勿动。”

其二云:“捕拿首要,慰我万民。尔丰诸凶,业已就擒。逆党解散,谣言休听。汉业已固,其各安生。”

 

第三节    消族仇  和决满城

 

满城,即八旗兵的驻防城,也是八旗驻防官兵及其眷属的居住地。这是清廷为提高旗人的社会地位,保障他们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领域享有种种特权的举措。

清朝建立后,为奖励八旗官兵征战有功,以巩固清政府的军事力量,先后在西安、伊犁、荆州、南京、杭州、福州、广州、成都等八大城市中建筑了满城。

成都满城,又称少城,始于康熙年间。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准葛尔军侵扰西藏,清廷为配合对准葛尔部作战,进行了部署,因“地方辽远,待信息到时,始行调兵,恐或不及。可派荆州满洲兵二千名,发往成都”。次年8月(1718年9月),四川巡抚年羹尧奏:“川省地居边远,内有土司番人聚处,外与青海、西藏接址,最为紧要。虽经设有提镇,而选取兵丁,外省人多,本省人少,以致心意不同,难于训练。见今驻扎成都之荆州满城兵丁,与民甚是相安。请将此满洲兵丁酌量留于成都,省城西门外空地造房,可驻兵一千。若添设副都统一员管辖,再将章京等官照兵数量选留住,则边疆既可宣威,内地亦可资防守。而今正值用兵之时,应将此事暂缓,其修茸城墙,盖造兵丁住房之处,理应须为料理。”到康熙五十八年十二月(1719年2月),年羹尧又奏称:“成都驻扎满兵,已经议设副都统以下官五十三员,甲兵一千六百名。其官署兵房,令臣料理,今应造官房七百三十二间,兵房四千八百间,现在备料鸠工。”

成都满城,在成都府城的西边,城垣周共四里五分,“计八百一十七丈七尺三寸,高一丈三尺八寸。”每旗官街一条,共八条;披甲兵丁小胡同三条,计三十二条。满城之内是个相对独立的小社会,不仅有衙署、军器库、火药局、演武厅等军事机构与设施外,还有学校、庙宇与祠堂。但无商业,经济生活上仍需仰给于大城。

随着满城初具规模,驻防旗民的眷属也都陆续来川。据《荆州驻防八旗志》载:到康熙六十年,从荆州拨成都满城蒙古官兵一千六百名,男、妇、大、小,共计五千余口。嘉庆时期,成都驻防旗民为二千一百五十余户,人丁一万零九百九十余名。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时,根据册籍查核为五千一百余户,男一万余名,女九千余名,共二万一千余名。

成都的满城,居住的是满、蒙两族,实际上是一种军户。他们不但有高档的住所,还都有一份受用终身的厚禄,不须从事什么生产活动,生活亦足以维持温饱。在当时人们所传颂的《竹枝词》中,对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的生活状态,作了这样形象的描述:

吾侪各自寻生活            回教屠牛养一家

只有旗人无个事            垂纶常到夕阳斜

武昌起义后,辛亥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各地满城成为“排满” “驱除鞑虏”的重点对象。全国八大满城中,除广州外,其余六大满城都发生了诛杀满人事件,尤以西安最为惨烈。成都会怎么样?生活在满城的旗兵、旗民成天提心吊胆、惊慌失措。

赵尔丰被杀之后,仇满之风更烈,“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鞑子方罢手”,即是民众仇满心理的真实写照。

成都将军玉琨为防万一,组织满城的旗兵、旗民作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拼死准备,令少城内的所有男丁上城,架好大炮,日夜守护,严阵以待。

一场可能发生的战乱摆在了尹昌衡面前,成都满城问题能否和平解决的主动权完全掌控在军政府手中。

此时,尹昌衡成竹在胸,临危不乱,显出了“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治乱方略:

一、单骑入城讲道理

为消除满城数万旗兵旗民处在绝望中的恐慌心理,他单骑入城,向满城人众宣示:“满清以海滨夷虏,昌立宪之名而厉行专制,大汉为神明华胄,取自由之精神而政尚共和。”他鼓励“汉满一家,”他号召“五族皆兄弟,同为共和谋。”

正当他演讲之际,孙兆鸾在一些激进派少壮军人的支持怂恿下,背着尹昌衡,率一团人向少城杀来,准备来个先斩后奏。

尹昌衡闻之,即登城楼。时已近黑,示意玉琨点燃楼城火把。

孙兆鸾率部到了城下,正想指挥部队攻城,被尹昌衡当即喝止。

孙兆鸾顺着吼声抬头望去,见尹昌衡端坐在墙上已点着的束束火把燃烧的光焰中,气定神闲,简直就像使空城计中的诸葛亮。

孙兆鸾是尹昌衡的贴心战将,上司令下,惟令是从。

诸军亦曰:“都督在,不可攻也。”

一场战祸顿时化解。

满城人众感其恩,“众皆泣,曰:‘都督来,见生佛矣!’”

尹昌衡曰:“毋执兵,驯则福。”

事实面前,玉琨越发信赖尹昌衡。

二、签署协议安众心

就在尹昌衡入少城的当天晚上,他与玉琨将军在将军衙门签署了《解决满人的和平协议》。主要内容包括:

1.四川军政府实行五族(汉、满、蒙、回、藏)共和、满汉一体的政策。

2.拆除民族对立、隔离的满城。

3.组织满人就业。

是日,旗员泽宣代表旗军缴械后,尹昌衡代表军政府“拨旗饷安之,不戮一人”,并许“自谋生计,与汉族杂居。”

次日,尹昌衡“以五万金输之,令汉将与满将交欢,余与将军玉琨迭宾主,把酒言和,汉满咸睦。”众皆大感,“争以浆酒进。”

三、罗纶复移居满城

尹昌衡派罗纶移居满城是经过慎密思考的。其用意有二条,一是“释疑”需要。在发生“成都血案”罗纶被赵尔丰拘捕时,是玉琨出面阻止,才保住了人头。玉琨于罗纶有恩,罗纶是绅界精英,当然知道知恩报恩。有了这层因果关系,便于彼此释疑,相互信任。尹昌衡深信,我不疑人,人亦自不疑我;我以诚待人,人亦会以诚待我。他多次指出“释疑”为定军心,平大乱之要道。所以他认为只要罗纶与玉琨彼此不疑,就意味着军政府与满城双方不疑,险情自会化解。二是兑现承诺的需要。尹昌衡代表军政府采取和平手段消除排满、破满的对立情绪之后,如何兑现“组织满人就业”就上升成了最严峻的课题。

原先,他们一生下来就有一份终生俸禄享用。在成天提笼架鸟,茶馆进酒馆出的漫长岁月中,早就将马背民族彪悍、勤劳等优良品质消蚀殆尽,变得一无所长,没有起码的谋生技能。

现在,俸禄没有了,谋生技能也没有,靠什么维持生计?

尹昌衡对此十分重视,在军政府面临诸多难题的情况下,毅然派出副都督罗纶移居满城,迅速解决旗民的生计问题,以事实表明军政府“视满如骨肉。”

罗纶对满城生计实况进行了调查,与尹昌衡商定后,拟定了具体实施办法:

1.一次性发给每名旗兵六个月粮饷。

2.旗兵住宅归己,允许自由买卖。

3.旗兵脱军籍后可自谋生路。

4.在少城内兴办学校,由满、蒙人任校长和教师。

5.设立同仁工厂,教授旗民维持生活的技艺。

6.设旗民生计筹备处,随时解决各种困难。

尹昌衡摒弃狭隘的“排满”种族仇视,使民主共和思想在和平解决满城的实践中,具体地展现出来,为满、蒙、汉民众上了一堂活生生的民族团结课,为实施“五族皆兄弟,同为共和谋”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今日回顾,尹昌衡和平解决满城问题,应该是辛亥革命的一大幸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幸事。

 

第四节    整军纪  遣编同志军

 

1911年6月17日,四川铁路公司利用其股权高度分置,拥有宏大的股东队伍的优势,发起成立了保路同志会。

成立会上有2000余人参加。会后到督署请愿,得到护理川督王人文支持,游行队伍增至5000余人。

谘议局是保路同志会的核心。谘议局的正、副议长蒲殿俊、罗纶分任保路同志会的正、副会长。

保路同志会的内设参事会为领导机构,常驻议员皆为参事。

参事会内设:

总务部——由谘议局议员江三乘任总长。川路公司的全体人员都参加总务部的工作。

文牍部——由《蜀报》主笔邓孝可任部长。到文牍部工作的,以新闻界、学界为多。

讲演部——由谘议局议员程莹度任部长。到讲演部工作的,全系高校师生。

交涉部——由谘议局副议长罗纶任部长。到交涉部工作的,则以居民和工商界为主。

四川保路同志会的成立,使四川保路运动从此进入有组织、有计划、有规模的社会动员阶段。

四川保路同志会一成立,不仅形成了领导核心,而且也建立了较为严密的科层式管理模式,基本适应了正处于转型期的四川社会网络结构及复合性。

四川保路同志会以四川谘议局和铁路股东会为领导核心,以各地保路同志分会为基础,建立层级式的社会动员模式,将分散的民众组织起来,从而形成了保路运动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凝聚力,并有助于解决运动的合法性,从而使官方能以理解,民众敢于起来争取自己的利益,推动了保路运动从文明争路到同志军起义。

四川保路同志会的宗旨是“破约保路”,而着意造成“政治上,财政上意外之事”,被认为是实现这个宗旨的不二法门。

为有意制造“政治上、财政上意外之事”,立宪派人把力量拧成一股绳,集中攻击清政府做的三件庶政要事:

其一,铁路“干路国有政策”;

其二,“湖广铁路借款合同”;

其三,接收四川铁路公司宜昌分公司。

在保路同志会设立之时,立宪派人就清醒的认识到,这是“公开向政府宣战,系空前未有的新举动,必须同下觉醒,扩大阵容,整齐步骤。”因此,他们审时度势,以“文明保路”为手段、利用“合法的武器”进行宣传,将保路运动与立宪要求结合起来,首先在成都兴起创办保路同志会的热潮。不到10天,参加保路同志会的人已逾十万人。

6月28日,成立重庆保路同志协会。

紧接着,全省共有76个州县成立了保路同志分会,总数达124个之多。

保路同志会遍布全川,标志着保路斗争进入了群众性运动的新阶段。

“外以保路之名,内行革命之实”的革命党人,清醒地认识到,造成有利革命的“最好时机”已经到来。四川同盟会立即召集会员在成都开会,决议“借名保路,提挈人民,组织民军,共同革命。”

会后,成都的同盟会会员曹笃、方朝珍、龙鸣剑等人立即约请在重庆的同盟会会员朱之洪等人及凤凰山新军中的同盟会会员密议,商定了“逐步转化保路运动为排满革命运动方略”,安排了“分派人驰赴各州县部署实力,准备随时发动武装起义”。

为此,他们利用一切机会大造革命舆论,“每逢会场中立宪派提出软弱无力的主张时,即大肆反驳,鼓动群众,进行反对。极言‘国有’弊害,政府恶劣,使人人知清廷之不可恃,非革命不可。”

重庆保路同志会为激扬民气,凝聚人心,连日在万寿宫、禹王庙等处召开演讲会,由同盟会员杨霖、刘祖萌等作“最为激烈”的讲演,与会者达万人之多。同时推派宣传员深入场镇坊厢演说保路原因,揭露清朝政府丧权辱国。

为此,他们引导大批“哥老会”成员加入保路同志会,扩大了反清革命的群众基础,促使保路运动向反清武装起义演进的条件日益成熟。1911年7月,四川革命党人抓住时机召开新津会议,邀请四川九府哥老会(九成团体)所属的哥老会首领集聚新津,共商武装起义规划和战略步骤。8月,同盟会会员龙鸣剑受成都同盟会会员的委托与哥老会首领秦载赓等人商定,由秦载赓以哥老会首领的名义,邀集四川各地哥老会首领于8月4日在资州罗泉井举行秘密会议。

会议由龙鸣剑、秦载赓主持。

会议作出两大决定

1.改保路同志会为保路同志军;

2.推举秦载赓、侯宝斋为统领,于1911年9月间组织各地保路同志军同时或前后参差几天武装起义,并就敌情、枪弹、粮饷和军纪作了具体分析和具体部署。

会议的召开,体现了四川革命党人已取得保路运动的领导权,对保路运动向反清革命运动转化起到了关键作用。

会议所作出的决定,体现了四川革命党人在军事战略方针上的重大决策,对促进四川反清武装起义的发生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同盟会在积极准备反清武装起义的同时,策划了群众性的罢市罢课。1911年8月24日下午,四川保路同志会接受了同盟会员汪子宜首先提出的罢市罢课主张,召开大会讨论罢市罢课问题,数万群众涌入会场。同盟会员刘继旭指挥法政学堂、叙属中学、第二小学学生,共600余人的宣传队伍杂入人群中鼓动罢市罢课。

革命党人站在前台推动罢市罢课的开展,开始突破立宪派奉行的“文明合法争路”的范围,是保路运动向反清革命运动转化的重要转折点。诚如四川著名人士李勋人所言:“若不是革命党人在股东会、同志会中间煽动人心,恐怕连七月初一日(1911年8月24日)的罢市罢课也不能闹起来,就是闹起来也不会坚持到半月之久的。革命党人也因为看透了宪政派的弱点,因此,在争路期间,他们就不谋而合地实行了孙中山所手定的办法,一面加入各地同志会,一面极力联络哥老会,暗暗地把光用口舌相争的同志会改造一种有武力的同志军,时机一到,就光明正大扯起革命旗帜来排满。”

1911年9月7日,“成都血案”发生,革命党人称这一天为“四川同志军首难第一日”。

当天晚上,同盟会员、华阳哥老会首领秦载赓聚众千人誓师起义,冒着滂沱大雨向成都进军,与清军激战于成都东门外。

与此同时,侯宝斋率领的新津保路同志军行至双流,与同盟会会员向迪璋率领的双流保路同志军会合,向成都挺进,与清军激战于成都南郊。

接着,成都附近的温江、郫县、崇庆、灌县、广汉等地的保路同志军纷纷参加围攻成都的战斗。

稍后,离成都较远的三台、荣县、威远、井研、峨边、宜宾、屏山等地的保路同志军也趋奔而来。

攻打成都的保路同志军从四面入方进攻成都,多达20余万人,与清军作战数百次。

久攻成都不下,经保路同志军主要首领商议,决定实行军事转移,分兵攻占州县,将反清革命烈火引向全川。秦载赓率领东路保路同志军与龙鸣剑、王天杰领导的荣县保路同志军会师后,成立东路民军总部,在一个月时间里,聚集三万余人,攻占川南10个州县。每占领一处,皆在城的东、西、南、北门各树旗一面,上书“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侯宝斋率领南路保路同志军与周鸿勋所率邛州巡防军反正士兵会合于新津,建立川南保路同志军总部,与清军展开争夺城镇的战斗。周鸿勋“用大黄旗,上书‘中华国民军’,傍书‘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接着,革命烈火真的在全川点燃了:

同盟会员、哥老会首领罗子丹以“撞自由钟,竖独立旗”为号召,率领保路同志军围攻雅安;

张耀堂率领西昌地区5000余名义军攻进西昌城,冲进县衙,诛杀知县章庞。后与川西保路同志军并肩作战,攻城略地,屡建奇功;

宜宾李乐伦等人联络川、滇两省群众组成大关河同志军,以“打倒满清,打倒赵尔丰”为口号,“激发广大群众对清王朝的愤怒”;

大竹保路同志军起义,在檄文中“声讨清王朝种种罪恶,说明起义的目的:驱除鞑虏,救人民于水火之中,号召各地人民共同起来推翻清政府的统治。”

同盟会员刘绳初以“大汉革命排满兴师,以达到‘驱逐满奴,战定中原,共和告成’之目的。”号召发出,保路同志军纷纷响应。在另一同盟会员凌阗的共同努力下,爆发了江油起义。

保路同志军接受同盟会的政治纲领,以推翻满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实现革命独立为奋斗目标,战斗在巴蜀大地上。保路同志军群众基础广泛,发动迅猛,手执窳劣武器,英勇奋战,四处出击,打得清军如蹈入汪洋大海中。各地保路同志军一次又一次的战斗,为四川各地的革命独立开辟了道路。四川荣县独立,创辛亥年间独立之先河,牵动着四川全省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滚滚独立潮,终于在1912年2月2日迎来了四川全省整体性独立。

整体性独立,保路同志军功不可没,有同盟会员曹叔实的话可证:“四川保路同志会与四川保路同志军,实为吾党辛亥革命军兴之始,促亡满虏,不可谓无功。”又云:“该军(保路同志军)亦为同盟会所组织而成,而为辛亥革命之起点也。”时居成都耳闻目睹的郭沫若在《反正前后》书中写道:“有保路同志会的成立,全省大中小资产阶级乃至无产者可以说七千万人全部参加了……各地保路同志会的暴动,攻打各地的府县城池,围攻城者有一个时期把成都围得水泄不通。九月十日清廷任命的督办铁路大臣端方,把鄂军先后带领几个旅的人要去剿灭四川。到这时候武汉才乘着这个机会于十月十日起义……。所以公平而且严格地说,辛亥革命的首功是应该由四川人担负,更应该由川汉铁路公司的股东们担负……他们才是真正的社会革命发动者,而且也是民族革命的发动者。”

推动武昌起义爆发,保路同志军确有一份功劳在内。有同盟会党首孙中山先生的话为凭:“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起义或者还要迟一年半载的。”亲历辛亥革命的朱德在《辛亥革命杂咏》里赞云:“群众争修铁路权,志同道合会全川。排山倒海人民力,引起中华革命先。”四川当代伟人邓小平在评论四川保路运动时曾指出:清朝末年,四川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并直接由保路转到参加辛亥革命。

正是因为有功,同志军持功要挟,成了军政府维稳的障碍。

尹昌衡出任都督后,“时同志军闻城中有警,四方蚁聚,一日之间,众至数万,常与诸军哄,或杀之而取其械。军心大乱,怯者思遁,而勇者欲出决死,虽烬城弗忌也。”

值此,整编同志军,成了尹昌衡安定军心、维护稳定的第一要务。因为同志军是革命功臣,他采取了有别于平定兵变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讲理

尹昌衡自率二十人,步行城中,“见同志军入城者,填衢溢巷,乒戈拥挤,锋相触,肩相摩”,忽有军士大呼曰:“都督至矣!”

众目悉惊注。

尹昌衡乘间慰诸来者曰:“诸君之来,仁至义尽,凡有血气莫不感激。衡不敢遣使,谨亲自相迓。”

遂拜,众答拜。

衡复曰:“诸君挟公义,奋大勇,来定暴乱,甚善。然事不深思,若一贻误,反以增羞,请与诸君言维持之术。今日之事,惟以收人心。固兵力,保财产为主。自今日起,凡居城内者皆骨肉矣,前事不可复追;追则大祸蔓延,靡所底止。劫者已赦,怨者已消,收人心也;同志、巡防、陆军联为一体,不复诛求,固兵力也;严禁劫掠,保财产也。三者吾川立命之本。今财空若洗,兵乱殆尽,弱者涣散,强者鹄张,再少差池,不可救矣。事若败,以公而言,吾辈安所谓仁义;以私而言,吾辈自志其身家。且衡提重兵数千居府中,若以击捕,岂所不能,惟见城中不可再乱耳。”

众皆曰:“谨遵都督令。”

昌衡曰:“吾已遍告诸路,诸路皆悦从。咸以白布佩右肘,无者诘之。斗欧、仇杀、焚劫、呜统惊众者,执送都督府,必赏送者而戳之。”

尹昌衡日讲演数十次,至哑不能声。同志军闻昌衡言:“重其亲近而悦其说,闻其兵强而瞻其勇,且咸以他路已奉昌衡令,故互相警戒,守约不敢犯。”

二、依规

尹昌衡在军政府内成立“大汉公社”。各路同志军头目均来祝贺。

他利用“袍哥”之帮规,特地设立公口。他预料自己是大都督,理所当然地会被推举为四川的“总舵把子”。

果如所料,事如己愿。

于是,尹昌衡以四川袍哥“总舵把子”的身份,宴请各公口的“舵把子”吴庆熙、孙泽沛、罗子舟、刘丽生、侯国治、彭泽、彭大钧、陈和尚等,反复宴谈十余日。“或使酒悲号,感动时局,或相与嘲笑,动以挚情”。吴庆熙、孙泽沛、罗子舟、刘丽生、侯国治、彭泽愿自效,尹昌衡任命为校尉,令各统千五百人,或二千人,分巡州邑,使彭光烈统之。彭大钧、陈和尚枭桀不受命,击斩之。为散其党,乃命张澜宣慰川北,邵从恩宣慰川南,颜缉祜宣慰川西。

三、执法

尹昌衡出任都督伊始,即颁布《四川军政府文告》,谆谆诲示军人服从大汉号令,若有不逞之徒,军民拿获解来,重赏。

继又发布《再告全蜀父老子弟文》。尹昌衡泣血哀告民众:“同力合作,不分畛域,誓死竭诚相爱相护,庶几功成之日,同享太平。”

同日,军政府颁布《抢烧奸淫者斩令》,警告以身试法者“令出之后,法即随之”。

接着,下达了《通饬清查各路同志军真伪札》,严办冒功生事为害地方者。

尹昌衡率卒二十人,作居民装,巡城彻四夜,见犯令者立斩。“甲申杀二百人,乙酉杀百余人,丙戍杀十数人。群暴胆裂,民乃得安”。“城中陆防军及同志军逾二十万,皆渐就衡勒。”

尹昌衡将同志军的精锐扩为一师,由彭光烈统之。

未能入编的数十万同志军在“功成不受赏,长揖归田庐”的号召下,均克日散归田里。旬月间,尹昌衡以高超的智慧收服了数十万同志军,稳定了社会秩序。

 

第五节    合成渝  统一四川

 

随着以尹昌衡为首的四川军政府的成立,全省各地宣告独立的地方政权,纷纷归属到成都的四川军政府和重庆的蜀军政府(1911年11月23日成立,同盟会员张培爵出任都督)之中。此时的四川,出现了成、渝两个政府分治的局面。尹昌衡欲以兵力合渝,为众所阻。总政处总理董修武认为:“非协谋统一,无以昭示大众。成渝分立,两军政府事权即不统一,财政亦无法整理。加之滇军骄悍,哥老纵横,长此拖延不决,川民痛苦必深。究其终究,势将两败俱伤。”

尹昌衡又欲简从赴渝,亦为众所阻。遂致电蜀军政府都督张培爵:“蒿目全局,此何时耶?同力合作犹恐不支,分党异谋,势成两败。”并用最大的诚心表示:“两川之利是图,七尺之躯何惜?有能驾驭众安民,衡必退权逊位,此一贤者取之耳。成、渝不可以分离,虽妇人孺子苟具有良心者无不知之。衡岂忍拥权挟私以坏大局,践约图名以顾小信?故自愿闻命而退。”

蜀军政府回电云:“至如国债赔款协饷,北伐援陕,以及本省军政、财政、保安地方一切重要事件,均当与尊处会商办法。”

双方通过书电沟通后,即确定互派专史面商。成都派张治祥、重庆派朱之洪,全权代表两军政府相晤于荣昌之烧酒坊。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双方代表于1912年1月27日达成合并协议,协议计十一条,其主要内容为:俱同意成立统一政府。“政治中枢”设成都,重庆设重镇府,“领兵一镇,直隶全省军政府”;“认定成、渝两都督为全省正、副都督,惟须两军政府合并所成之各处、部、院职员票举选定正、副”。

协议刚签订,张培爵即向南京政府致推荐电,电称:“正都督一职,非雄才大略者,不能胜任,张培爵推举尹昌衡为蜀军正都督。”

1912年2月2日,成、渝两军政府宣告正式合并,定名为“中华民国四川军政府”。

其组成人员是:

都督——尹昌衡

副都督——张培爵

重庆镇抚府总长——夏之时

总政处总理——董修武

军事参议院院长——罗纶。

四川全省统一政权的成立,标志出两千多年的帝王封建专制在四川历史的终结。

尹昌衡出任四川第一个民主共和政权——四川军政府的大都督,标志着四川历史已翻开新的一页,折射出古老的巴蜀文化开始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换。

四川军政府存在时间很短,但在短时间内却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

一、文化制度改革

为保障言论、出版和结社自由,出台了《四川军政府集会结社律》、《四川军政府报律》《四川军政府严禁欧辱报馆告示》。这在当时是明显与封建专制决裂的文化举措,是用西方民主社会的文化理论来指导巴蜀文化向现代转型的重要举措。

为促使传统的巴蜀文化向早期现代文化转型,军政府颁布命令改学堂为学校,废止读四书五经,兴办各类新式学校。学务部宣布:“大汉光复,政尚共和,凡在国民均系国家主体,若不亟亟灌输以文明之知识,内何足以参议政治,外何足以与世界竞争?”学务部通告:“全省各级官员切实负起维持学务、兴办教育的责任,以推进四川教育事业的发展。”

为此,颁发了《四川军政府学务部饬钟各县整顿旧有学堂明春一律开学通告》《四川军政府学务部禁止挪用学款办团的通告》。

为使军政府有专管文化的机构,尹昌衡以整理四川文献、搜集国史文征、编写光复史为由,于1912年1月将军政府枢密院改为国学院,院址设城东三圣街,聘当时名宿十八人任院事,吴之英为院正,刘师培为院副。下设院员八人,楼黎然、曾学传、廖平、曾瀛、李尧勋、杨赞襄、谢无量、释圆乘等受聘。

学院以研究国学、发扬国粹、沟通今古、切于实际为宗旨。所办事项有:编辑杂志;审定乡土志;搜访乡贤遗书;续修通志;编纂川省光复史;校订重要书籍;设立国学学校。

为推动近代巴蜀文化向现代化转换的基础动力,军政府以“尊重人才,人才为本”的指导思想,实施了新的用人制度,出台了《四川军政府推荐人才章程》,它提出:“政治修明,首要在人才,人才首要在育才”。它规定:“求通才,同襄新政,以补延访之不足”。它还规定:被推荐人如被录用后,发现贪赃枉法情事,推荐人将“照被推荐人应受之处分减二等或三等”的标准受到相应处分。推荐人如接受贿赂,“军政府将一律严办”。

为正风励俗,励行社会生活的现代化,值戎马倥偬之际,军政府在习俗改革方面亦未疏略,发布了:

1.《四川军政府令一律剪辫告示》

军政府的告示称:“照得编结毛辫,向非汉宫威仪。自从满清入主,强迫人民为之。现值光复伊始,污俗痛扫无遗。”其实,在20世纪初,四川留学生已带头剪辫,当时视为剪掉耻辱和落后的标志。到1911年保路运动时期,已将剪辫视为反满的标志了,在士绅阶层的倡导下,士民如风响应,此时的剪辫,已具有城市市民阶层与士绅阶层相结合,追求社会习俗现代化的转型意义了。

2.《四川军政府令除顶戴袍服外仍服旧装告示》

这表明军政府是尊重民众习俗的,而不是急功近利。军政府既不主张全盘西化:“并非必仿泰西”,也不主张全盘照旧:“顶戴袍服是要废除的,只是衣服仍可照旧。”

3.《四川军政府移知宣慰使创地方官认真禁烟昔及开烟馆文》

军政府禁止私种鸦片、私开烟馆,还禁止赌博,“一洗从前鄙信固陋之习”。

以尹昌衡为首的四川军政府,在戎马倥偬之际,选准以文化改革为突破口,竭尽全力为巴蜀文化增添新的质素,使百多年后的现代人从中可以嗅到古老的巴蜀文化是如何与现代文明接轨的气息。

综上所述,四川军政府推出的文化改革举措,推动了巴蜀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裂变、变异和急遽转换。文化的转换,引起了社会习俗亘古未有的大震动,它应该是20世纪四川现代化历程的开端,开辟了四川现代化运动汪洋姿肆的发展历程,尹昌衡应该是四川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领跑人!

二、经济制度改革

成都兵变中,天顺祥、宝丰隆、百川通、金盛元、日升昌、新泰厚、天成亨、协同庆等37家银行、捐号、票号都被抢劫一空。

藩库、盐库被劫现金200万大洋。

而军政府行政开支、整编军队、安定民心等都需要强大的经济支撑。

值此严峻形势,尹昌衡采取了化解经济困难的一系列应对措施:

1.裁撤苛捐杂税

1百货厘金全裁。

2茶税全免。并恢复“茶务讲习所”,教授茶农种植和加工技艺,以资鼓励茶农发展生产的积极性。

3征收方式改为就场征收,标准为:盐厘较前减少十分之六,肉厘较前减少十分之三,糖厘较前减少十分之七。并下令疏通经营渠道,使其“盐无论运往滇、黔、楚及本省各州县行销,听商贩自由贸易,毫无阻滞。”

2.改革赋税制度

首先从田赋开始。田赋为清政府最大财政收入,但清末附加繁多,民不堪命。军政府拟定新方案,可减者减,可裁者裁,可并者并,将国家正供统一为正税,地方附加统一为副税,一次一票征收,征税与纳税均感方便,四川正副税之设由此开始。

3.颁发纳税布告

军政府布告称:“况际兹大汉重光,天日再现,脱去满清羁勒,组织共和政体,万众一心,极力经营,以我川之财,办我川之事,无穷幸福,皆由我川人自造。且使用由我川人,监督由我川人,吾伯叔兄弟之乐于输将也,更何待言……当知共和国人民欲享幸福,须有代价,知此时百度经始,既未议增,尤复薄赋轻徭,义务所在,不容稍缓。切切,此告。”

4.发行军用银票

1912年1月,尹昌衡采纳董修武建议,责成其发行军用银票。董修武任命董鸿诗(庆伯)为财政次长,林冰骨为第一科科长,唐宗尧接管大清银行。他们在原浚川源银号旧址成立“四川银行,发行‘大汉四川军政府军用银票’”,并报经孙中山先生批准备案。

军用银票券面上方横书“大汉四川军政府军用银票”,下方横书“四川银行发行”,右为直书“财政部部长”及董修武印章,左为直书“四川银行总理”及总理印章,正中内花纹皱边楷书“壹园”、“伍园”或“拾园”二字。

这壹园、伍园、拾园3种银票原定发行总额为300万元,定期一年,加息收回。“发行时异常慎重,并设立总换处,以昭信用,人以为便。”

后因军费开支庞大,全靠军用票支付,以致无限制的发行达1500余万。时值当年夏天,尹昌衡奉命西征,在率兵离川赴藏时,将四川银行数百万元现金提走,致使军用银票一年兑现的承诺不能实现。

由此,军用银票跌值。

随着政局的动荡,票银差价越来越大。

1913年,市价跌到六折以下。

1915年,市价跌至三、四折之间。

历经川督胡景伊、四川巡抚使陈宦等组织收兑,至1918年停兑,先后共收回1390余万元,重号券58万余元,尚有近100万散落民间成为废纸。

三、政务制度改革

1.宣布推翻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共和

军政府颁布公报声称:“现值大汉光复,百变维新,推数千年专制之局,而易之以共和,解四百兆倒悬之民,而授之以政柄”。下令“一切病民规法概行破除。”当尹昌衡得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推举孙中山为大总统时,即刻通知省城各署,令大加庆祝。传知市民张灯结彩,“一律悬挂国旗三日,以志庆祝”。并派林君显为军政府的庆祝专员赴南京表态“愿接受南京临时政府的统一指挥”。还传令全川“遵南京临时政府令改行西洋历。”

2推裁减无用官僚机构

“凡满清时代之冗官见缺,亟当一并裁汰”;“不肖官吏借口办公,因缘为利,巧取豪夺,肆意以求,恐亡清官场陋习,不旋踵而复见于今日之民国,甚整饬吏治之本意也。”

3推完善官民沟通制度

尹昌衡择德高望重士绅为宣慰使,察吏安民,绥靖地方。他按四川地域方位,任命杨维兼川东宣慰使,颜缉祜为川西宣慰使,邵从恩兼川南宣慰使,张澜为川北宣慰使。宣慰使是官与民的中间桥梁,上秉承官府意志,替官府正确的治道转圜;下引导百姓,直接接触民众生活,支配民众舆论,当官府倒行逆施时,他们又要操持清仪,站出来向政府替老百姓说话。宣慰使是士绅阶层的精英,他们能文能写,“好议时政,好持清仪,好文刺讥”,名声有清誉,门生遍全川。在受副督署官吏的高压时,他们大都气节如山,仕不可侮,故能成为民众是瞻的马首,俱有一言九鼎的信用。为更好地发挥他们承上启下的作用,军政府制订了完善的《宣慰使职任章程》。

4推军事制度改革

职业军人出身的尹昌衡深知,要号令军队,首先在于统一军队。于是,他将新军、巡防军、同志军,统一暂编为三个师。命宋学皋为师长统一师,彭光烈为师长统二师,孙兆鸾为师长统三师。

5.以身作则  整顿官风

尹昌衡出任四川有史以来第一个民主共和政权四川军政府的大都督后,更严格要求自己:“以廉洁勇敢为荣,以丰财为耻,以清末官吏之婪索为戒。”

他有两大特点,极具人格魅力:

一是顾大局,以国为重。他说:“志在济利天下,虽难,吾心日日思之,吾口日日言之,吾行日日赴之。”又说:“只知有家,不知利国,可谓人乎?只知有家,不知利国,非人矣。”

当藏乱边危,威胁国家领土完整之际,尹昌衡主动请缨,带病亲征:当西征胜利归来,尹昌衡面临的是“迎尹反胡”政潮,拥护他重新就任四川都督。熊克武发出了《讨胡檄文》,指出胡景伊“借中央之面具攘夺全川公认之尹昌衡之都督”的阴谋。一时迎尹反胡之情绪弥漫成都。胡景伊见势不妙,“即藏匿不见”。川省会议则以“胡擅离职守”为由,全体议决“请尹昌衡暂任都督,以维政局。”同时,各大报纸也揭露了袁世凯与胡景伊勾结,以川边经略使虚位来搪塞尹昌衡的骗局。此时的尹昌衡刚赢得西征胜利,在全川民众中的威望如日中天,几乎得到各党派、团体、士绅的完全拥护和支持;加之他手中拥有身经百战,而又挟西征胜利之威的精锐部队,与胡景伊较量,尹昌衡绝对是胜利在握。如果他挥师回川,胡景伊必逃,一举可夺回四川都督之位。但他考虑到内斗伤及国力,决定单身进京与袁世凯交涉,表明愿意放弃四川都督,放弃内斗,专心驻守边陲,经营康藏。

二是挽狂澜,一马当先。每当遭遇险情时,身居要职的尹昌衡,总是奋不顾身,一马当先去处理险情。成都兵变,单骑平叛;满城恐慌,亲往演讲;李克昌招兵湖广馆,亲往解散;赵尔丰要想起事,亲往点名。西征时张煦叛变,自封为西康都督,扣押尹昌衡父母为人质,又单骑独往。都是千钧一发,险中求胜,化险为夷,全身而退。有他写的《望成都行》为证:

成都兵马惊,万户尽哀鸣。

哭声激云天,使我动深情。

单骑出危城,号泣激孤军。

三夜哭声哑,百人随我行。

一举万夫戢,再举四境清。

徒手当锋刃,岂不为牺牲。

牺牲何足惜,要在桑梓宁。

不见千行泪,徒闻半壁平。

                  此心既已碎,知情难可伸。

                  倦马穷途泪,老牛犁下心。

                  泪亦不能滴,心亦不能陈。

                  惟怜血汗尽,使我徒酸辛。

                  回头望成都,极目生愁云。

《望成都行》是尹昌衡为何临险而无惧的内心独白。“牺牲何足惜,要在桑梓宁,”正是他具有如此胆识和魄力的内在动因。一个人做件好事并不难,难得的是尹昌衡一生都在一马当先挽狂澜。在一次又一次智勇双全的决断中,更彰显其高风亮节的人品与果敢、刚毅的性格。

 

第四章    藏乱边危挺身出

 

第一节    英入侵  藏生异心

 

一、英国侵藏概述

1876年,英国以“滇案”要挟清政府与其签订《烟台条约》,其中重要的一款即英人可以入藏考察,为日后英国染指西藏提供了“有法可依。”

1886年,英国与清政府订立《中英会议缅甸条款》,打开了在西藏通商的大门,“目的是维持其往西藏派遣情报人员的合法性。”在通商地点设置上,清政府与西藏地方噶厦政府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清政府提出设在中国边境以外的大吉岭,以避免英国人在边境地区活动;噶厦政府则以为不通商为好。据《文硕奏牍》记载,噶厦政府认为英国人要求通商是“利欲熏心,即如暗食货物之蚁虫无异,实属包藏祸心,尽用奸计谋害。”

1888年,英国殖民者悍然调集军队,向西藏地方噶厦政府所设的隆吐山边卡发起进攻。值此严竣时刻,清王朝撤换了积极主张抵抗的驻藏大臣文硕,以主降的升泰为驻藏大臣。升泰一上任就与英国殖民者商议“定界”,使得前方军队失去了中央政府的支援,导致了战役的失败。

1890年,清政府迫于压力,与英国殖民者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清王朝承认锡金(时称哲孟雄)归英国“保护”;重新划定中、锡边界,从隆吐山到岗巴宗南部的大片牧场和要隘被英国强行占领,丧失国土6万多平方公里。

1893年,清政府又与英国缔造了《中英会议藏印续约》。主要内容是:亚东开为商埠,印度派人驻扎;英国在亚东享有贸易特权,英商免纳货物进出口关税,英国人在亚东享有领事裁判权;西藏百姓到锡金游牧,须受英国所订游牧章程限制。至此,中国的西南大门被帝国主义列强开启。

1899年,英国开始就如何把整个西藏略为英国殖民地问题积极进行筹划。唆使印度总统寇松趁十三世达赖亲政不久之际,几次致函***及噶厦政府抛开清朝中央政府,直接与英国签订条约,籍以造成“西藏独立”的既定事实。

1902年,英国加大了使用武力入侵西藏的步伐,派英军200人闯入岗巴宗所属甲冈地方,拆毁界石,驱逐守界藏兵,抢走大批属民牛羊,蓄意侵扰挑衅。

1903年7月,英军又出动300余人,再次入侵岗巴宗,明目张胆地要挟驻藏大臣和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到他们指定地点重新商谈通商划界问题。暗里另派荣赫鹏、麦克唐纳率英军3000余人,偷越则列拉山口,从亚东、帕里一线直接进逼西藏腹心地区。年底,英军占领亚东。

1904年1月,英军攻占帕里。3月,由帕里向江孜推进。期间,英军以谈判为名,诱骗谈判代表拉丁代本等4名军官和1000余名藏军进入曲米仙廊设伏区,实施毁灭性打击,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曲米仙廊大屠杀事件。7月,英军进抵江孜。西藏军民和驻藏清军并肩作战,展开了英勇悲壮的86天江孜保卫战,终未能抵挡住侵略军洋枪洋炮的攻击,江孜沦陷。荣赫鹏挥师渡过雅鲁藏布江,进抵曲米宗,直逼拉萨。

十三世达赖闻讯,即率领亲信随从弃拉萨而北上蒙古库伦。

8月3日,英军占领拉萨。

9月7日,以噶伦赤布为首的部分西藏地方政府官员与荣赫鹏缔结城下之盟约——《拉萨条约》。

《拉萨条约》的签订,透射出两则信息:

一则表明了西藏地方政府官员中的部分僧俗官员,抗不住政治上的逼压,经济上的诱惑,丧失义节,开始滑向背弃中央政府之路;

二则表明了驻藏大臣职权的弱化。英国敢无视中国对西藏主权的行使代表,在无驻藏大臣参与的情况下直接与部分地方官员签订条约。

《拉萨条约》的要旨是进一步肯定英国的特权,否定中国在西藏的主体地位,理所当然地遭到清政府的强烈反对,除饬令驻藏大臣有泰拒绝在条约上签字外,还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

1908年2月,清廷赏赵尔丰尚书衔,充任驻藏大臣。八月初六日,赵尔丰奉命由成都启行赴藏,遭到英国侵略势力和西藏地方当局的一再强烈反对,竟敢公然向清廷递交《藏员等奏请勿派赵大臣入藏禀》,公然向清廷示威:“赵大人进藏,藏员将逃国外。”

1909年,驻藏大臣联豫以“保卫西藏,防止英人入侵”为由,奏请命钟颖率两千川军入藏。据《西藏六十年大事记》载:“川军前队抵拉萨,联豫派卫队欢迎之,卫队归途开枪,击毙巡警一名,大昭寺之济仲大喇嘛,于琉璃桥畔饮弹而亡,卫队又向布达拉宫开枪乱击,僧众亦有带伤者,一时全城震动,人心不安,十三世达赖喇嘛遭危险”,率其左右逃往印度,明目张胆地投入英人的怀抱,又为英人入侵提供了口实。

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与辛亥革命接踵而至。英国政府以为“中国内部战乱不已,中央政府权力空前削弱,不可能出军援边疆地区;沙俄正向蒙古扩张,策划外谋独立,一时还无力顾及西藏,正可乘机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所载英国驻华使馆向英国政府报告称:“四川省一向负责处理西藏事务,但在1912年初该省人民已四分五裂,5个军政府在四川各地行使管理权,四川内部行政机构与税收体系已经瓦解,以致该省既不能提供钱财,也不能出动兵员保持至拉萨的道路畅通,看来1800名驻藏川军很可能被切断归路,全被屠杀,藏人将成功地摆脱其宗主国的统治,有效地重建他们的自治权力机构。”

1912年,英国政府依据这个报告,由英国印度事务部拟定了新形势下英国入藏的指导方针,要旨是“完全剥夺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组建大藏区,实现西藏独立。”

基于这个指导方针,英国向达赖暗示:“中国暂不敢出兵。”

为推动这个方针付诸实施,英国鼓动达赖尽快回藏:“收复主权。”

二、清政府治藏方略

清初,清王朝设置西藏地方政权出于两种考虑:

一是安排和硕特部蒙古首领固始汗统辖西藏地方,以答谢蒙古贵族对清王朝夺得天下的支持。

二是让藏传佛教中的黄教首领涉足世俗权力,形成“政教合一。”一方面是为回报黄教在巩固满蒙联盟中发挥的独特作用,通过宗教对世俗权力的介入,给缔造清王朝有功的黄教以更有利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是为防止蒙古贵族在边疆拥土自重,反生忧患,通过西藏固有势力对政治的参与,使三者相互制衡,防生不测。由此,便形成了清初西藏地方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地方的政治格局。

清王朝这种制衡方略,避免了某一势力专擅地方,乃至脱离朝廷控制的可能,却也埋下了不同势力之间权力争夺的祸根。常出现蒙古族不同部落之间,蒙古贵族与西藏教首领之间权力纷争不断,导致藏区局势动荡不安。

雍正二年(1724年),清廷大举兴兵,“出师十五日,斩八万余级,”方“平准(准噶尔)安藏。”迫使清廷不得不改变治藏方略,蒙藏联合掌权的格局终以蒙古族退出西藏地方政权舞台而终结。

雍正五年(1727年),清廷设立驻藏大臣,代表中央政府行使主权和治权。由此,逐步建立起由驻藏大臣协下的、以本地僧俗官员为主管理地方事务的政治新格局。

为保证驻藏大臣“办理前、后藏一切事务”的职权行使有法可依,清王朝先后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和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分别颁布了《西藏善后章程》和《钦定西藏章程》两部法典,作为统治西藏地方政府的基本制度和行政依据,从而保证了“西藏诸处事务均隶驻藏大臣核办。”

清末,驻藏大臣的权威江河日下,西藏地方政教上层的离心倾向愈来愈明显。达赖喇嘛对清廷渐行渐远,开始投靠沙俄,实施“联俄制英”的自保策略,在英、俄两国之间周旋。

值此内外交困之际,清政府仍竭尽全力,以各项新政措施经营西藏,决心收回在西藏逐渐失去的治权。光绪皇帝发出上谕:“西藏为我朝二百余年藩属,该处地大物博,久为外人垂涎。近日英兵入藏,迫协众番立约,情形叵测。亟应思想,预防补救。筹给端在开垦实边,练兵讲武,期挽利权而资抵御,方足以自固藩篱。”

钦差大臣张荫堂发话了:“藏地东西七千余里,南北五千余里,为川、滇、秦、陇四省屏蔽。倘有疏虞,不独四省防无虚日,其关系大局,实有不堪设想者。”

四川总督锡良献策了:“边事不理,川藏中梗,关系甚大。征之前事,藏侵瞻对(今新龙县),川不能救;英兵入藏,川不问战,藏危边乱,牵制全局者,皆边疆不治,道途中梗之所致也。”为此,锡良奏请“先置川滇边务大臣,驻扎巴塘练兵,以为西藏声援,整理地方为后盾,川滇边藏,联为一致,一劳永逸。”

清廷采纳四川总督锡良的意见,任命素以强硬手段推行“改土归流”著称的赵尔丰为驻藏大臣兼任川滇边务大臣。

赵尔丰出任川滇边务大臣后,力主筹设西康行省,“藉以杜英人之觊觎,兼制达赖之外附。”

改边疆为行省,实行与内地一样的管理制度,是清政府守土固边的一项重大决策。1884年,清政府任命刘锦棠为新疆巡抚,设置新疆行省。1885年,清政府任命刘铭传为台湾巡抚,筹划台湾建省。1907年,清政府裁撤盛京、宁古塔、黑龙江三将军,改置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在此背景下,赵尔丰在他的《平康三策》中,第一个提出了西藏建省的策划,主张“移川督于巴塘,而于四川、拉萨,各设巡抚,仿东三省之例,设置西三省督。”

不久,两广总督岑春煊上奏清廷,提出了一个较为系统的筹边方案,西藏建省是其中重要内容之一:“西藏交涉极重,商埠将开,亦宜极早议办。现设滇蜀边务大臣,拟以原来察木多地,东括打箭炉,南至乍丫,西至宁静,属滇蜀大臣,名曰川西省,布达拉及扎什伦布、阿里,则仍属之驻藏大臣,名曰西藏省。”

赵尔丰对此非常赞同,指出:“以形势论,西藏亦当建省,提前经营,以杜外患。未雨绸缪,未见晚也。臣在边数年,详细考察康藏以前之横散,实因无人经营。如今建省,连贯一致,共筹边围,俾便国防负责有人,随时预防,以备不虞,依其俗而导其政,练兵、兴学、采矿、开垦、悉为蕴富之源,数年之后,当有可观。此边、藏时不容缓之争,亦势也。”

舆地学专家王锡祺在《西藏建行省议》具体提出:“西藏紧临印度,英人久欲假道以通市于川、滇;所不敢公然争占者,因我驻有重臣,地久内属,非若琉球、越南,仅朝贡称臣也。然处心积虑,匪伊朝夕。猝遇事变,必多要求。不如未雨绸缪,固我藩篱。考西藏辖城六十八,营一百二十四,设戴唪治兵,设碟巴治民,设堪布治喇嘛,虽受制于达赖喇嘛,而总其成于两驻藏大臣。形格势禁,井井有条,酌建行省似甚易。如前藏、中藏、后藏、拉里,可分驻提、镇、司、道也;理塘、巴塘、察木多、拉里等粮台可建府也;江卡、乍丫、洛龙宗、硕般多、冰坝、江达、墨竹、工卡等处可建州县也。”

西藏建省,遭到英国政府的强烈抗议,明确威慑清政府:“英政府不能坐视中国将西藏改为行省。”

清政府迫于英国压力,权衡利弊,采取了激进与缓进相结合的办法:

一方面在川边康区大刀阔斧地改土归流,筹建西康省,以为西藏建省的基础;

一方面在西藏地区历行新政。从1906年出任驻藏大臣兼任帮办大臣直至清廷的联豫,以“但求实事,不在虚名”的理念,在西藏实行一系列渐进性改革:

1.创办《西藏白话报》,刊登时事消息。

2.设立印书局,刊印各种文牍。

3.开办新式学堂。

4.设立督练公所和巡警总局。

5.裁撤驻藏帮办大臣,设立驻前藏、后藏参赞,协助驻藏大臣管理西藏事务。

6.设立治事议事厅,分科办事。

7.在曲水、哈拉乌苏、江达、山南、硕般多等地设立基层委员会。

8.仿照内地总督、巡抚衙门体制设官任事。

联豫在西藏的一系列新政措施,贯彻了他“暗则密为筹划”,“以治行省之道而治之”,以为“改设行省之张本”的宗旨。

历史的发展并未给清政府完成西藏建省的机会,中、英、藏权力博弈的平衡也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而被打破。

第二节   西藏乱  危及川边

一、    川边地域和地位

1.地域

“川边”,在清代和民国初期是一个相当于省级的特定的行政区域名称。其地东自打箭炉起,西至丹达山顶止,计三千余里。南抵维西、中甸,北至甘肃、西宁,计四千余里。包括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和西藏昌都地区等一带地方,亦即藏族传统地理概念中的“康区”,习惯称之为“康巴地区”。是西康建省所辖之核心地域。

2.地位

川边地区地处青藏高原东南部,界于川藏之间,乃川省前行,为西藏后劲。是川、藏、滇、青、甘五省区的接合部,历来是联系西藏与内地的桥梁和汉藏贸易的纽带,“非特与川滇辅车相依,对于四方皆有建瓴之势”。守康境,确能“卫四川、保西藏、控滇青”。

川边地区归属内地管辖甚早,行政上长期隶属于四川。到了清代,清政府采取了“稳藏必先安康”的大政方针,一直以其作为“治藏之依托”,用四川的人力、财力、物力资助康区,应援西藏。清末,政府面对列强对中国边疆的蚕食鲸吞日甚一日,果敢地对边疆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行政建置改革。巴塘“凤全事件”发生后,清政府破例任命赵尔丰身兼二职,既是川滇边务大臣,又是驻藏大臣。并调其兄赵尔巽为四川总督,兄弟联手,以川作为助康援藏的坚强后盾。

赵尔丰风雪川边七年,改土归流,设治32县,为西康建省创立了基础。

二、达赖策动藏乱

1.策动“第一次驱汉事件”

1911年11月,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拉萨。前清驻藏川军在哥老会首领叶纶三、严步云的鼓惑下,有部分兵士“赞同革命”,劫持了驻藏大臣联豫。也有部分兵士要保联豫,要求放人。于是,“川军内讧,自相残杀,造成恶劣影响。”据《旅藏二十年》载:“乱军先是抢劫兵备处军械粮饷及驻藏大臣官署库房,继而又向噶厦强索饷银,祸及街市商贾。”

其时,“为前清革斥之达赖喇嘛久在大吉岭,私待恢复势力之机会,闻藏中消息,以为时机不可失,遂于民国元年5月决意归藏,自大吉岭起程赴拉萨。当时英国实力保证之,故途绝无所阻碍,而竟归拉萨。”

达赖回到拉萨后,即派心腹达桑占东(即后来的藏军总司令擦绒)组织全藏叛乱。“当时属于前藏者有三千一百五十五寺院,属于后藏者有三百二十七寺院,合计三千四百八十二寺。其中大部分皆揭独立之叛旗,至与中国对峙之形势矣。”

为达“独立”之目的,达赖喇嘛开始了:

1.驱逐中央政府驻藏官兵

驻藏川军在既无外援、又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只得听从英国人的调停,缴械投降,途经印度分批回国。

史礼绶在《中英关于西藏问题交涉之始末》一书中作了这样的记述:“先是达赖与党僧兵等,于元年5月中旬在噶伦布谋变,召集靖西等处番兵共约万人,前往后藏江孜,包围内地之差遣军队。及该军队解除武装,始令退至印度。嗣又攻入拉萨,将驻扎南郊一寺院内军队包围之,激战数次。内地军队虽善战,惜弹药,食粮俱告缺乏,势难久持。藏兵则与日增加,号称一万五千人。至6月14日,而拉萨果以失守见告矣。初僧民之起事也,尝用达赖名义,通知本境四百余处喇嘛,约其一齐举事。故拉萨肇乱前后,而江达、拉里、硕般多等地驻军及我官吏,尽遭江达、波密、工布等处番兵所攻击。该驻军等曾告急川都督,请援兵马。当是时,朱彭年统率军队三营,驻察木多,势非不可赴援也。无如该地番兵亦称不靖,未便前进。且番人等积谋甚深,意欲杜绝内地军队粮食以窥蜀。延至6月14日,我先于川边之理塘戒严。川前都督尹昌衡恐因此将受英国干涉也,自6月1日来,屡电中央,愿率川省精兵一镇躬行征伐,中央允之。”

2.驱逐在藏所有汉人

此时,西藏已没有一兵一卒汉军,达赖喇嘛遂向全藏民众发布驱逐汉人的“水牛年文告”。文告称:“内地各省人民刻已推翻君主,建立新国,嗣是以往,凡汉人递到西藏之政令,概无遵从。身着蓝色服者,即新国派来之官吏,尔等不得供应……,自示以后,凡我营官头目人等,务宜发奋有为。苟其地居有汉人,固当驱逐净尽;即其地未居汉人,亦必严为防守。总期西藏全境汉人绝迹,是为至要。”

藏兵观此布告,自四方来归者一时达数万。“所至杀戮内地军队,巴圹、里塘,亦被占据,侵乱深入内地矣”。

自此,中央在藏治权失落无从,汉人在藏势力扫地。据护理西藏办事长官陆兴祺在1913年1月6日发给中央的函称:“军人退伍,商人畏逃,前后藏几无汉人足迹。”

由此说明:“民国北京政府任命前清驻藏川军统领钟颖为‘西藏办事长官’,例行前驻藏大臣之职,尝试实现中央驻藏机构的平稳过渡”的策略完全失败。

三、川边告急

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在驱逐驻藏汉军后,即派军侵入川边地区,“破江孜,围昌都,侵巴塘,入理塘,”号称“康南门户”的河口县危在旦夕。一时之间,川藏交通断绝,“警报飞至,中外大震”;“四处告急,危如累卵”。

(一)川边危急的主要原因

“瞻对赏藏”即是结症所在。清雍正四年(1726年),七世达赖喇嘛驻泰宁惠远寺宣扬黄教教义,雍正帝以“瞻对乃边荒小地,无足轻重”,将其地赏赐给达赖喇嘛为香火地。达赖喇嘛回藏之后,即由西藏设置营官直接管理其地,致使瞻对成为了西藏插在川边地域内的一块飞地。

驻瞻对藏官肆意横行,攻占邻近土司属地,强迫各土司缴纳守碉银两,支应无偿乌拉,使藏官声势全康,凡沿边士司无不仰其鼻息,“弱者慑其威而甘于输纳,强者怙其势而姿为奸横”,造成“川边各土司喇嘛只知有西藏,不知有朝廷”的严重态势。

对此,清政府动用兵力数十万人,耗银数百万两,先后七次征讨瞻对,均无果而返。

直到1911年5月,赵尔丰署四川总督时,方顺道收归川边。他在电复赵尔巽《顺道收瞻,即复川任》的电文中称:“收瞻系顺道办理,且不费一兵,不费时日,以一纸札文得之。盖自三十一年起,暗中极意经营,数年来未尝稍懈。不惟瞻民归心,即番官亦即悦服,火候已到十分,弃之可惜。后来者未必肯取,取亦不能如是之易……”

十三世达赖举兵侵入川边,瞻对“民军”首先呼应,扰德格土司,煽明正土司,助长了西藏地方分裂主义势力的进一步扩张。

(二)赵尔丰调边军援川  致使川边防务空虚

东西三千余里,南北四千余里的川边地区,只有防军十一营,总数不足5000人,本不敷用,但因“路事(四川保路运动)风潮近日愈大”,赵尔丰于1911年8月27日、8月28日致电傅嵩炑调军赴省。傅嵩炑为报赵尔丰知遇之恩,仍从中抽调大半兵力赴援成都。这就使川边地区不少地方驻防空虚,在西藏分裂势力的鼓动下,一些不服改流的士司和寺庙乘虚作乱,纷纷复辟。

1911年9月25日,傅嵩炑致联豫请转致内阁电称:“川西人争办铁路,有匪徒乘机滋事,毁电阻邮,两旬文报不通。迭据打箭炉同知告急,匪势趋炉,台库边、藏饷械,请兵保护等情。傅嵩炑查边兵共八营及卫队二百名。六月奏派攻剿西藏波密(指边军与藏军合攻波密之战事。宣统三年,波密土王作乱,驻藏大臣左参赞罗长裿率藏军往攻,战不利,请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派边军自东南方向助攻。赵派凤山率边军4营分从左贡、察隅、察木多往援。斩波密土王,平定波密及珞瑜地区。)去四营半;七月川中调去三营……边地数千里,只有卫队二百,防军二百余名。地方既系新附,兵少难资弹压,而炉库重要,又须保护,今日派卫队赴炉,不知能否济事。

且边地谣传,川路让与外人。蛮民惊恐,已有蠢动之势。嵩炑竭力开导,该番等疑信参半,窥川举动,以为行止。川事一时不靖,边地亦即险危,设使数年勘定之功,一旦失败,嵩炑身不足惜,如大局何!只得迫恳指授机宜,俾资遵办。并请饬新授边务大臣王人文迅速赴任,以免嵩炑贻误边事。谨请代奏。”

9月29日,钟寿康电禀傅嵩炑:“顷道坞(今道孚)杨令(道坞委员杨宗汉)飞函,谓明正土司勾结划分道坞二百余家,又孔(指甘孜县的孔撒土司)、麻(指甘孜县的麻书土司)同为一气,反对汉官……明正蠢动,牵涉藏卫……”

9月30日,钟寿康电禀傅嵩炑:“明正因奸谋败露……于昨晚私逃。立即跟踪追捕,因夜黑路岐,不知去向。今晨复添道、瞻军各二棚分头搜捕,午后仍未追获,又虑城中空虚,只得收队回城,并于要隘分兵防窜。惟明正逆情破绽,畏罪逃逸,若不拿获,殊为腹心之患……”

10月4日,杨宗汉电禀傅嵩炑:“该僧已集兵四五百名,围困街市……为首闻系大帅革办之头目并罚办之喇嘛等,又勾结鱼科。卑职派人开导夷民,一面调汉民堵御。无兵无械,请速调军救援。”

同日,钟寿康电禀傅嵩炑:“明正勾结孔、麻、鱼科牛场千余人,约十六分路攻城,泰宁、长坝一带路断,见汉官民必杀……”

10月6日,乔联沅电禀傅嵩炑:“探实明正在拉岗,距河口二日程,聚集百姓牛场,谋为不轨,势甚迫促。”

10月10日,理塘粮员陈廉电禀傅嵩炑:“明正叛,河口失守”。同日,崇喜、毛丫、曲登三土司受明正土司煽惑而作乱。

(三)藏军入侵川边

辛亥革命,民国初建,中央政府已无暇顾及康藏地区。英国政府趁此“真空”之际,唆使十三世达赖策动“反汉”暴乱,清政府派驻的驻藏大臣和川军,北京政府任命的驻藏办事长官,都被迫离开了西藏。

值此,达赖组织“民军”,挥师东进,“藏番势力遂东渐及康。康人种族、宗教、风俗、文字,大多与藏同,所谓汉民不过十一耳。赵尔丰前既临之以兵,复革除藏番各土司苛政,故康民悦喜。然僧番遍境,声息相通,势力仍潜伏团结,至是达赖更檄康地僧徒,令蛮民仇汉。而边务大臣又久无人,于是康大部州县遂以次陷没矣。三月,番寇陷乡城。四月,陷定乡。川军统领丁帮带战败逃,陈粮员死之。寇更陷稻坝、贡噶岭。贡噶岭戌兵百四十人,被杀过半,余焚营求自毙。寇入灭火,缚余兵经大喇嘛敕免死,驱入云南中甸境。清统领孙绍骞悯之,仍编为兵。雪山脚者,川藏分界处,藏番驻兵三百扼守,由是川藏路阻,川兵益不归。六月,定乡蛮攻江卡、乍丫,陷之。江卡防兵四棚皆阵亡,余八人降,委员段鹏瑞逃入滇界阿墩。时南墩僧番得藏番军火,相继叛变,复进陷稻城、三坝、南墩等处,拘道坞守吏。时川军驻打箭炉者,有一镇两标,因饷缺军不固,坐视不能救也。七月,理塘、河口、盐井均陷,巴塘、昌都被围数重,炉城大震。巴塘哨弁刘锡章、盐井委员张世杰均逃入滇界阿墩。”(引自尚秉和撰《辛壬春秋四十八卷》)

至此,川边地区改流时所设32县中,未被藏军攻陷者,南路仅有沪定、康定、巴塘3县,北路仅有道孚、炉霍、甘孜、瞻化、德格、邓柯、石渠、昌都8县。

第五章    为国为民请西征

第一节    顾大局  以国为先

一、    尹昌衡是向中央政府反映西藏政局第一人

1912年4月5日,尹昌衡在致中央政府的电文中除汇报西藏形势,恳请汇银十万两外,还申述“当藏兵变乱之时,全赖钟颖素得民心,冒险维持,始得渐次抚缉支撑危局。现若遵行更替,恐因人地不同,别生枝节,且需时日。故拟由昌衡等以权宜委任钟君为西藏行政使,暂行筹办全藏事务,以资熟乎而期敏速。”这表明了尹昌衡对藏事的关心。

4月18日,尹昌衡接到钟颖从拉萨转发来的电文后,立即以“最急”件报中央政府,反映“拉萨兵变,危险之状,非言可喻。”提出“欲保藏卫,非注重兵力不可;欲养重兵,非饷接济不可。”电请大总统“垂念西藩,即饬财政部拨发银十万两,交汇丰银行,电汇西藏江孜,转至拉萨,交钟颖查收转发,或可维系军心,保全领土。时机一失,哗溃堪虞……事关大局,不胜迫切盼祷之至。”

4月21日,尹昌衡向副总统黎元洪禀报,反映英国殖民者对察隅、墨脱等地侵略及乡城叛乱等情况,恳望“派员前往,平息叛乱,维护安全。”

5月1日,尹昌衡通电全国,反映西藏形势危急,呼吁救援,“拯救驻藏官兵。”

5月11日,尹昌衡致电中央政府,以“西藏为四川籓篱,藏固而后川固,川固而后沿江各省固”为由,恳请大总统委任熊克武为西藏经略使,“催其早日前进,以救全藏之危。”

上述诸电,足以证明尹昌衡对藏事的热切关注。

二、尹昌衡是主动请缨西征的第一人

1912年5月4日,尹昌衡致电中央:“藏卫为西部屏籓,外人觊觎,内乱纷起,应及时处置。”提出“拟派蜀军前往经营,固边围而杜寇。”

5月5日,尹昌衡主动请缨,明确表示愿率领一镇之兵,“亲昌矢石,以定边乱,恢复西藏。”

5月11日,尹昌衡致电中央政府:“前后西藏均已危殆万分,当由昌衡、培爵筹拨陆军一镇,随同筹边宣慰使克期入藏。”

6月12日,尹昌衡又致电中央政府,表示愿亲率川军西征平乱。指出:“藏亡则边地不守,边失则全国皆危。民国初基,强邻环视,今之藏卫,即脱范围,内可以辑抚他族,外可以应对列强。”

6月14日,尹昌衡再次致电中央政府,“拟亲自挂帅领兵入藏。”

同日,中央政府正式委任尹昌衡为西征军总司令,入藏平乱。

三、尹昌衡是第一个派遣宣慰使赴藏调查了解实况的人。

1912年1月,尹昌衡创立筹边处,任命吴嘉谟、黄煦昌为炉边宣慰使,以川军二师邹宪章营为护卫,分赴各地“宣慰”,安抚民心,争取土司、头人,团结僧侣,维护稳定。接着,他任命刘瑞麟为北路督战官,率马道荣营驰赴关外,经营道孚、炉霍、甘孜等地,解围川边防军;还组织人员,分赴各地,开展调查,为进一步经营川边提供第一手资料。据当时的《申报》报道:1912年4月4日,筹边处拟订《四川筹边处着手办法》。并选派干员“掌握情况,思考对策。”“自拉萨兵变后,藏中情形未得其祥。筹边处总理黄君深恐达赖勾结英兵,遗害不少,固照会邓君玉隆到拉萨调查”;“杂余毗连英属阿萨密,其关系较后藏尤切,固照会陈君奎元、舒君金梁前往调查一切,以为实行经营之预备。”

应该说,这是川省掌握边情的重要措施,未雨绸缪,意义重大。

 

第二节    广宣传  凝聚人心

 

一、尹昌衡在政务处会议上的讲话

1912年6月7日,四川军政府召开政务处会议,专门讨论出兵边藏之事。

尹昌衡在总结边乱的原因时说:“边藏问题发展到今天的地步,关系在我们内地自己牵制很了,比如赵尔丰、傅华封的祸患、川滇矛盾、成渝纠纷等。彼时自谋不暇,竞使数千里西藏坐失外人。”

他严肃指出:“现在要解决西藏问题,就不要再闹小事,赶紧把我们内地的精神提起,使一般人的眼光都注重到西藏一方面,把一切无谓的意思、无谓的竞争都放一下了,以全副精神注到那方才行。”

他最后强调:“我们总要中国悍大患,御大侮,岂可闹无理的事情!不然,四川还要出无限的怪变乱来。”

解读他的话,我们从中可悟出两种含义:

其一,以前是自己闹小事,才发生了外人入侵西藏的大事。

其二,现在要集中全力悍大患,御大侮,以前的内部纷事都该放一下了。

二、尹昌衡在四川革命军人全体军官会议上的讲话

1912年6月8日,四川军政府召开四川革命军人全体军官会议,尹昌衡作了如下讲话:

“西藏扰乱,边事岌岌可危,非迅速出师不可。西藏虽为中国之西藏,其实为四川之门户,对于中国为籓篱,对于四川有密切之关系。况西藏不失于腐败之满清,而失于新建之民国,诚莫大之耻。

当此之时,愿我军人人奋勇,刻刻以恢复西藏、巩固边疆、光荣祖国为念,俾去者有勇往直前之心,未去者有预备调遣之想,则西藏不难恢复,边疆不难巩固,祖国可以光荣矣!

征西军为我全川谋幸福,为中华民国固根基,真当崇拜,当佩服者也。尤望各军长官对各军士演说,长其爱国之心,鼓其勇敢之气,俾各军有预备西征之勇敢。至于军人所捐之饷,即捐与西征军,以表其爱敬之意。总之,出征者存一恢复之念,而未出者以预备调遣为荣。

尤望全体一心,化除意见。又请政界计划,以固根基,设法筹办西征捐,以资补助。最要紧为后方输送,俾西征军无饷械匮乏之虑。至于筹边处,尤当划一切补助。军行十日,出兵一标,由朱标长带队前往,随即派地形侦探、敌情侦探,并组织别动队。军政大体是后方军政部。至于后勤兵,必强于前队。如有逃窜者,自都督司令至兵弁,以军法从事。都督愿亲当矢石,不避艰险,与士卒同甘苦。”

据当时《民立报》载,此番讲话后,“全体军官等激昂慷慨,皆愿出征。尹昌衡感慨道:‘既如此踊跃,足见我川军人之爱国,而西藏即可以不亡’”。

三、尹昌衡在武侯祠召开的“成都各界欢送西征军先锋队出发会”上的演讲

1912年6月16日,尹昌衡在此会上作了如下演讲:“自民国光复以来,各省并无反抗情事,我四川竟有蛮人起而反抗,不能不以兵力从事。今日我西征军先遣队出发,本总司令不日亦将出发。现有命令三条:

第一,蛮人为我五大民族之一,现虽反抗,务使翻然改图。我军到时,对于蛮人,即一草一木,不得妄取,亦不得轻杀一人,临之以威,亦当感之以德。前此赵尔丰不德,我同胞不禅,以土枪土炮起而反对之。我军能以德意感蛮人,则蛮人之晓事者,必先归服,而叹我民国之军迥非满清可比也。

第二,我军此次出征,宜严守军律。本总司令克期率军队出关,愿与士卒同甘苦,但纪律极为严明。我军对于敌人不得退缩,如有逃遁行为,本总司令以军法从事。即本总司令退萎不前,亦由断后军官按军纪施行。总而言之,今日欢送之人堆山塞海,我军士若不努力,无以对今日之盛意。果能勇往直前,有胜无败,将来欢迎我凯旋,必十倍于今日矣。

第三,西藏虽关系全国,与我们四川尤有密切之关系。我军此次出征,当尽心竭力,收回西藏,达到完全之目的,为中国固藩篱,为四川固门户。而我四川军人之名誉,不但光复中国,即东邻西邻亦不敢轻视我矣。

上海《民立报》报道称:“演说毕,四面飞花挂红,皆拍掌三呼万岁。尹都督赠西征军纪念徽章,旋西征军开拔,真一时之盛事也。”

24日,《民立报》继续报道称:“西征军先遣支队十六日第一营出发,本日为全队开拔之期,昌衡、培爵均躬送郊外,勉以忠义,士气奋励。军政各界及绅、商、民团、男女生徒,先后两日出城欢迎者,不下数万人,大呼‘西征军万岁’,声震原野。酾酒赠品,络绎于道,为从来所未有,一洗从前远征悲状。仰赖威福,边氛虽恶,当可迅平。”可见,尹昌衡所作的政治宣传,确实起到了凝聚民心,激励斗志的作用。

四、尹昌衡在“武侯祠成都各界欢送西征军大本营出发会”上的演讲

1912年7月10日,尹昌衡在武侯祠成都各界欢送西征军大本营出发会上发表演讲:

“今承诸君厚意,欢送我辈军人,必发奋向前,以求无负子诸君之希望,无负于我辈之天职,我辈此次出师,所以报答诸君者有三:

一是恩威并用。满清时代驻藏之兵,对于藏人感情,异常恶劣,今以恩抚之,以威临之,使西藏永远为民国之土地。

二是誓死不退。西藏之地方,寒冷异常,如稍事规避,则藏事将不可问,自今以往,有前进无后退。凡有逃者,无论何人,后方之兵,皆可斩其首级,效楚项羽破釜沉舟之志,何愁西藏不平。

三是艰苦卓绝。畏葸为行军所大忌,我辈既以平藏为己任,或至于万不得已,而无粮饷无器械,我辈亦必坚忍耐劳,不肯掳掠,如张睢阳被围后之兵士。若是,方足以成功。”

尹昌衡为国戌边之壮举,得到四川父老乡亲的极大敬赞,不少词人墨客纷纷作歌吟诗赠别,郭沫若赋诗云:

藏卫喧腾独立声,

斯人决议计西征。

筹边方略何须向,

几时归来酒一樽。

 

第三节  发文告  战抚并举

 

一、尹昌衡发布《告边藏番人文》

1912年7月10日,为宣扬中华民国“五族共和”之宏愿,表达率部维护边藏地方秩序之美意,痛斥西藏地方上层之背叛,劝谕民众及早划清界限之恳告,发布了《告边藏番人文》。原文如下:

“边藏藩服大汉,历有年所,敬供厥职,罔敢悖叛。惟我皇汉,神武宽宏,戈暴诛叛,柔远宁迩。用能百世敦睦,四方来廷。以至于清,馀烈遗泽,犹足以镇抚而无间。及满廷失德,政乱官邪,乃污吏剥削,强军劫杀。凤全激变于前,赵屠肆虐于后,尔边藏诸族,含泪切齿,饮血枕戈,乘满祚之将终,奋螳臂而图报,误有由也。

今皇汉复兴,威德并树。本都督承大总统之威灵,受七千万之推寄,定大乱于指顾,枭赵屠于军中。十三家跋扈南番,奔投节下;数千众枭雄傅逆,生缚行前。尔仇既诛,尔怨既洗。挫尔劲敌如摧枯,抚尔同类如保赤。尔宜感激涕零,铭恩报德,畏威量力,敛迹藏锋。则蛮族之天良未泯,皇汉之宏施立至。抚尔育尔,牖尔诲尔,保爱怀柔,周详悱恻,必有加焉。若复夜郎自大,负固不悛,为彼满仇,忘我汉泽,本都督亲率众兵,强逾数万,躬冒失石,取尔凶残。以扫顽冥之枭风,以扬皇汉之大烈。尔既至今,噬脐何及。三思之后,其亦悟乎?本都督大兵在握,犹不忍不教而诛;尔蛮族小丑跳梁,何遽敢狡焉思逞。皇汉之仁义,大非挞虏之贪横;都督之明威,迥异满官之黑暗。义师所向,不犯秋毫。壶浆来迎,皆我子弟。雪尔积忿,益尔生聚。速牵羊于城下,免作鬼于刀头。其各凛遵,切切此谕!”

尹昌衡以总司令名义发布的《告边藏番人书》浸透着威严与关爱,它告知康藏民众:本都督大兵在握,对分裂者有摧枯拉朽之势,你们难道还不“畏威量力,敛迹藏锋”吗?本都督帮你们洗白了冤屈,“抚尔、育尔”,你们难道不应该“感激涕零,铭恩图报”吗?本都督有强大的兵力,完全可以“取尔凶残,以扫顽冥之枭风”,但是我却“犹不忍不教而诛尔蛮族”,你们就该三思而悟了!如果你们再执迷不悟,就难免要“做鬼于刀头”。此文,既有威风之强硬,又有关爱之阴柔,起到了很好的分化作用,未出战就给叛敌以心理震慑。

二、尹昌衡发布《西征别川人书》,表明以死报国之心,告知西征“六祸隐伏”之危。

原文如下:

“大汉国本未固,而边藏离遢。是使我光复之土不全,而神明之胄不武也。用特修我六师,以镇藩服,而雪国耻,此即衡竭忠尽瘁之秋也。然而犹有忧者,则不在冰山雪岭阻前途,而在于河内关中无后继。是以我车既西,尤不能不恋恋东顾也。

  今我六祸隐伏,心所谓危,不敢不告。文明侈谈,则纲纪不张;横议丛生,则宵小作祟。是则衡所深以为忧者一也。树党朋比,颠倒是非,偏巧存心,方正裹足,是则衡所深以为忧者二也。纷争轧轹,互不相下,甘为散沙,以至沦胥,是则衡所深以为忧者三也。轻浮好变,以酿祸机,昼惊夜呼,杯弓蛇影,使人心易乱,盗贼生心,是则衡所深以为忧者四也。专法异帜,自坏长城。刚直者不肯辩诈,则悉为罪人;高明者惭与比周,则甘为废物。栋析榱崩,莫之肯护。是则衡所深以为忧者五也。见秋毫之末,而不日月;争鸡鹜之啄,而不追鸿鹄。使苍苍之土,争一枝之栖,赫赫中华,无万里之志。终至大国坐困,长材小成。是则衡所深以为忧者六也。如能本诚求实,立武健严直之法,扫废弛放纵之气,冒野蛮之名,以成富强之实,则民国之精神,可超于寰宇。内不避亲,外不避仇,党以正合,事惟义举,则生聚之幸福,可延于无穷。平心静气,惟好是从,曲己伸人,惟一是式。和国出军,和军进战,以期共济,则完美之全瓯,可固而无缺。兵成棋布,政则渐理,股匪尽歼,军令已肃,乱极之余,美备固难臻;而反侧之间,镇静可以定。果危词不摇,民安其居,则疑似之乱机,可化于无形。文澜之器,雄毅宽宏,其宅心也,公正仁厚,方其品概,直轶先贤。凡我干城,皆属后进,与衡无杯酒之余饮,而举以自代,已经三次。此非衡意成鲍叔之名,愚诚如子皮欲受庇于宇下也。明叔、特生,皆为明良,忠纯条理,授之以政,必无陨越。论人须平,核事贵实,见大原心,俾尽其用,勿故吹毛,以倾大厦,则川局可坐而定也。以新造之国,多阋墙之见,兵冗政纷,事未可必。吾蜀雄据上游,土厚水深,民殷物富,此西南之保障,而中原之柱石也。诚能高张远举,政肃兵精,建大功以巩华夏,勿争尺寸,甘作井蛙,则天府之鸿图,未可量也。

夫女无美恶,入宫见嫉。士无贤否,执权见忌。从无名贤,尽如人意,况衡仓卒,何能尽善?然衡不辞三字狱,愿痛饮于黄龙;得教八塞平,仍俯首于空寺。飞鸟未尽,弓尚当存。惟冀洞鉴心迹,实核陈事,垂听愚言,念我土宇,懔此六忧,毋废我业。衡之报国,生死以之。我行永久,深入不毛,但得裹尸铜柱下,何须生入玉门关。临书悱恻,用敢啧啧。凡所陈述,皆时敝之极,而大策之要也。然挟偏心而见者,谓衡激;以浮气而读者,谓衡庸;而谁其谓衡心孤!衡亦谓衡愚。谨此赠言。”

与此同时,尹昌衡还广泛发布了《安民告示》《告成都父老书》等公告,解读其文有如下良苦用意:

一是要社会各界支持他维持祖国统一的宏伟事业;

二是要社会各界理解他也许会遭“横议丛生,宵小作崇”之祸。后来的遭遇表明,尹昌衡真是“三十功名尘于土”,刚到而立之年,就被逼退出了政治舞台。

 

第六章    倾其所有自领兵

 

在国家面临分裂的危急关头,尹昌衡倾其所有,亲自领兵西征,充分显示了真挚的爱国情怀。

第一节    倾权位  亲自领兵

1912年5月,尹昌衡正在病中。筹边处总理黄煦昌请兵十余次,兵饷仍无着。

尹昌衡闻之强起,乃扶床至议所。

黄煦昌历述危难,声泪俱下,众皆叹惋。才拟定以第二师十一团朱森林援边藏,月饷五万两。

正当议决时,尹昌衡奋然跃起曰:“此非所以靖边而治藏也。”

接着,他井井有条说出“非”的理由,一共有十条:

边藏亘数千里,一时并乱,今以一杯水,救一车薪火,无济于事,徒益滋曼,不可一;

番夷利我初乱,不能出师,若复出师不威,逆心必大肆,且夷军大集,既不足以声慑,又不能以力服,变乱日盛,摇及国本,不可二;

士卒初集,心志浮怯,昔之宿将练兵,犹多道亡,今骤闻苦役,势必内溃,不可三;

军多饷乏,民力维艰,又有边事,民负益重,域内怨声,政府失民,不可四;

边藏驻军五千有奇,今如枯朽,非其力弱,心无系也。又不以重望之将镇定其心,不及一月,边军尽溃,根据悉失,无以用武,不可五;

边藏作战,素称艰阻,昔有储蓄,犹时困乏。今赤地青野,积粮灰烬,运输艰窘,军心厌苦,祸起莫测,不可六;

向来拓边官吏贪暴,脔为鱼肉,刀俎横施,李骏前车。又见民国,将不至仁,益生夷岔,民国德泽,终以无昭,不可七;

得志边藏,犹获石田,赔饷费兵,徒事羁縻,政治不改,实利不拓,不可八;

邻省闻警,全国张惶,川省无重兵上将,一举不靖,则纷起者众,不有统一之策,徒施蚁附之术,终酿大乱,不可九;

京师来电,异常惊惧。川举失策,一国震动。共和初建,稍纵即危,民气未固,骚扰环生,不可十。

尹昌衡带病说出这“十不可”之后,遂问:“有此十失,举事宜重,诸公政见,当如之何?”

众莫答。

尹昌衡曰:“当此存亡一发,惟有昌衡亲征,足以去十失而开十利。川局已定,坐镇自易,立功报国,此其时也。”

紧接着,尹昌衡又分析这“十利”的道理与众听:

一出大举,泰山压卵,主将亲临,势大名重,灭此燎原,可操必胜,大利一;

诛赵擒傅,番逆已闻,能制所畏,畏必倍之,先声夺人,虚名慑敌,番羌纷怯,未敢当帅,一人振臂,千里贴耳,大利二;

惟余病休,士气驰靡。主将安乐,谁不怀居。今余扶病,一雪国耻,懦立怠振,三军气壮,如复趑趄,虽杀无怨,兵如不出,即以将殉,大利三;

主将扶病远征,为民除害,凡生斯士,无不兴奋。余初出险,则又劝民,人皆有国,孰敢吝输,兵饷之出,罗掘可图,大利四;

边藏兵将,谓川弃我,功无赏矣,过则谁罚?茫茫无期,困死谁怜?今闻余出,有恃无恐,得依为命。驰靡者慎,困乏者起,前之败卒,悉化劲旅,大利五;

躬亲劳苦,士卒谁怨?食茶食纸,将兵共之。冒矢冒石,敢以身先。即使困乏,犹可坚持,脆弱之患,可以无虑,大利六;

余心素仁,持体亦大,一介不取,无辜免戳,尊崇佛教,深结思信,使知皇汉,不似暴清,边藏不复反矣,大利七;

以余亲出,大政得专,拓地设治,乘隙即入。出以慎重,施以威严,一日得地,数世之利,大利八;

邻军如来,余当为长,分配调遣,非余其谁?如不需助,阻之亦宜。军政出于一途,胜计决在心里,不致纷扰,以害边功,大利九;

京帅知都督亲出,其心必定。各省闻之,皆恃民国初成,犹能力制边远,胆壮气足,不致惊扰。民国民立,永以万年,大利十。

上述“十失”、“十利”,均引自尹昌衡撰写的《西征纪略》。不但表现出一个政治家高屋建瓴的洞察力与包藏中外全局的胸怀,也显示出一个军人的自信、果敢及决胜千里之外的判断力,更透射出他愿意为国奉献出一切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尹昌衡是一代英才,应该清楚地知道,带兵亲征,对他个人的风险与影响:

第一,如亲征则四川都督的权位需找人代理。如所托非人,则潜藏着颠覆自己四川都督位子的巨大隐患。他明知四川地理位置优越,“吾蜀雄据上游,土厚水深,民殷物富,此西南之保障,而中原之柱石也。诚能高张远举,政肃兵清,建大功以巩华夏,勿争尺寸,甘作井蛙,则天府之鸿图,未可量也。”他了解,蜀王刘备凭此建立蜀国,三分天下有其一。自己才志远胜刘备,值此乱世之中,只要全力经营,天时地利人和皆备,稳可占蜀为王。他更清楚,自己的同窗好友都在纷纷就任各省都督,阎锡山为山西都督,李烈钧为江西都督,蔡锷为云南都督,唐继尧为贵州都督。四川都督的位子比他们更具优势,丢之容易取之难,该放弃这最佳之地的最高权位吗?对于这个问题,在尹昌衡集父老庭议之时,就有人提出:“都督于谋外则得矣,其内如何?都督在川,如栋负屋,兵赖以定,政赖以举,一朝去之,恐祸不在边藏,而在萧墙之内了。”

为此,副都督张培爵提出了“尹都督完全可以派员大将率军西征,自己坐镇成都遥控指挥”的建议;政务处董修武、参谋处张毅、军务处曾承业、军学处王琦昌等均不赞成“尹都督弃川而赴藏。”

尹昌衡则认为这次西征与以往不同,具有双重特殊意义:不单是具有维护祖国统一的重大意义,还具有维护新生的民主共和政权的特殊意义。强调这次西征只能胜,不可败。故他一再坚持率军亲征。

众皆服。有他所作的《答众议》一诗为证:

无意事皆成实录,有心人耻踏虚声。

忠贤尚享生前祀,君实宁知死后铭。

秉笔信能移铁案,荷戈谁肯作金城。

于今真个能知我,不管遗风照汗青。

于是,尹昌衡甘以身家力保重庆镇抚府总长胡景伊代理都督职。“众亦和之,中央亦以为然,策遂决。”

尹昌衡与胡景伊,素无半面之交,“立谈之间,以位让之,三让不从,复授之以全军,继命镇渝,亦谆谆以裁冗兵,合成渝为托。及景伊入渝,谗间频来,咸谓景伊将自立,昌衡不顾之,又从而亲任之。谋国之忠,知人之明,信友之诚,断事之勇,千古罕有,能勘大乱,不亦宜乎!昌衡既任景伊,人多怪其置张培爵于不顾者。昌衡曰:‘余之孤衷,有如皎日,于张于胡,初无厚薄,然谋国应如此,则不敢避小嫌’。”

后来的事实表明,“人多怪其置张培爵于不顾”的确是怪对了;尹昌衡“断事之勇”的确是断错了。可以说,这是尹昌衡一生中的最大失策,由此种下了失去四川总督之基因,结出了后半生背井离乡之苦果。

第二,藏卫地方,疾苦荒凉,饮食不便,冰天雪地,寒冻难支。且道途险远,高原缺氧,行军打仗艰难备至。况有病在身,带病亲征,身体能否坚持住?尹昌衡的回答是:“昌衡还能披甲上马,这正是武将肝脑涂地、为国献身的时候,哪里还顾得上病!”

下有他所作的《抱病西征》一诗为证:

抱病经三月,提军越万重。

武乡愁气短,留守苦心厷。

微命复何惜,孤忠谁与同。

莫将余食少,传语到四戎。

尹昌衡言行一致,“督师征剿,不避艰险,挥兵临阵,冲锋在前”。连他最心爱的战马也在西征中累死于大相岭。

下有他所作的《瘗骓行并序》的悼诗为证:

余乘骓马,神骏异常,死于相岭,诗以瘗之。

乾坤瑞气碍清艳,宇宙精神出遒健。

钟负毓秀谁最多?美人良马英去剑。

曾将四瑞作丹青,日月摇光鬼神羡。

游龙出没鸿雁惊,紫电烛天星斗焕。

天心世运竟何如,丽质英姿息消散。

干将久战折沙场,霜华调尽春风面。

我行杖策江东来,双象山头骓马陷。

黄金台下起悲风,青溪岭上流霜霰。

世无郭隗可奈何!徒令孙阳空扼腕。

回前空群绝世姿,鱼目朱龙光粲粲。

八骏精神掳笛声,义騟肝胆龙颅面。

顾盼先空赤兔群,身价宁教白鹘换。

德力双齐冀北无,功名万里关西传。

锦江城上蹴千军,宁静山头经百战。

塞外擒蛮失雷驳,军中得主宁天眷!

可怜殊土困骅骝,况复频年经苦战。

千古人传蜀道难,东若羊肠西若线。

烽峰高耸插晴云,径绝人踪鸟蜚断。

壁立危倚九折波,仙子乘云苦愁叹。

尔行往返不辞劳,困顿艰危无所惮。

冰结卷毛碎玉蹄,石损狮花落霜片。

饮水金沙沙水寒,铁甲风侵透伤肝。

昨宵视尔西山头,瘦骨磷磷不忍看。

腰衰命尽雪峰高,一蹶不起飞云栈。

圉人涕泗问我言,其时天昏日方宴。

天心惨惨月徘徊,冀魄沉沉云黯澹。

草偕坪上土如金,沪水滩头风似箭。

含悲掩面筑骓坟,脱剑采花为殡殓。

灵明各各还造化,谁复久羁金紫鞠?

花魂剑魄有时尽,宝马将军何足恋。

搔首茫茫向大千,千古英厷皆不见。

露冷星摇月色沈,风凄雨泣关山黯。

独我抱清虚,远瞩燕山洞。

及今鹏负天,酰鸡抱寒瓮。

文渊与少游,厥虑果不空。

忆别如今日,作诗以为颂。

爱马累死大相岭,尹昌衡以为不祥,常与人忆马之往事,又作《将军之马歌》:

将军之马空中来,英姿矫健何雄哉。

昔闻南都走鹁鸽,今见辕门出玉追。

腾骧四纵小八级,自顾已是天下才。

吁嗟乎,天下才,胡为仆仆蒙尘埃。

纵教一蹴金城开,功成百战空死灰。

不见青山过函谷,徒令赭百崔巍巍。

再作《骓马歌》:

有马有马其名骓,动如脱兔蓦如蜚。

青山反走电轻起,白日逆行风倒吹。

其高六尺有四寸,能以一日周九逵。

塞上将军善骑射,有如仙子乘云螭。

飞黄伏皁皆惊愕,灵雕疾隼争纷披。

几经走见西王母,此语或恐为人疑。

唐陵巍巍铸骏骨,不若李杜为之辞。

李辞杜曲千秋重,唐陵金石空尘泥。

长歌高起四坐寂,骓马一呜如有知。

愿驾五云逐流唏,持以谢公骓马诗。

第三,亲征把自己推向了第一线,不但有战死疆场的危险,更要冒战败的风险,承担着西征的全部责任。藏军东侵,来势凶凶:“边城陷八九,关塞空邱墟。”而自己却是“将乏兵少,财政匮乏,仓促应战,胜负难料。”尹昌衡作有一首《边关行》就是此种心情的写照:

长鞭拂天天生凤,军行六月胡雪中。

六月胡雪似腊月,搔首四顾无西东。

十马回头九马死,征夫逐逐犹争功。

何须塞上有胡虏,已见草木成兵戎。

朔风吹衣鬓毛白,万夫之长皆奇穷。

何日南归去?卜始难卜终。

昔日白银马,今见色如铜。

闻道李牧善备边,坐诱强胡挫其锋。

庙堂何不访此策,徒令将士心忡忡。

在敌强我弱,自己并无胜算把握的形势下,战胜了鸟尽弓藏;战死了马革裹尸;万一战败了呢?不仅自身权位不保,更要遭人非议,身负种种罪名,成为千古罪人。

尹昌衡不仅是职业军人,也是政治风云人物,清楚地看到了这种种隐患。值此个人前程与国家大计的抉择中,他作出了无愧为一代英才的回答:“精忠两字即金石,浮生百事皆尘泥。”

 

第二节    倾家人   一同赴边

 

尹昌衡奉命西征平乱,为示决死疆场之志,即拟“全眷赴炉,以绝东归。”

到达雅安时,尹昌衡因公务在身,需停留两日,乃决定让卫队长马宝带一队卫兵,护送老父、老母和幺妹先去打箭炉。

只有夫人颜机,因身怀六甲,行动不太方便,尹昌衡坚持携她同行,以便照护。

颜机骑的是一匹驯良矮小、善走山路的雪白银丝的川马。起初,马忠安排一个卫兵在旁为她牵马由蹬,很快她就能自己一个人骑行了。走在夫人身边的尹都督,为鼓励她,便给她唱起了《仓央嘉措情歌》:

洁白的仙鹤,请把双翅借给我。

不飞遥远的地方,到理塘转一转就飞回。

看起来简简单单的四句歌词,尹昌衡配上官调曲子,唱起来就不一样了。他眯起眼睛,先是用藏语唱,后是用汉语唱。在反复的咏叹中,高高低低,千回百转,情感随着歌声在眼前流淌,曲尽其妙地传达了仓央嘉措这首情歌中眷恋和悲怆的真正韵味。

颜机惊呆了,她没有想到丈夫能唱藏语情歌,而且会唱得这样好。

颜机说:“你唱得真好听,这是我第一次听藏歌,原来藏歌如此动人。”

尹昌衡说:“在康藏地区,人们会走路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你莫看这些地方比较贫穷、落后,然而,从官员到民众,人们对文学艺术、对音乐歌舞有种天然的亲近爱好,他们具有这方面的天赋。到了打箭炉,你会感受更多。”

颜机说:“那你把仓央嘉措作情歌的故事先讲给我听听。”

尹昌衡说:“要得。”

于是,尹昌衡情趣盎然地讲了起来:

仓央嘉措是六世达赖,是藏族历史上一位卓有才华,享有世界声誉的诗人、音乐家。其中,贡献最大的是他的情歌。据说,他有一位美貌聪慧、青梅竹马的意中人,他们终日相伴,耕作放牧,恩爱至深。仓央嘉措被认定为达赖,进入布达拉宫后,性情所致,深为厌倦宫内单调而刻板的黄教教主生活,时时怀念着民间广阔自由的天空,思恋美丽的情人。他经常微服夜出,与情人相会,追求浪漫的爱情生活。有一天下大雪,清早起来,铁棒喇嘛发现雪地上有人外出的脚印,便顺着脚印寻觅,最后脚印消失在仓央嘉措的寝宫门外。随后铁棒喇嘛按教规,严刑处置了仓央嘉措的贴身喇嘛,把他的情人也处死了。后来,仓央嘉措被清康熙帝以不守清规被废黜。在“解送”进京途中,行至青海湖时,中夜循去。为怀念他的情人,写下了这首情歌。

颜机睁大了眼睛问:“你怎么连藏族的情歌故事也讲得这么清楚?”

尹昌衡得意地回答:“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嘛!”他见夫人称赞的笑容,又补充说道:“栽秧为收谷,入乡要随俗。先不了解他们的习俗,怎么个随法呢!”

愉快的谈话冲淡了路途的疲劳。日落时分,走到飞越岭,已接近二郎山顶。尹昌衡见暮色已起,只好让马忠吩咐士兵在山上宿营。

刚刚搭好营账,忽听前方山路上传来了急促的马蹄声。尹昌衡觉得有大事发生,急命卫士刘秉勋上前看看。刘秉勋飞马而去,很快带回来几个丢盔弃甲的军官。尹昌衡一问,方知他们是从打箭炉逃出来的警卫人员,因团长张煦煽动兵变,特冒死前来报信。

“我父母亲一行的安全怎么样?”尹昌衡急问。

“张煦将他们软禁在后院! ”

“护卫他们的卫队长马宝一行未必没有反应?”尹昌衡又问。

“张煦狡猾,头天晚上借故请卫队长马宝喝酒,千方百计将马队长灌得烂醉如泥,早绑起来了,四十名卫兵全部被下了枪。”

尹昌衡是忠孝传家,不禁泪如泉涌。但身在泥头,闻变距炉尚有四日程,欲回雅调兵进攻,计往返调集必须半月以上,“缓不济急,诚恐边军不察真伪,以怀旧之心,闻风响应,或因张逆阻险日久,粮尽饷绝,全边撤防,防地空虚,藏番伺隙蠢动,则百战之功,千里之地,尽成灰烬。欲即于泥头死拒,又恐该逆由泸定属之冷碛顺流而下,直取嘉定,再以昌衡名义,煽动各师,则川与边必相继沦陷。昌衡欲以四十人决战,又虑该逆伤害父母,兼之众寡不敌,徒死无益。锥心洒涕,五内如焚。”

这样,尹昌衡决定单人独骑,冒死赴炉,平定张煦。

同行的都督府顾问骆成骧,觉得尹昌衡闻变不退反进,危险极大。尹昌衡只恳请这位清代四川唯一的状元一件事:“若我真遭遇不测,就请老师好好给我做篇留传于世的祭文!”

尹昌衡扶着颜机说:“夫人,感谢你一路陪我而来。我若遇不测,请夫人善自珍重!”

“你放心! ”看似柔弱的颜机,这时非常果决:“若你此去遇到不测,我就纵身跳下眼前的万丈深渊为你殉节!”

“那就请夫人受我一拜!”尹昌衡单腿跪下,向颜机一拜,翻身骑上门外那匹高头大马,一边向随行人员挥手致意,一边放马朝炉城奔去。旋即,响起了他即兴之作的歌声:

胡岩苍苍兮,

泸水荡荡。

烈士成仁兮,

女子同行……

尹昌衡跨马下山了,他那高亢而悲壮的歌声,随着回音久久荡漾,真是山鸣谷应。

尹昌衡单骑前进,距桥五里,适与其管带周明镜相值。

周明镜见总司令仅带马忠一人而至,逐跑步上前,立正敬礼。

“周明镜!”尹昌衡喝问:“你还认我这个总司令吗?”

“认! ”周明镜“深明大义,力任倒戈。”

尹昌衡“乃连骑驰入其军,匕首拟胸,疾身晓谕,泪尽声嘶。众军闻之,多至痛哭,莫能仰视。”

尹昌衡即呼:“欲归者左,欲附者右! ”

精兵旧将悉数趋左。

次晨,尹昌衡拿获张煦兵变时委任的“副都督兼第一团团长”赵诚,“讨招使兼第二团团长”王明德。立即将此二人枭首军前。

将士肃然听命,张煦兵变平息。

骆成骧音韵铿锵地朗诵荆柯刺秦王时的千古名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称赞尹昌衡“比当时的荆柯有过之而无不及。”

尹昌衡写下了《定乱行》:

             张煦窃兵符,千军晚渡泸。

             执亲以召子,料我无逃逋。

             迫我必由路,贻我叛逆书。

账下十数骑,四境援兵无。

伪节调前军,眼见半壁屠。

将军失汛地,安用微生余?

回头语我妻,死节毋踟蹰。

莫念腹中儿,但随眼前失。

全家饮白刃,不留三尽孤。

匕首入叛军,泣涕点点朱。

叛夫尽感泣,倒戈甘前驱。

不到泸江上,安知忠且愚?

至今胡桃岩,安令双瞳枯!

前进!孤胆平叛的尹昌衡,带着骆成骧,带着颜机和她那腹中胎儿,带着原班人马,带着反正过来的周营,前进!过了泸定桥,朝打箭炉前进!

极具藏族特色的炉城抵达了,西征平乱的战幕拉开了!

 

第三节    倾人力   择优筹边

 

一、选拔优秀士兵组建西征军

尹昌衡智深学富,深知西征决战的关键因素在于军队。而军队作战能力的高低,又取决于兵士的素质。为此,他必须选好兵。

为了选拔优秀兵士,他不是成建制的抽调军队直接组建西征军,而是从当时四川所辖的四镇军队中,由各镇选一标人出来,他自行组建。既曰选拔,当然是从各镇中择优,从而避免了成建制抽调可能出现良莠不齐的状况。他之所以要这样做,也是迫于急需,因为西征军一组成就要立即进藏平乱,没有练兵的余地。

为了便于在第一线指挥作战,尹昌衡在康定设“西征军总司令部”。司令部下设秘书处、参谋处、军务处、政治处。在成都、雅安、康定等开设粮站。

他任命政务处参赞周卓为西征军军务处长,胡弼臣为一等军务官。邵从恩为参赞总长。张宣为参谋总长,樊泽举、兰元为正参谋,朱骏青、杨建业为一等参谋。张煦为一等副官兼卫队长。颜谭为秘书总长。陈青云为二等副官,苏天培为三等副官。孙兆鸾为西征军兵站总监。

为了统一指挥,尹昌衡出任西征军总司令,后将新军五个营,西军三个营及炮兵两个队,统编为十一个营。并改组边军为三标:彭日升为一标,驻察木多;牛运隆为一标,驻德格;刘赞廷为一标,驻江卡。

西征军是尹昌衡直接掌握的军队,故他一直要求须“军心定”、“军心齐”。他认为,保护西征军将士利益是稳定军心、调动士气的实在举措,所以他采取了:

1.须组织一军官团,尊重西征军,如让路让西征军在前,枪械让西征军领足。尹昌衡在全体军官会议上指出:“西征军为我全川谋幸福,为中华民国固根茎,真是当崇拜,当佩服者也。”

2.西征军将士已出关者,预支两月薪俸,未出关服勤务者八成开支。

3. “西征军士异常劳苦,其家属在省城者,应为保护”。为此,尹昌衡令军事巡警厅总务处详细列出军士的姓名、官衔、家庭住址存册,一律妥为保护,“以重军人而免内忧。”

二、选拔社会精英随身谋划

1.骆成骧,四川资中人。清代四川唯一的状元。辛亥革命后,尹昌衡聘请为四川都督府顾问。西征中,尹昌衡以“老师”称谓,请他随身出谋划策。下有其《西征诗》三首为证:

                 与尹经略登大相岭

蜀疆四塞与云齐,  匹马将军万丈梯。

兵力直穷三国外,  叱声遥度二王西。

侵肌暑雨炎风冷,  回首峨眉剑阁低。

雪岭横天知远近,  夕阳明灭下清溪。

 

代表尹经略入成都重经飞越岭

      鸟道崎岖上翠微, 回看诸岭射朝晖。

一峰横雾千峰暗, 七月繁花九月稀。

云南往来天似瓮, 树中登降雨沾夜。

啼鸟应怪劳劳客, 徼外荒寒未息机。

 泸炉城秋

北溪清泚逶迤来,  西溪喷薄经年雪。

        泸炉关欹侧悬如斗,  两溪夹泻三山开。

长风飒飒带沙砾, 势与溪流争雄魁。

乘秋吹雨作飞雪, 而拥背护金银台。

鱼通大长矮皇帝, 指溪为带山为砺。

混合虎豹成国家, 区画蛮夷建天地。

汉家屯兵三百年, 扼元拊背挥长鞭。

先屯车师制西域, 终设校尉开营田。

天彭上将古都护, 轻兵陷敌死不顾。

小队直捣巴安城, 严冬亲历德格戌。

悬车尽解千重围, 免胄不辞万里路。

慈护羌茅如护儿, 勇搏熊豕如搏兔。

横槊赋诗雅砻江, 白狼榘木争来降。

轻裘缓带不疑杜, 羽扇纶巾能拜庞。

时时出向北溪曲, 亲提将士教起伏。

有时逢僧说大悲, 群拜如来解烦毒。

将军盛气雷电奔, 青海雪山势可吞。

欲取条支过身毒, 肯避区区吐谷浑?

睢阳武穆共生死, 营平定远相弟昆。

安得收回辛毗节, 铜柱高插南昆仑。

杯志不伸且饮酒, 醉后解醒须五斗。

君看流火已西沉, 三十年华付杨柳。

陈汤延寿纵得侯, 事平争报郅支仇。

谁怜边微关山外, 辛苦鼠霜六月秋。

2.罗一士,四川华阳人,著名诗书画家。尹昌衡西征时命为随身特别参谋。下有其诗为证:

温泉浴歌

马蹄忙,塞草黄。

敲铜钲,点戎行。

关山未见征夫力。

乌鹊盘云夜不宿。

谁平杀气罢兵营。

愿凿千池洗甲兵。

 

                    雅州犒师

         甘苦相同志气高,今朝真见霍嫖姚。

琼筵唱彻扬新令,醉后豪情诧宝刀。

 

           乡城战报有怀稽少庾

前锋争唱大刀头,戌鼓行营且未休。

风月今宵谁做主?挽戈人尚踞碉楼。

 

              理塘行营

髦牛西望万重山,牧马高原草未殷。

自是班生宜掌节,何曾扬仆竟移关。

三年甲账开孤垒,一夜笳声动百蛮。

野漠不知侦骑苦,前锋争报下郎湾。

清溪关

          晓风残月下清溪,浅水含花喷马蹄。

          南诏烽烟新解甲,中原豪杰旧闻鸡。

当关猿臂天应纵,绝域螭头我待题。

此去奠嗟征战苦,伏波犹在汉亭西。

 

      寿西康刘屯恳使禹九

箭关高处瞰乌斯,曾见元戎跃马时。

两稻峰烟严阵雁,三乡猎火照寒螭。

论功直欲追冯异,柔远无慙缅子仪。

顾我文章非巨乎,燕山谁与篆丰碑。

 

第四节    倾财力    筹费经边

 

西征前一年多,尹昌衡著《兵事纲要》,从七个方面论述其军事观点,其中最重要一条指出如何运用后勤手段来保障战事的胜利。他说:“供给筹备之事,要竭力鼓吹。”他尚未被任命为西征军总司令前,就于1912年5月12日,致电袁大总统:“边藏事急,请速筹款汇往。”5月21日,又致电中央政府:“催汇款并致藏情。”6月14日再致电大总统等:“派兵入藏需款甚巨请令各省分担。”

按理,边藏问题关系国家主权,军饷理当由国家支付。可中央的答复不是“中央财政,同一困难,未易筹拨”,就是“中央正值司农告匮之时,无款可筹。”

这就是说,尹昌衡西征不仅要出兵出力,还要出钱筹物。

当时四川的财政情况又怎么样呢?

尹昌衡曰“夫以我川之地方糜烂,甲于各省,西征经费断非四川凋敝之余所能独任。”他算了一笔账与袁大总统听:“昌衡带兵入藏,经处议决,不日督率西征。惟出关一切昂贵,军饷较内地加多。粮米因雅州采取,运至察木多,每石系二百余斤,需运费银二十五六两。合计原有边军四千余人,及陆续所派各标兵额在一万数千人,每月额派全支,约计三十余万两,为数甚巨。川省屡变之后,公私匮竭,远道馈粮,深恐饷源难继。昌衡、培爵与财政司、军政两界职员,再三研究,设法罗掘,川省每月只能担任十余万两,不敷甚巨。”

明知要出人、出钱,还要危及个人和家庭的前程,可尹昌衡“念及边藏关系大局”,毅然决然请缨出征,这才是名副其实的一代英才尹昌衡,这才是尹昌衡的可敬可佩之处!

尽管困难重重,尹昌衡不但西征了,而且取胜了;尽管军饷常常是捉襟见肘,但军事行动并没有受到根本影响。

排难取胜的力量来自哪里?来自尹昌衡等人自始至终的努力!不信请看如下事实:

1.向中央争取。虽然没有获得,但让中央清楚川省经费的窘境却是十分必要。

2.川省财政自筹。经政务会议多次讨论,尹昌衡最后拍板“由财政司担任五万军饷。”在西征全过程中,尹昌衡直接或通过国务院致电胡景伊、张培爵,要求成都发款:“迅速设法接济,勿致缺乏,以足士气而固边防。”

3.川府通过募集公债筹集钱款。上海《民立报》对此事的报道称:“川边夷匪,屡次克复。惟乡城一隅,势危地险,加以冰雪封山,故末岁冬间,未便进攻。现拟分三路进攻。所有接济款项,分重庆、打箭炉、成都三处担任短期公债五十万。至偿还期限,由政府偿还,以昭信用。”

4.组织募捐。1912年6月7日,尹昌衡在政务会议上提出“由镇提倡再请几位先生组织募西藏捐的事。”8日,尹昌衡在给军官团会议的讲话中又提出“请政界计划,以固根基,设法筹办西征军,以资补助。最要紧为后方输送,俾西征军无饷械匮乏之虑。”

5.向商人借款。1912年5月12日,尹昌衡致电中央政府,请以中央名义向驻印度的中国商人陆韵秋借款十万元。他的理由是“藏危如此,当值无他,岂可坐视汉番相持,不加援救。似仍应借回防之名,增局新之力,济西军之饷。”中国华侨爱中国。5月18日,国务院电告尹昌衡:“所需抚慰款项,日下中央财政拮据万分,罗掘俱穷,已托人向陆韵秋就近筹款十万元,藉资接济。”

6.归顺藏人纳缴。随着西征胜利推进,藏人纳粮成为军粮的又一来源。1912年8月30日,尹昌衡致电胡景伊称:“理塘西北端之崇喜、毛丫、曲登三处土司均已投诚,得粮数百包。”8月29日,尹昌衡致电国务院,以隆庆王子不听从分裂者的命令与汉人打仗,对西征军愿助军费,“兹据缴到报效军费藏洋一万元,青稞四十八石一斗五升,并认于阴历八、九月内再缴送藏洋三万元,但愿永远改隶川边”为由,要求中央加委隆庆王子。

7.提取“四川银行”现金。迫于藏乱边危的态势,尹昌衡西征实不可缓。西征是打仗,打仗就应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粮饷,西征大军又如何开行呢?思之再三,无可奈何,只得找来财政司长董修武,商定由尹昌衡签字,将四川银行所有数百万现金全部提走,充作西征军军费。致使四川银行发行的“大汉四川军政府军用银票”原订“一年兑现”的承诺不能兑现,失信于民,造成价值陆续下滑。1913年,发行额已达1500万元军用银票跌至六折以下。1915年,跌至三、四折之间。散落民间的160余万因兑换无期成为废纸。可以说,为尽到“以川援藏”的责任,四川人民为平息藏乱倾其所有,在方方面面都付出了重大牺牲。尹昌衡也因“亏空公款”被大理院判处有期徒刑九年。董修武也因此事被军法处审问,因其“慷慨陈词,声色俱厉,据理力争,有根有据,审问人员无可奈何而退。”四川巡按使陈宦便暗地缢杀董修武于狱中,时年36岁。修武遗体由家人运回巴中红岩河祖茔安葬。

8.精简兵源。上述七点是开源,精简兵源是节流。尹昌衡多次要求,在战况允许情况下,尽量减少人员,从而减少开支。1912年9月22日,他在致张培爵、胡景伊电中云:“边远用兵,在精锐,不在多。服夷之道,在威德,不再力。西征军费,罗掘俱穷,瞻念穷乡,莫名酸测。幸军士用命,大辞荡平,已命十四标二营开拔归省。以后自十月起,司令部经费可核减一万。自十一月起,该营回省,则西征军费再可核减一万。从是以往,苟可核减,再为竭力。传知各镇,务须深恤民艰,尽力减兵省费,以福桑梓。”次年2月,他在川边镇抚府会议上讲话,谈及因经费困难,最后决议“将民政、财政、实业三司改为内务、财政、实业三科,直隶于镇抚使。学务、矿务两局改为两课,分隶于内务、实业两科。其各司、局、所限于文到七日内,一律取销。至所有科长、科员,酌留能办事者数人,余则优给一月薪资,咨送回籍。”

兵员、兵饷的双保障,是克敌制胜极其重要的内在条件。尹昌衡是在川省经费极度紧张,中央并无专款拨发西征军费的情况下亲征的,且基本实现了“维护国权”的目的。一些论者反以为他是“借西征扩大权力”,“以巩固自身统治而征战”,不但有失公允,亦不尊重历史真实。

请看,西征刚近尾声,乡城尚未攻克,尹昌衡就到了“食已尽矣,兵已穷矣,权已夺矣,迫已甚矣”的地步;西征刚获胜利,中央政府就卸磨杀驴,一面命令停止进军,一面断绝粮草给养,使尹昌衡既无法班师回蓉,又很难在川边坚持,腹背受压,几无立锥之地;西征被迫中辍,尹昌衡奉命赴京,等待他的却是“九年牢狱之灾”,被誉为“威猛将军”的尹昌衡,不到而立之年,就断送了政治生命。

试问:西征巩固自身统治了吗?西征扩大权力了吗?何况,尹昌衡坚持的是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他曰:“酒肉在前,干戈在后,势利之交,岂能终年?”他以诗言心:

筹边千里避嚣尘,觅得桃源怕问津。

乱国无人符众望,薄材如我应沉沦。

岂因悲愤同廉使,惟恐轻心负伯仁。

塞已平定身未死,好生低首作忠纯。

 

第七章 转战千里西征胜

 

尹昌衡西征,用兵不过五千人,却纵横数千里。恩威所至,犯边藏军闻风丧胆。用时仅三月,除乡城一隅外,“全边抵定”,前锋直到工布江达。正拟乘胜以轻军直入拉萨,弭平藏乱,却遭到大总统袁世凯阻止再进。

 

第一节 西征大事纪要

 

1912年6月初,正值尹昌衡为西征军装备一筹莫展之际,直隶都督兼京师禁卫军军统冯国璋从天津发来电报:“欣闻将军即日西征,特送上足以装备三千人的德式最新装备。”6月16日,由朱森林率领的西征军先锋队从成都出发。《申报》以“川省赴藏援军出发”为题进行了报道:“今日,川省赴藏援军出发,欢送甚盛。尹都督训勉军士服从命令。陆统领谓民国成立,五族共和,西藏反抗,民国不得不征,以保护边陲。西藏为川蜀后路,必须联合保卫,军士若到印度边界,勿惹起交涉等语。军士起程时,感呼万岁。”

6月29日,西征军第二批人员出发。

7月10日,西征军总司令尹昌衡督队出发,是夜宿双流考棚。

7月11日,午前五时由双流向新津出发。

是日午间,接张中军长茂林来电,闻胡管带大捷,军人欣欣然,唱歌前行。

午后八时抵新津。尹昌衡正法逆伦及抢劫人犯共9名,人民无不称快。

7月12日,黎明,由新津向邛州出发。

距邛州三十里羊场北端约一里许,有一小溪,宽约三米,深约一米,架有木桥。因桥身太窄,尹昌衡担心军士拥挤过桥造成危险,即宣布渡桥命令7条:

1.徒步者用一列纵队形距离一米宽通过,度步不可整齐。

2.乘马者无论何人均必下马。

3.马匹通过时,距离以二米宽为最小限。

4.桥脚震动过甚或低下时,暂时停止,不可喧扰。

5.桥梁东西两端之人马,不得同时通过。

6.马务须走桥梁中部通道。

7.人马通过时,务必常步。

以上规约,由侦探长在羊场西端约二里之桥头外,派副官一员随带卫兵六十名先行弛往监视。众军人遵守规则,鱼贯渡桥。

至邛界,沿途叩马鸣冤者约有百余起,系遭土匪抢劫者。

午后八时,抵邛。尹昌衡驻考棚,即提人犯询问,正法抢匪8名,取保4名。

傍晚,四乡炮声盈耳,尹昌衡派兵前往侦探,则匿无人影。

7月13日,尹昌衡命令暂驻邛休息一日,官佐慰劳者酒食各一席,目兵犒赏猪牛肉等各斤,夫役给钱各四十文,全军皆感激思奋。

午前九时,尹昌衡痛恨邛属匪风甚炽,又正法抢劫人犯25名。均斩于南门外校场,一时军威远震,匪徒闻风敛迹。

7月14日,天刚破晓时,由邛向雅出发,前行五十里,至黑竹关。其地险隘,向为土匪潜踪之蔽。右端为山,自西南蜿蜒而来,询之乡人,曰此蒙山也。其发由灌县(今都江堰市),直抵云南蒙自山。多产茶,味甚美,满清时每以此为贡品。

是日,驻宿于百丈复龙店。

7月15日,由百丈复启程前进,午后六时抵名山。以考棚为宿营地点,各团队宿文武庙及工业学校。

尹昌衡正法劫匪2名。

本日沿途,强迫拉夫,各前进。兵士向有放枪威吓者,甚与仁义之师秋毫不犯之本旨相悖。尹昌衡乃下禁令:“照得维持军纪,首重严肃,军人立品,不扰善良。日来大军进行,竟有在途无故鸣枪,滋人疑惧,及强迫途人,以供夫役,不徒妨害公安,抑且自堕名誉。本都督行旌所莅,以申明军纪为先,尤以保安为务,合行通令:抑本各处暨各标营弁人等,务各严守秩序,倘敢故违,即由该营长官查拿,送呈本司令部从严惩办,以肃军纪。至各处雇定夫役,如有逃匿,应即责令夫头预行雇募补充,不得临时互相拉抵,以免一切公物输送迟滞。此令!”

7月16日,午前五时,又复起程。前往二十里,见有屹然高出于诸峰之上者,金鸡关也。峰回路转,再行十八里,有水横断者,平羌渡也。相传为武侯平羌,与军士渡此因得名。下流与嘉定河合。各团队渡河后,整列道左,再行前进。

午后八时抵雅州。

7月17日,前方传来捷报:开路先锋团长朱森林,率部一路虚张声势,将尹昌衡手提赵尔丰头颅的照片沿途广为散发。藏人对赵尔丰印象深刻,传说小孩哭泣时,只要姆妈喊一声“赵尔丰来了”,小孩吓得马上不敢哭。赵尔丰如此凶狠,尹都督也能擒杀他,可以想见,尹都督更为了得。因此,这张照片,对于叛军无疑极具震慑力。叛军一遇见西征军大都不战自溃,望风而逃。也因此,朱森林一路势如破竹,川康重镇打箭炉之围已解,朱部前锋已直指康区重镇理塘。

7月18日午后,尹昌衡在雅州城隍庙召开追悼会。追悼藏军叛乱时为国捐躯的察隅知事苟国华等人。据《名山县新志》记载:民国元年,英国驻防印度工兵,乘我内难,由百瑜轶入川边杂瑜,于阿壁曲聋地方筑路。视学胡有综奉命弛往交涉,去任。以张国霖接充。然而,受藏乱影响,张国霖等人的行程屡受阻碍。到1912年5月,藏军围攻察隅,知事苟国华率众相阻,时逾3月,仍孤立无援。实在无法坚持了,苟国华帅残存官吏、兵丁及其家属百余人,被迫投河而亡。

刘赞廷在编撰《察隅县图志》时,将苟国华列传入志,并作诗悼念:

千里孤军势已危,滇云假道愧谁知。

齐东不没田横殇,塞上悠归赵母悲。

羌笛吹来壮士血,戌楼人去儒林碑。

遗留惟有英厷泪,一瓣馨香万古垂。

由此可见,尹昌衡在西征大军奔赴疆场前夕,召开这样的追悼会,也可算是一种战前动员会,激励军士英勇作战,为国捐躯。

7月19日至20日,尹昌衡督率各团队演练。

7月21日,尹昌衡决定,西征军司令部暨卫队暂留雅州。

在此期间,尹昌衡赋诗二首:

西征进藏途中

龙虎精神牝马纯,双峰遥持气嶙峋。

西来上江空三国,南渡中兴第一人。

志入风云依故主,心如日月照蒸民。

乾坤不老英厷在,勿令千秋怅获麟。

偶成忠孝之一

浩气凝成华岳身,生成物我死存仁。

志存君国熔金石,背涅精忠泣鬼神。

素览《春秋》知大节,傲倪古今少顽人。

百年冬瘁为何事,留作千秋作五伦。

 

7月24日,早六时,尹昌衡率部离雅州。翻泥巴山,经荥经,越大相岭至清溪(汉源)。一路上,他一边赶路,一边打探前方战事。有他所作《西征夜行军》一诗为证:

月到天心马到山,惊霜无间扑刀环。

呼寒战士犹枵腹,盼捷将军未解颜。

二十八年华今夜老,三千迢递几时还。

东岩垒静西严急,知是前锋破虏关。

7月27日,尹昌衡所部离清溪,经化林坪、冷碛,抵达泸定。他行至大渡河畔铁索桥时,只见河宽百尺,汹涌的浪头通天而来,奔腾澎湃,声震山谷。河面上有手臂粗的铁链九根飞跨其上,凌空架设,上覆木板,两边两根扶手铁链。他沿链从铁索桥上通过时,只见铁索摇摇晃晃,山风吹起冰冷的水珠溅在脸上,令人不寒而栗。

触景生情,尹昌衡突发诗兴,作《过泸定桥》一诗。诗云:

棨戟雷霆动,旌旗日月忙。

我方慕关羽,人亦拜汾阳。

雨后胡尘净,风前汉帜扬。

泸江今再渡,应缚夜郎王。

7月29日,尹昌衡所部抵达打箭炉。下午,他应邀出席炉城地方官员和土司头人及寺庙上层共同举办的迎接宴会。晚上,他召集将佐、幕僚叮嘱:“我们已经进入藏区,大家务必以身作则,入乡随俗。首先要学会吃牛羊肉、酥油糌粑。万道险关阻隘在我们面前,第一道要跨越的就是生活关。”

尹昌衡抵炉,议决西征军总司令部设炉。

炉城,是“茶马古道”的中心。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南、北两条驿道入藏。南路由打箭炉——河口(雅江)——理塘——巴塘——昌都——拉萨。此路地势较低,气温较高,但坡度大,翻山越岭,行军不便。更因乡城等地系土头控制,彼此称雄,局面纷乱,难于收拾;北路由打箭炉——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昌都——拉萨。此路地势较高,气温较低,但坡度缓和,行军方便。因系改流较为彻底地区,统率有人,易于控制局面,事半而功倍。

天时不如地利。尹昌衡依据南、北两道的地理位置,拟定了先北后南的作战方略。

于是,他将进攻中心先放在北路。8月2日,尹昌衡命刘瑞麟率领部队,首先攻进道孚,营救出防军牛运隆营。

牛运隆营获救后,配合刘瑞麟部勇往直前,炉霍、甘孜等地随之得到解围。

得救诸军,相互联手,解围其他,连锁反应,刘赞廷、顾复庆、时傅文、朱宪文、刘筱廷、杜培基诸营因得解。

尹昌衡见刘瑞麟谈兵“侃侃有卓见”,乃加以北路督战。刘瑞麟勇敢明智,善抚军,率蒯书礼营兼程赴昌,日趋百余里。北路藏兵闻之,皆惊逐,故势如破竹。

刘瑞麟令牛运隆守道孚,刘筱廷守瞻对,杜培基、刘赞廷间道直援巴塘。以所部合顾复庆、时傅文、朱宪文援昌都。

其时,“边夷以昌衡诛赵之威,畏如虎。远近悉传出兵十余万,皆不战而溃。”刘瑞麟“衔枚急走,避实捣虚,暗渡德格,隐进昌都。”

8月30日,刘瑞麟军至昌都。“藏夷怪其捷,皆弃城逐。”彭日升出应之,藏师万众大溃,获其辎重及其呼图克图。据尹昌衡的《西征纪略》载:彭日升守昌都,兵不满三百,寇居高凭寺墙临之,墙坚厚,弹不可入。日升乃募壮士乘夜出夺之,尽焚其积聚,寇众万余无宿室。日升日与战,不屈。寇陷以金不从,资送以东归不可。东道既绝,无法请援,益死守要津不去,昌都门户得以保全皆其力也。至是围解,仅余粮三石矣。夷人益畏日升,不敢近。昌衡乃自为诗以慰之曰:

          战苦粮偏绝,城孤敌在前。

          张巡能食纸,苏武惯餐毡。

          故国频蹉跌,危关敢弃捐。

          昌巴无百雉,所恃祗心坚。

9月10日,巡防军第十一营攻开贡觉,继克江卡、乍丫。

9月12日,刘瑞麟遣张茂林营攻克江达。“江达本边地险要,拉萨之咽喉也,已改为太昭府,即以茂林署府知事。又改拉里为嘉黎府,硕般多为硕督府,以收工布、波密之富。”

9月13日,乍丫投诚。

9月16日,刘瑞麟、蒯书礼率军由昌都西进,攻破俄洛桥。“俄洛桥,乃藏伪大都督根据地也,该伪大都督潜逃。我军计程西进矣。”

相继,定三岩,收三瞻(即瞻对,今新龙县),白玉得以布防。

9月22日,川军克复同普。

9月28日,胡景伊电北京政府:“顷接尹都督自打箭炉二十七日电称,‘得刘瑞麟详报,昌都近战,阵杀番匪二千余级,生擒藏副都督一名,仍以怀抚该番赎罪图报,已应供认,现已得粮八千余驮,拟仍给以相当之值,用宣汉德。我军阵亡三十四名,受伤四十六名。趋战之先,顾复庆忿理塘之失,率兵效死,六日越险三百余里,实为奋勇非常,拟即宽其前愆,录其后效。刘瑞麟统驭有方,剿抚得宣,番人踵降,悉加怀抚,殊得驭夷之道。自俄洛桥大捷,进略硕督、嘉黎,计程已及工布江达矣。“守命驻军,将卒踊跃,得命即发,静候均命,急于星火。”

至此,北路驿道畅通,东侵藏军业已击溃。

再说南路:

8月4日,尹昌衡率朱森林部拒敌于河口(今雅江县)。

朱森林请尽军以往。

尹昌衡曰:“不可。“夫批亢捣虚,一破百震,倘悉由坚而攻,昌、巴间非三越月不能至。今顾占文、彭日升潜书告急,食尽兵穷,且暮且不保,何能持久?彼失而我至,覆败继之,不可。夫兵取势也,今都督亲出,全边震惊,一师一二,寇疑十百,北道将乱,夷犹未整,势如枯竹,北定而南惊,利孰大焉。”

乃分朱一营,由北道直趋昌都。

令朱森林只率兵二营往攻河口。

8月5日,“朱森林素慎,为本攻,当强敌,攻坚防,战必顾后。与寇遇于河口,大克之。”

8月6日,这位二十八岁的西征军总司令,站在新建的“河口钢桥”上,纵目江流,壮怀激烈,遂将“河口钢桥”命名为“平西桥”,并亲笔书写“平西桥”三个大字,刻在河西岸桥码头。又撰一联,请随军参赞颜楷书写,令选能工巧匠镌刻于桥塔:

劈开两岸奇峰,凭他飞起,

锁定一江秋水,迓我归来。

尹昌衡兴致仍浓,续作《平西桥》一诗:

铁索横江水,金戈出塞门。

天心骄将帅,人力锁乾坤。

入穴虎可得,卧波龙欲奔。

临桥叱飞驭,此去百蛮吞。

尹昌衡的幕僚张谦为此和诗一首,诗云:

大将巡西城,雄关登玉门。

一桥通卫藏,秋色满乾坤。

胡马应难度,雅砻势欲奔。

临流据天鏨,谁敢似鲸吞。

8月12、14两日,收复了麻盖宗、剪子湾、西俄洛三要道,向理塘逼进。

8月25日,尹昌衡率朱森林连战于理东,五战五胜。

9月1日,攻克理塘。

尹昌衡在理塘期间写有《观理化幻海》等诗,现录他的《理塘猎户入吴王庙观战袍》诗如下:

边城草黄风萧萧,征马长嘶壮士骄娇。

映日龙蛇开甲胄,折风雕雁鹰试弓马刀。

受降城上遗碑古石,望敌献楼头秋气高。

古来将帅知多少,空有吴王剩胜战袍。

今天,当我们读到这首诗时,仿佛听到一百多年前,这位青年将军在理塘大草原的仰天长啸,在世界高城的壮怀激烈,不禁为之心潮逐浪,蔚然而叹:一世之英,何以壮志未酬?!

9月5日,刘赞廷率军援巴,巴塘之危得解。“尹氏于此,重颁命令:以邹衍贵一营驻炉城、河口,以保策源;朱森林驻巴、理,进定乡、稻;以向树荣二营合陈步三营驻北路,进定甘、邓;又于朱、向两团中各拨一营驻昌都。如北边有事,则以北为本攻,南为后劲,昌、炉夹击之;南路有事,则以南为本攻,北为后劲,昌、炉夹击之;全边无事,则出昌都之兵以向西藏,西北两翼,栉比而进;重以一军阻炉,下令如有溃亡,即行就地正法;若各路并乱,则各坚守驻地,应时分援,而终以炉城为策源,以资因应南北,更令边军集于昌都,以期就便西图。又以黄煦昌为集中司令,统昌都军事。令张茂林为前锋,西行入藏,派西征军约五百人,以藏溃卒为向导,从间道趋拉萨。”

此时的尹昌衡,已成功掌控了川边藏区。他带着胜利的激情,写了《奏凯》一诗,诗云:

天将动貔貅,风云关塞秋。

鸟蜚千里绝,马到百蛮收。

兵气平西域,忠心拱北州。

归途怀玉斧,天复画鸿沟。

为根除藏乱,他又向北京政府电呈了《征藏计划》,呈文云:“民国初建,藏番违命,鞭长莫及,敌焰日张。昌衡抵炉关,军民鼓舞,声威既树,贼胆顿寒。特派联队长朱森林率部下,直逼理塘,业于十二、十四两日顺次克服麻盖宗、剪子湾、西俄洛三要隘,今正攻击理塘。又派营长胡国清、范猛各率一营,兼程续进。查理塘为川边重镇,昌都乃西藏咽喉,达赖心怀窥测,久思乘我多故,以图一逞,遍布徼文,煽惑边民,昌都丧失,后患弥深。因命副官刘瑞麟率领一营,急抄北路,弛赴昌都,计程已达甘孜。该地距昌都尚有六站,一佚占领昌都,荡平理塘,分向乡城、稻城、江卡、乍丫、三岩、贡觉等处首尾夹攻,自可迎刃而解也。又控制川边,首赖重兵,故特派部队一营,分驻炉城、河口;更派兵四营,以二营扼守南路,以二营分防北路,昌衡则拟率领本队,入镇昌都。若边南有警,以南为本,而以北为后助;北边有警,以北为本,而以南为后助;昌都与河口之兵,不分南北,倘至战争,用以夹攻左右。如此办法,战守之间,形分势合,察东千里,可保无虞矣。新建郡县,当一面规复,一面设官分治,力图进行。但拒贼宜在户外,藏番一日不靖,则川边一日不宁,乘胜远征,实为要着。所患自此以往,气候逾寒,道路崎岖,饮食恶劣,皆非他处所能想象,川省陆军素未习惯,骤然深入,恐非得策。查边地尚有新兵十余营,久戌炉西,善战耐苦,番地情形,最所熟悉,刻拟召集昌都,亲加整理,晓以大义,动以情感;更选拔有志之精兵数百名,令稳练沉勇之将率为前锋,直趋拉萨,昌衡则亲率陆防军以继其后。仍一面派遗喇嘛劝谕,以安达赖之心,布民国之惠,宣崇教之旨,侦藏番之情,必使之畏威怀德,倾心向化。惟该处内有逆番,外有强敌,稍久谨慎,干涉易生,即如前清时代派钟颖进藏,其时英人乃以中英条约中载有俟我国警察足以保护治安,驻藏英兵即行撤退之一款,执为口实。是则我国驻藏,非改编警察不可。明知师出有名,干涉无由,惟此项西征军队倍于往昔,最易遭人疑忌,拟请授昌衡以蜀边宣慰使名义,率领卫队入藏,为他日与外人谈判地步。巩固共和,在此一举,是否有当,速候钧裁。”

西征军所向披靡,不到三月,就平定了川边,并提起了挺进拉萨的脚步。英国惊恐万分,深怕他们在西藏的既得利益消失,即向民国政府施压。

9月7日,英国公使朱尔典向民国政府外交部提出声明:“如果民国政府定欲征藏,继续派遣西征军前进,则英政府匪特于中华民国不予承认,且当以实力助藏独立”。

袁世凯为急于获得英国承认,最终妥协了。

9月12日,国务院转电尹昌衡:大总统令已到察木多之部队勿过该处辖境。

9月16日,国务院奉令电尹昌衡:询查江达是否属川边辖境应遵前电勿越川边辖境。

9月26日,国务院电尹昌衡:应遵迭次电令暂勿深入。

10月1日,国务院奉令电尹昌衡:应饬川军万勿轻进拉萨辖境。

同日,国务院电胡景伊、尹昌衡:望遵迭次前电,勿得进入藏境。

10月6日,国务院奉令电复尹昌衡:应饬军队万勿过江达以西。

10月8日,国务院奉令电尹昌衡:暂以川边为界,毋得轻进,免生枝节。

在此期间,胡景伊、尹昌衡致中央政府的电稿也有八封:

1912年9月4日,胡景伊致国务院呈大总统鉴:本月三号接印度马师周电称:“英人干涉藏事,阻我进兵,并禁汉人由印入藏,乞电大总统,严重交涉,力保主权,以杜瓜分之祸”等语。查西藏居扬子江上游,俯视东南,为我全国重要关键,英人乘民国初立,恃强干涉,早有轻心,不可过于退让,以馁方张之气,而堕彼族之谋,应何如阻止防御之处,理合据情电恳查核示遵。

1912年9月22日,胡景伊电政府转尹昌衡电边事勘定人物已终请示进退:“藏番自昌都大败,拉萨震惊,疾风秋叶,竖旗待降。惟因钧命暂缓,锐师河上逍遥,立待挥策。如不以藏务相委,则昌衡之任务为告终;如犹以藏务相委,则所授之权限应明示。前敌后继,两事关心,外交中主,双方受接,方针不定,何敢轻举?抑昌衡尤有进者,边力须极雄厚,藏事留为慎图。自今以始,经营边事,应注全力,龙潜潭易,虎视极西,外交听之中枢,战备完于边将。非有武力,徒事虚谈。昌都、巴、理固本强锋,刻不容缓。惟此刻之边务,为戡定之终期,即经营之起点。昌衡自负戡定之勤,未备经营之具。玉门不入,岂敢辞劳?息壤无名,安能成事?进退决于钧裁,善后尤须详议。急盼示遵。”

1912年9月23日,胡景伊致电北京政府:接尹昌衡电称西入见阻未敢速进请命遵行。电称:“边功速就,超二百年,其故无他,均因乘锐,将卒在道,轻疾夜驰,诸路齐捣,一以当百。良念内穷难供久战,朝气不可暂阻,故一月复十余城,旬日越千里。今边事已定,西藏见阻,故势未敢速进,款又无着,一报入京,十日不复,将军苦恼,士卒趑趄,无任迫切,请命遵行,北望燕云,急如星火。”

1912年9月27日,胡景伊电北京政府:川边锐胜之师中道屯阻主权悉失仅持空文抚慰难以济事。电称:“川边既靖,锐胜之师,不克占领要隘,扬威微外。中道屯阻,将士咨嗟,远域早寒,凌霜沾雪,不令作战,尤足摧伤士气。尹都督捷音迭奏,破竹成功,不惟前敌健卒,勇气百倍,人人具撼山撼岳之慨;内地将士,亦莫不兴奋鼓舞,秣马厉兵,请效后劲。景伊虽蹇劣,并拟躬率精锐,资其壁助,洗马拉萨之滨,勒铭雪岭以外,定使藩服如旧,金瓯不缺,藏人绥辑,五族一家,匪惟蜀疆之福,实民国之庆。徒以条约牵制,易客为主。诉以武力,不可听其鱼烂,不能出以和平之经营,又苦无处置,碍障横生,人操刀俎,直足令贾生痛哭,韩子腐心。固知大总统垂顾边围,心有深略远谋,但雌伏久甘,祸即未已,主权悉失,尤引为奇耻大辱。

昨据马师周印度来电,谓联豫、钟颖现与达赖议和,军士回国,枪械存藏;而藏番复逞志仇汉,戳杀官兵五六百名。似此残暴不仁,非大施挞伐,不足戢其骄焰。仅持空文抚慰,恐难济事。拟恳即饬外交部速与妄逞阴谋之国,严重交涉,务期主权回复,俾知吾新造中华,仍为该族母国。然后示威示惠,均易解决,折衡樽俎,是望行人。至电扫虏庭,远扬汉帜,使彼族收视反听,回首面内,同享共和之福,景伊固介胄之夫,不敢不奋发自雄。敬祈训示。护四川都督胡景伊叩。沁印。”

同日,胡景伊电北京政府,尹昌衡电陈前清驻藏军士仍愿报效请通知英使布告全国。

电称:“昌都解围,藏伪都督死守俄洛,恃险益兵,经我军痛击逃窜,毁其巢穴。前清驻军将士,潜伏四野,幸得生路,踊跃来归,顷已大集,哀诉苦衷,仍愿报效。拉萨同胞,日在倒悬。该军士声泪俱下,誓同生死。昌衡睹此,悲愤莫名,已助资抚慰,令仍整队兼程回守藏地,恢复旧制,维持治安。惟恐道路传闻失实,祈即通知英使,布告全国,免碍邦交。”

1912年9月25日,胡景伊电政府据尹昌衡电暂设边藏镇抚府于炉城。电称:“川边肃清,英人忝怀。军事既终,设治宜急。非有重镇,难期长治。昌衡集合文武,询谋佥同,将筹边处、西征军及新旧各机关,一律取消,设立边藏镇抚府,控制江达以东,飞越岭以西,振军外视,设官分治。实查开府地点,昌都便远略,巴塘为中枢,炉城宣策源。因交通不便,电线屏绝,运饷难给,后顾尤要。昌都、巴安,途险实毁,非佚经营,未能遂入,故将镇抚府暂设炉城。将来电线所到,使节随之,期据西冲,以图远驭。府制暂定,以系人心。谨于十月初一开府,汉蛮集贺,永固金汤。第一期镇抚使由昌衡暂行兼管,羌袭积威,以绥藩服。西入军队,大集昌都、巴安,前锋已行,瞬据江达。加以藏务相委,自然万死不惜;必欲阻师听议,昌衡任务告终。谨报大略,请示遵行。”

1912年12月14日,尹昌衡电政府请增兵助饷直捣乡城。电称:“川边千里,地脊而险,人稀而狡,冰天雪地,用兵极难。此次逆番肇乱,全局骚然,尤为数百年所未有,皆由达赖羽檄四路飞驰,番民迷信既深,已为易为鼓动。昌衡西征半载,出关弥月,详观报告,实地详查,实觉非征藏不能卫边,非增兵决难杜窥。初莅理塘,乡逆已有投诚之信,而巴塘粮绝,人心惶惶,一面飞檄催粮,一面赴巴抚慰。既抵巴塘,人心甫定,附近夷民,纳粮数百。不料西藏番官复由工布、波密、鸡贡窜出,江卡、乍丫一带,几不能守。当饬赴援,幸已击退。确探乡城,则枭境所集深沟高垒,尽所有之械,积多处之粮,未有降意。负隅困兽,兵寡不可急搏。其地素险,一足当百,而彼万众,我卒千余。顷又命嵇廉康征乡,统辖各营,分道合击,能否取胜,尚难预决。然纵观现状,若非及时增兵,未可保其必克。统计出关兵数,已达五千,兵力不为不厚,糜费不为不巨,川省财力,已难支持。然新克之地,均须驻守,攻乡无几,万一乡逆负固以逸待劳,欲抽拨关外诸军,则内无镇诸路而保饷源,外无以图藏番而防大举,幅员过广,分布难周。加之昌都方面迭来报告,藏番麇集要隘,强邻暗助器械,我不西进,彼必东来。巴塘瘟疫流行,殒亡相继,合之各处阵亡将士,已不下六七百人。大炮八尊,损坏其六,久战备苦,莫可告诉。前者幸托威福,必胜必克,由于近取甚猛,出其不意。今如实不料,天下事非身经规度,真象万难得悉。今者水落石出,尤恐一篑功亏。请再派兵三标,大炮六门,所需饷械称是。以一标炮二门,由宁远、盐源、贡噶岭直捣乡城巢穴,天外飞来,奇功易就;余集炉城,预备征藏。中央不助饷糈,川中万难独任。昌衡决于本月八号飞巡全局,遄返炉城。现以五千之卒,当十万之师,步步层层,踏实屯兵,未敢稍留一隙,心力俱瘁。倘荷允准,则当慎重图全,进复全藏。不然骑虎见伤,谁任其咎?调兵极苦,饷糈惟艰,地险天寒,兵常冻殒,我军新集,川局内穷,实历辛艰,声随泪下。前者辛劳,幸无一误;后事方殷,敢不尽诚?惟望俯如所请,大局幸甚!不然,昌衡惟有尽忠报国,成败未能逆睹矣。盼复至急。尹昌衡叩。

在这些电稿中,尹昌衡一二再、再而三的向中央政府表示:“昌衡请以生命当其锋”,“如以藏事相委,万死不惜”。在遭到中央政府强令停止西征、撤销西征军的高压下,他虽悲愤,但仍以大局为重,考虑国家“外交棘手,空拳赤子,苦力撑持”的难处,遵饬照办。

据《甘孜藏族自治州军事志》记载:西征军由护卫团、三师九标、十一标、二师六标两营,炮兵两队组成。1912年10月,撤销“西征军总司令部”后,“按照政府颁布的新军制,提请北洋政府将西征军三个师改为两个师,任命孙兆鸾为第一师师长,彭光烈为第二师师长。”民国二年(1913年),“尹昌衡任川边经略使后,部队体制改为师、旅、团、营,将九标改为九团,十一标改为十一团,另六标二营并入护卫团,并改协为旅,西征军部队就此改编。”

在等待中央议决进军拉萨期间,尹昌衡作诗颇多,主要有:

西征行

西北蜚军书,将军夏渡泸。

成都烽烟静,岂不怀安居!

其如征人何,苦役无前驱。

敢为一身计,致令半壁虚?

敌兵数十万,先锋临箭炉。

边城陷八九,关塞空邱墟。

青野鬼捉人,坚壁虎负隅。

愿为励士卒,辛苦不敢殊。

裹冻入层雪,挥剑当万夫。

跋涉千山间,饥寒一载余。

西疆三千里,驱尽豺与狐。

虽无三箭功,敢爱七尺躯?

何当惜一夫,四塞犹悬弧。

 

征人歌

西山之上征人多,西山之下冰埋河。

河冰可渡不用涉,君且行矣吾为歌。

作歌莫作前出塞,十人有心九人碎。

作歌莫作后出塞,千夫落泪万夫退。

前唐苦兵事不同,君今报国家何爱?。

英雄本有龙虎志,丈夫莫作儿女态。

南涧之水清心羹,北山之薇适口菜。

此行可以立功名,愿脱虎符为君佩。

六月武乡泸水前,一生班勇玉关外。

凭将白马锦雕弓,博得黄金紫罗带。

咸闻三箭定天山,何不五更平上蔡?

男儿有颔皆如燕,莫把青春付草芥。

新朝元首英武姿,推心置腹无所疑。

且看羌儿白马倒,定建将军变兔碑。

出车嘭嘭震山岳,其声赫赫蜚云霓。

为助一龙御六合,愿为五虎当四夷。

况复国事如垒卵,若非苦战何以持?

丁此万方适多难,纵令百死何足是辞?!

我为上将在故土,锦衣昼行宁不知。

顾乃与子共甘苦,相将以去来何时?

精忠两字即金石,浮生百事皆尘泥。

虎落深深朔风起,战云四合军行矣。

愿为雕鹗横青风,有如蛟龙抟虎兕。

试以我歌日三复,送尔勋名上青史。

清词丽字遏行云,帐账下听之大欢喜。

千人高唱万人和,冻者以暖蹶者起。

咸言此语人人深,但愿长征不愿止。

后军争向尘头趋,先锋拆透烟中垒。

为感将军一曲歌,卷尽西戌万山水。

帐中兔颖描铁龙,椽笔一挥清且雄。

倚马所成文有骨,斩蛟之剑光如虹。

愿以征歌勒崖石,万古守之以丰隆。

  

第二节   西征重大兵事

 

一、巴塘解围

巴塘,是康南重镇,为川、滇、藏三省结合部,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

1905年,清廷令赵尔丰为军事督办,平定巴塘“凤全事件”,所率续备新军中、左、前、后4营出关,中营驻巴塘。

赵尔丰任川滇边务大臣后,其大臣衙门设巴塘。

1906年,川省奉命改续备新军为巡防军,川边巡防军统领罗长绮驻巴塘。

1909年,新西军统领凤山驻巴塘。

1911年,傅嵩炑代理川滇边务大臣,命顾占文为新西军统领,驻巴塘。

这年五月十三日,藏军在英帝国主义唆使下,联合宁静(今芒康)、桑昂(今察隅)土兵万余人围攻巴塘。

顾占文率军御敌,连接民房,镶以墙壁,构成垛雉,四角连雕楼,构成巴安城墙。经激战后,藏军始退。

据《巴塘县志》“民元之战”记载:“几天后,藏军又在江卡地面集合,企图反攻。当时,巴安城内仅有驻军500余人,而且半染疾病。顾占文对敌我双方的力量作了认真分析后,立即组织民众保卫县城。他在城外各要隘赶修哨屋,派士兵昼夜值班看守。六月十二日,藏军又联合巴(塘)、盐(井)、乡(城)、得(荣)地方士官、士兵万余人马,直攻县城。由于顾占文英勇善战,声望颇高,督促当地军民誓死抵御,提出‘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的口号,使近在咫尺的藏军无法进城。战月余,粮弹已尽,势将难支。”

8月18日,《东方杂志》称:“川军出关后,不谙地理,不服水土,而器械亦不敷用,藏人遂复猖獗,本日北京得电,知巴塘又为藏人占据。”

9月9日,蔡锷电大总统、国务院,尹都督鉴:“巴塘参赞顾占文告急文电,一日数至,字字血泪,不忍全读,若再三徘徊审顾,恐数千里河山,三千余同胞,将尽沦于叛番之手。查盐井距巴塘仅五站,拟遵大总统前电,先援巴塘,与川军前后夹攻,里应外合,不难指日肃清,尤祈尹督早到巴塘,以便协商入藏军略。”

9月11日,蔡锷电政府:顾占文屡电乞援。电称:“查此电到滇,已历月余。该参赞孤军死守,自秋俎冬,屡电乞援,有如望岁。”

其时,尹昌衡率步兵三百,骑兵八十,沿康藏线巡行。刚到干海子,接顾占文派人送来的急信,说是十三世达赖破坏停战和谈,复纠合藏军五万,再次犯康,包围了巴塘,情况危急。

随军参赞劝他返打箭炉,调重兵去巴塘解围。但人到中途,救兵如救火来不及了。

尹昌衡决定就带身边这点精锐前去救急,并命八十骑兵先行,又疾笔手书一信,令顾占文杀骑兵所乘之马充饥。

几天之后,等尹昌衡紧赶至巴塘时,其围已解。

《巴塘县志》记载的解围实况是这样:

正当粮弹已尽之时,顾占文忽然想到赵尔丰临走前所嘱:“如遇危险,可开官寨内各库。”遂开仓,见存有较多的枪弹粮饷,致使顾军士气倍增,加岗添哨,增强了防御力。顾占文昼夜临阵督战,奖赏有功人员,终于英勇地把来犯藏军击溃在河西、里塘公、桃园子一带。

正值巴安军民抗击藏军紧张之际,分统刘赞廷在甘孜得尹昌衡救援令后,由增科捷道赶来支援。行至白玉沙马,受到埋伏在沙马至郎多沿线70余里杂树丛中的藏军阻击,刘部伤亡严重,急调武城(即原三岩)民兵援救。由武城赶到的民兵多达2300人,其中有妇女500人。原来顾占文以前攻三岩时,曾俘虏百余人,奉命就地正法,顾念其无知,力保释放。人民感其恩德,现得知顾在巴被围,遂纷纷赶来支援,藏军节节败退。七月七日,刘赞廷部在郎翁大桥生擒藏军旺堆代本,除打死者外,俘敌200余人。刘部顺利抵达巴安,藏军全部溃退。

尹昌衡率步兵三百来到巴塘鹦哥嘴时,想起前清驻藏帮办大臣凤全被戕于此,思绪万千,作《由打箭炉赴巴塘途中》诗,诗云:

建节牦牛国,频经鹦鹉崖。

江随人意转,山向马蹄来。

觱篥荒碉处,荆楱古戌聩。

凄凉残兔碣,空忆补天才。

到巴塘后,顾占文向尹昌衡讲述了巴塘之战的全过程,他有感而作《巴塘行》,诗云:

烽火万山红,巴塘劲敌笼。

食尽兵复穷,守将马首东。

百骑在歧途,欲往知无功。

此城属枢纽,一陷万里空。

片刻不得缓,孤注亦应从。

是当忘生死,岂可计吉凶。

驰行五百里,雪深路不通。

援兵只在此,杀马饥可充。

将军亲自来,存没相与同。

疑兵绕孤城,俨若千军雄。

敌闻多夜惊,一战摧其锋。

回首赴援时,已谓当死忠。

余生及今日,岂复思令终。

11月19日,尹昌衡在巴塘会见了驻巴塘边军,他特别强调:“边军陆军同为民国军人,本都督一律优待,从无歧视。边军有死守边地之功,陆军有救援边地之力,彼此相同,亦无丝毫区别。惟望同心协力,不必强为区分。”为表示他一碗水端平之心,他紧接着承诺,“本都督前在炉城,即闻边军薪饷较少,当场宣慰使一律增加,以归统一。即军米、军装,本都督亦令边、陆相同。即此而誓,本都督之待遇边军,当无丝毫偏袒也。”

二、再溃藏军

1912年底,藏军第二次向川边发起进攻。

藏军经波密东侵,乍丫、江卡、盐井首当其冲。

川军陈桂亭营寡不敌众,败退巴塘。舒云山营被围于南墩。时巴塘守军粮食已绝,正欲撤退。尹昌衡急令嵇廉驰援,才守住巴塘。不久,黄煦昌率部至乍丫,与顾占文部夹击东犯之藏军。激战十余次,将其击退,乍丫、江卡、南墩之围遂解。

藏军战败后,退至洛隆东北之嘉裕桥,密布碉卡,驻扎重兵,派人四处煽动藏民,企图伺机再侵。

尹昌衡本欲乘势再于西征,无奈中央政府只令其“步步稳健,以期慎固封城。”他只得布防相阻:

令刘瑞麟部守昌都,西遏藏军,南控江卡;

令顾占文部守巴塘,南防盐井,东控乡城、稻城;

令朱森林部守理塘,西援顾军,南防稻坝;

令刘筱廷部驻甘孜,镇守北路。

以上各部,有事互相救援,无事坚守不动。

另由嵇廉康率兵六百于乡城一带游动,以牵制该地藏军。

1913年初春,藏军连续向嘉裕桥、江卡发起进攻,均被川军击败,遂退守乍丫以西的烟袋塘,并继续增兵。

刘瑞麟见藏军势众,遂调彭日升、时传文两营由西北方向,傅青云、牛运隆两营由乍丫方向,对烟袋塘藏军实现夹击。

2月28日,傅、牛两营发起进攻,英勇相搏,将凭借碉房、哨卡顽抗的藏军击溃。

3月3日,彭、时两营进至距烟袋塘十余里处,发现藏军据守山顶,碉卡密布,难以从正面进攻,遂派数十人绕至山后,实现偷袭。藏军猝不及防,惊恐逃窜。

彭日升、时传文率部追击,傅青云、牛运隆会师总攻,将烟袋塘之藏军击溃。

上万藏军纷纷西撤。至此,藏军的第二次东侵再次被击溃。

三、乡城攻坚

川军虽然击退了藏军的第二次进攻,但乡城一带仍为藏军所控制。尹昌衡决定继续从省城抽调部队,厚集兵力,乘胜向乡城发动进攻。这是一次历时较长,并对稳定川边局势具有重要意义的攻坚战。

(一)地险人悍  多次叛乱

乡城,地处巴塘、理塘之间,靠云南边境。四周皆山,城西有桑披岭为天然屏障,城东的河水流湍急,人、马难以通行。土司和桑坡寺喇嘛,依其地险,常聚众叛乱。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六月,桑披寺喇嘛“恃众逞凶,恣行残杀,先则抗纳夷赋,继则迁怒焚杀纳赋之夷村,并袭击理塘僧众。”川督鹿传霖派守备李朝富查办,土司佯为欢迎,伏兵隘口袭击,将李朝富父子活捉肢解。兼署督臣恭寿复派提督韩国秀由三岩移师剿办,所部游击施文明被戕害后,剥皮实草,悬挂寺前,令众僧击之以示威。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正月,赵尔丰率兵剿抚,费时半载,历尽险阻,方攻克乡城。他本人经乡城一役,“终日督战,感受瘴气,经络疼痛,牵动肝风眉目,遂成抽掣之疾,发病时心思瞀乱,所言往往多不记忆。”

宣统三年(1911年),四川保路事起,赵尔丰调任川督,“乡夷受藏番煽惑,更为不肖。官吏所迫逼,遂聚众围城,败戌兵,走官吏,乡城仍为匪据。”

边军统领顾占文派管带丁诚信、刘赞廷率兵攻之,不克,尽军歼焉。“库存军械,抢掠一空,而边遂糜烂不堪矣。”

(二)初战失利  知事被诛

1912年,尹昌衡率兵由理化统帅西征,派征乡支队部参谋张德荣率兵由理化进攻,河口(今雅江县)知事王廷株率兵由马岩进攻,两路夹击乡城。

时在雅江的征乡支队总部参谋长罗一士在《华不着楼丛书》对王军至木拉村,“为匪败,枪械尽失,廷株被擒,剥皮而死”的战况作了这样记述:“是役,督帅饬余率兵二连往抚,余请增一营,王君持勇,仅求一连自卫。蛮人诈降,王君又不设备,竟为所掳,剖皮,大痛,数日方死。全连兵士脱险者仅五、六人,是为轻乱者戒。”并作“挽王廷株死难乡城”诗:

黄昏烽火望初回,雪压关河草木摧。

战骨未寒新鬼大,天阴犹唤汉兵来。

张德荣率兵至九倒拐,“复为匪阻击,全军溃败,枪炮损失犹多,德荣仅以身免。”

至此之后,乡城叛兵气焰日盛,官兵闻之胆裂。

尹昌衡再派支队长周尚赤率兵由东龚进攻,军至阿都,因兵单炮坏,不能前进,仍退至东龚待援。

尹昌衡即派嵇廉康为总指挥,率兵再由东龚进攻。嵇廉康至喇嘛丫,“见匪焰甚炽”,特招曲登前土司然登汪吉,令往乡城招抚。“匪以为怯也,”愈骄横要挟,不可理喻。嵇廉康无计,数电恳解职。

尹昌衡见嵇廉康辞职书五至,只好令孙绍骞为总指挥,统督征乡全军队。

1913年2月24日,孙绍骞“以藐藐之身受命予败军之际,奉命予危险之间,川边全局成败利钝在此一举,更何敢爱其生命,顾全利禄,而不勉为其难哉。”

孙绍骞考其迭次失利之故,实因将领失人,命令不一,有以致之。当拣调熟悉边情,富有经验人员,另行组织攻乡司令部。

(三)大兵齐集  会攻乡城

在尹昌衡主持下,拟定了攻乡战略:攻乡之兵分两道,孙绍骞督同朱森林由喇嘛丫进取,击乡逆之背为右路军;刘成勋督同预备营营长张英率所部由稻城进取,扼乡城之亢为左路军。

孙绍骞率兵一营由炉出发,二月十九日抵雅江。接嵇廉康来电,“有乡匪投诚。”

孙绍骞将《乡匪请将书》报与尹昌衡,昌衡曰:“降而不纳,失恩;真犹未审,失威。”乃速驰令至乡城,尽赦其罪,令速尽纳其械,不然兵且至。又令前队停战十日以昭怀柔,以嵇廉康专任招抚而令孙绍骞专备战事,同刘成勋、朱森林进取,“得令即发,勿为乡逆所诳。”

乡城叛军见已停战,骄横愈甚,要挟万端,提出“一不准设官,二不纳粮当差,三汉兵须退回三站”,始能开议。

嵇廉康见要挟太甚,知难招抚,遂电告尹昌衡。“尹公覆电,促令速筹战备,勿为匪愚。”

1913年4月2日,孙绍骞在理塘接替嵇廉康为攻乡总指挥。

4月4日,由省城派出第四师参谋长刘成勋率混成支队到达理塘。

4月7日,突有乡城叛军数千围东龚。周尚赤死守五日,终反守为攻,将叛军击溃,缴获日本速射山炮一尊,快枪刀械数十件,军威复振。惟因乌拉缺乏,前方粮远不继,不得已,将司令部官佐薪饷挪出数千元,并粮、米、牛、酒等件,委令参谋张荣魁前往东龚慰劳军士,“兼侦敌情。”

5月5日,孙绍骞见有机可乘,未可因乏粮困守。乃召集士卒,激以大义,每兵暂发糌粑两碗,由三路进攻。

5月15日,三路军士出发。

5月16日,一举攻克下洼、阿都二要地。

5月17日,又克火珠乡的山根子。

时军粮愈缺,不能前进,遂暂住火珠乡。“招抚克复各地夷民,凡民房、喇嘛寺皆妥为保护,投诚夷民悉予优待。”于是,相率来归者数百家。“该处喇嘛寺堪布罗松成乃尤深明大义,愿纳杂粮千包,济我军粮。”于是,士气复振。

5月23日,朱森林率部由山根子向马鞍山进攻。马鞍山路险林密,乡城叛军凭险坚守。朱部与之激战一日,未能攻克。孙绍骞令支队长周尚赤、参谋长朱宪文、参谋李仲翰、李焱等率部往援,合力进攻,始将马鞍山高部完全占领。藏兵退守冷龙湾的碉房、坚卡,倚墙筑壕,潜伏抵抗,并伏击左右。

川军连攻数日,终不能克。血战之后,又缺粮缺水,士气颇受影响。

6月3日,孙绍骞亲自到达前线,留参谋蒲壁、张荣魁,军需张学远在火珠乡督催粮秣,自领一军赴马鞍山。

诸将士多劝暂退山根子整休,俟粮饷到时,再为前进。

孙绍骞以为马鞍山地势险要,“若一旦复为匪据,将来前进必益困难。”

当此之时,军士疲饥已甚,驭牛皮已啖食无余。十四团一营正目葛光奎乘机煽惑,意图暴动,“私约各营不肖目兵饮血盟誓,拟刺杀骞,率各营回炉,举陈步三为交涉使,与尹公交涉。幸事机不密,为骞侦知,当将葛光奎军前正法,悉予免究。”

6月24日,后方运到军米数十包,略敷各营两日之食。分发毕,即令:

朱宪文、李仲翰率敢死队数百名拼死猛力进攻;

周尚赤、蒲壁率目兵数十名,登右翼高山摇旗放炮,以为疑兵;

孙绍骞亲率炮兵攻击前面各碉房坚卡;

朱森林守马鞍山要隘。

6月25日,川军黎明进攻,叛军不支,纷纷败溃,川军乘胜攻占冷龙湾和门坎山。

当右路军进攻之际,左路军在刘成勋的率领下,于5月10日攻占稻城。

5月27日,刘成勋率部队主力绕道进攻中乡城。(乡城之地分上、中、下三部分,自斜贡马至八格为上乡城,业洼至定乡为中乡城,定乡以南为下乡城)经过两日激战,攻取了八格村及上乡城各要隘。5月29日,攻占贡撤、俄杂,直逼业洼。6月3日,刘成勋令张英部攻克业洼,藏军退向桑披岭。6月19日,刘成勋集中所部兵力,经三昼夜苦战,攻克藏军屯粮要地罗拉寺。23日,又攻克雨洼。藏军退至乡城外之最后一道防线泥四顶。

至此,攻乡司令部所辖之左、右两军对乡城形成钳形攻势。6月24日,前卫营张建勋侦知藏军主力集结于泥四顶高山坚守,只有少数兵力配置于正面,并令连长李邦君、肖子英率兵从正面佯攻,自己率主力从左侧绕山迂回进攻。经过一日激战,连夺坚卡十余座,迫使藏军往定乡撤退。刘成勋率赖心辉部紧追不舍,抢占通往定乡的大桥,为攻城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6月25日上午,孙绍骞所率之右路军自冷龙湾齐发,从右翼向定乡进攻;刘成勋所率之左路军从泥四顶齐发,会同进攻。左右两军汇合,威势大振,经五小时激战,藏军溃逃。下午3时,孙、刘两军攻克乡城。从而稳定了川边局势。

 

第三节    西征得胜谋略

 

尹昌衡西征,以和为贵,以真爱为本,他在《讲演佛教辞》中言道:“本都督爱士卒而忧国家,不惟抚循以私恩,必且策励以公事。”他要军士“皆根于心”的是:“不和于国,不可出军;不和于军,不可进战。今者五族犹为一家,况世系于汉裔,复聚族于桑梓,即痛痒毫不相关,而毛里自有真爱。且危舟险渡,生死同之,远塞孤军,艰难共济。”

为改卑劣之私,立共和之约,以达“整旅东还,欢歌联袂”之目的,其得胜谋略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三条:

一、民心齐

尹昌衡西征,之所以能快速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关键在于民心齐。

他提倡的“民心齐”,主要包含:

1.内地人心齐。在西征军出师之前,尹昌衡在各种会上,都表示“国家成败在此一举,余愿前趋以当敌”,以自己维护国家主权的拳拳之心,弘扬民族正义,激发川人齐心协力,尽到以川援藏之责。

2.夷汉人心齐。在西征军出师时,尹昌衡下达命令:“对于蛮人,即一草一木,不得妄取,亦不得轻杀一人,临之以威,亦当感之以德。”紧接着,他又遍发文字通俗的安民告示:“照得你们西藏地方,久为四川保护,安营需饷,动辄钜万,皆我四川担任。自反正以来,亦复照常保护你们。”里塘一带的毛丫、曲登、崇喜三土司一度对抗尹昌衡部,后来降服,尹昌衡亲往劝慰,晓以大义。以致西征军绝粮时,出现了毛丫土司其美多吉、曲登土司然登汪吉、崇喜土司阿登,“就地筹粮租糈,运道遂通,军始有粮。”

尹昌衡保护“蛮人”的理由是“共和成立,五族一家,夷汉有同胞之宜,即彼此无畛域之分。边地行师,雪山万里,乌拉乏缺,输转不灵。因支应之无济,即鞭扑以横加,夷民犹是同胞,何忍施此凌虐?”从他的话里,明显可以看出,他是在民族平等的旗号下,号召夷汉共和,以“同胞之宜”,齐心互助。

3.僧俗人心齐。川边和西藏皆全民信教。仅西藏就有三千四百八十二座寺庙,其中绝大多数寺庙都是叛乱策源地。要真正做到藏汉同心,首先须尊重其宗教信仰。

1912年7月10日,尹昌衡率部西征之时,便意识到这次出征属于藏区,“非利用佛教,操纵喇嘛不为功”,“即使侥幸取胜,也难与言治”。因此,他军行所至,一直坚持“无寺不入,无僧不见”,以“瞻礼佛像动民视,演说佛法启民听,奖慰规戒喇嘛惬民心”之法,争取藏民的支持。

8月11日,尹昌衡发表著名的“西教场山岚喇嘛寺的演讲”。

首先,尹昌衡陈明自己好佛,拉近自己与寺庙的心理距离。他说:“本都督平生好佛,尤敬宗教,尤爱尔等喇嘛,此番提兵入藏,实为保护尔等宗教而来,拯救尔等喇嘛而来,渡尔等登极乐世界,使佛教放极大光明而来也。”

其次,谈佛教真理,让僧侣佩服他对佛教精髓的彻悟。他说:“尔僧众注意,吾与尔论宗教真理……只有二端:内而明心见性,悟到空空;外而施无上法力,普渡众生。”

再次,清楚讲明政策,把威严与恩泽同时示以僧众。他说:“本都督之普渡众生,亦是从明心见性发出来。所谓明心见性,悟到空空,就是贪、嗔、痴三戒不生是也。”

他明确宣布:

第一,本都督不贪。凡尔藏番僧众一草一木,颗米文钱,皆不接受,非若前清官吏动辄需索尔等,剥削尔等。

第二,本都督不嗔。此番提兵数十营,皆是最强干、最明战术之师,非同从前满清老弱充数,枪炮不利者也。然兵虽强、炮虽多,却对于尔等恭顺番民,并不杀一人、发一弹,只是保护尔等。且从前有反叛罪恶之人,只须改悔投诚,便从宽宥,非同满清官吏妄加杀戮。

第三,本都督不痴。凡尔番民僧众之真诚善良,一见了然,狡诈欺铈,难逃鉴察,非同满清官吏动辄受人愚弄,被人欺罔。因此,我心既明,我性毫无渣浑,真能自见,故竭力提倡保护尔等。尔等果能如菩萨之慈悲救世,断无不立地成佛之理。凡番民之不善者,皆须使之皈依佛法,改过自新,以本都督普渡众生之志为志,不贪、不嗔、不痴为本。

同时,尹昌衡亦表明对佛门罪人绝不姑息,定严惩不贷。他说:“三戒未除,万恶丛生,本都督即不加诛戮,佛菩萨亦必不能救渡。”

1912年10月,尹昌衡颁发对寺庙加以保护公告。11月,在打箭炉成立“川边佛教协会”。据《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第278页记载,尹昌衡“自为教师,建佛堂于康定,召诸寺明经巨僧,论普渡镇诠,听者皆感叹流涕。于是,三边风动,怀远、盐井及玉树、三十九族,争逐藏吏请降,两月间不战而降者千里,藏王达赖不能军。”“故夷呼曰:生佛至矣!我都督真护法佛也。于是群僧觉悟,皆大欢喜,咸传远迩,众番大服。”

尹昌衡以“凡僧寺皆输以佛法而优遇之”的策略,被僧俗人众尊为“生佛”,达到少战或不战而胜的境界,诚可谓是西征用兵策略的最高体现。

二、声威壮

尹昌衡西征,用兵不过五千人,面对数十万藏军,却能势如破竹。前后三个多月,纵横数千余里。正如他电告中央与各省都督所言:“川兵西入,无战不捷,克服收抚,十已七八。方略固秘,胜算已操。”

能取得如此战绩,全赖于声威壮。

尹昌衡是正牌的职业军人,他对西征的总体战术设想计有九条,所列第一条就是要声威壮。他说:“边藏地方,辽阔数千里,岂能一一荡平?自来筹边要道,要先擒其主脑,自然全边震动。”

为壮声威,他以大都督身份,率兵出征。在尹昌衡看来,“主将亲临,势大名重,一出大举,泰山压卵,灭此燎原,可操必胜。”因此,他决心“效楚项羽破釜沉舟之志,何愁西藏不平!”

为壮声威,尹昌衡将擒杀赵尔丰的照片广为散发。由于赵尔丰经营边藏多年,在边藏尤其是川边有着巨大影响,“昌衡以蛮人所畏惟赵尔丰,乃广散杀赵尔丰时遗尸摄影,冀威远人。边藏诸部以为彼能诛杀赵大臣于成都,畏之如虎,皆惊而溃遁,故势如破竹。”张云侠编之《康藏大事纪年》又载:“西征时这一行动在川边社会造成了‘蛮人畏尹’的轰动效应,一时声威大震,西南为之侧目。”

为壮声威,尹昌衡在坚守昌都、康定的前提下,兵分南北两路:南路重兵出击,取其首要,无须全打。“首要一得,其余自可迎刃而解了”。北路避实就虚,先解围,后进攻。必须做到“点面结合,守点固面,南北呼应,东西夹击。”

为壮声威,尹昌衡深忧将士之不奋,欲策将士,重赏之下有勇夫。为此,他及时陈报作战有功人员。

1912年9月14日,尹昌衡致电北京政府及四川都督,陈报下列有功人员:

转战中路,攻破麻盖宗、剪子湾、西俄洛一带,克服理塘,系支队长朱森林,营长符成三、庄尚政、陈步三、胡国清;

急驱北路,占领昌都,系督战官刘瑞麟、营长蒯书礼;

攻开贡觉,兼占昌都,系营长朱宪文、时传文、顾复庆;

援尽粮绝,死守巴塘、昌都,系统领顾占文、营长彭日升;

援救巴塘,系营长杜培基、刘赞廷;

保守道孚,力顾瞻对,系营长刘筱廷、牛运隆。

1912年9月17日,陆军部电尹昌衡、顾占文等,转战皆捷分别给予奖励。

统领顾占文准补陆军上校,并加陆军少将衔;支队长朱森林准补陆军上校;

督战官刘瑞麟,营长符成三、庄尚政、陈步三、胡国清、蒯书礼、朱宪文、时传文、顾复庆、彭日升、杜培基、刘赞廷、牛运隆、刘筱廷,均准补以陆军少校,以示鼓励。

1912年9月22日,尹昌衡电北京政府:

西征军总参谋长张宣,系日本士官毕业,学力才宏,素怀远志,入藏探险,已经二载,此次戡定,规划精当,尽出其才;胡忠亮,公忠沉毅,才识兼优,托膺一旅,若能擢用,实可风时。均拟请授以陆军少将。

秦夔龙,转战千里,得授团长,因见兵多饷乏,自愿解散归农,大感军心,全团悉解,公忠大义,实不多观;龚达,精明义勇,能以孤军平定松潘,恩威并用,边夷怀服。均拟请授以陆军上校。

1912年9月24日,国务院电尹昌衡:“所拟张宣、胡忠亮授陆军少将,秦夔龙、龚达授陆军上校之外,均照准,已交陆军部核办。”

1912年12月1日,尹昌衡电北京政府:“请先授奖顾占文等一批军事官员。”

这批军事官员为:

顾占文——查巴塘为全边重镇,在反侧之夷,视此且为向背;在叛逆之夷,攻之已竭全力。顾占文无险可恃,无援可请,械破粮绝,以五百之众,当数万之敌,坚持数月,大小数十战,终能保全,厥功甚伟。昌衡亲询战事,实按壁垒,一切布置,询为老将之兵。该员自仕前清,驻边数年,身经百战,列职总兵,边夷闻名,今尤胆裂……前已循例将顾占文授为陆军上校,并加少将衔,可否特发恩以旌奇绩,将顾占文授为陆军少将。

彭日升——军仅二百,死守昌都,昼夜奋战,歼敌千计,食尽兵穷,死无退志,藏兵未能大入,该员实首动。前已循将彭日升授为陆军少校,可否将发恩以旌奇绩,将彭日升授为陆军中校。

再,北路督战刘瑞麟,本系节制四营。且又剿清北路,攻克俄洛桥,进解昌都之围,与诸营长同授少校,既予节制不宜,亦觉殊勋未彰,势宜授为上校,以循例而旌劳。至边军管带丁成信、李焱森、舒三山三员,于重夷之中,血战数月,昌衡前因途阻不通,调查不详,故未列报,似觉偏枯,拟请仍一律循例授为少校。军务处总处长李延逵、兵战副监嵇廉康,遇事老成,深资得力。李延逵现代理镇抚使,执行军政,嵇廉康以兵站之兵,攻开理、巴要道,屡战皆捷,尤为不辞劳怨,奋发忠勇。该官员一系陆军学生出身,学识优长,又多经验,可否均授为陆军少将。

1912年12月25日,临时大总统袁世凯颁令:

此次川边肇乱,该镇抚使尹昌衡督师征剿,不避艰险,用能迅奏肤功,深堪嘉尚,应给予二等文虎章,以彰勋绩。所有在事各员,或战功卓著,或调度有方,自应优加奖叙。统领官顾占文,应给予四等文虎章。军务处长李延逵、北路督战官刘瑞麟、应均给予五等文虎章。营长彭日升、丁成信、李焱森、舒云山,应均给予六等文虎章。兵战副监嵇廉康,应给予七等文虎章。其余随征出力将士,应由该镇抚使查照勋绩调查表式,确切查明,咨送陆军部核办。

尹昌衡请奖,不仅有西征军,亦有驻扎边地的防军;不仅有前线作战有功人员,亦有后方勤劳备志诸人;不仅有留在部队继续服兵役的人,亦有“见兵多饷乏,自愿解散归农”的人。如此范围内的请奖,至少说明:

第一,尹昌衡在身体力行奉行自己提倡的“为将之道,当先全体”,表明他言行一致,顾全大局。

第二,军饷的确紧张,在急需兵力镇边的严竣形势下,仍不得不忍痛割爱,解散部分军队。

第三,尹昌衡对战争即将结束的预期是乐观的,对打赢战争的把握是很自信的。

三、军纪严

西征出发前,尹昌衡在成都欢送会上强调:“我军此次出征,宜严守军律。本总司令克期率队出关,愿与士卒同甘苦,但纪律极为严明。我军对于敌人不得退缩,如有逃遁行为,本总司令以军法从事。即本总司令退葸不前,亦由断后军官按军律施行。”

如何对待百姓是严肃军纪的另一内容。据《国民公报》1912年8月17日所载《都督令一》:“近日风闻每多军人代为销售鸦片,有司未查拿,民间不敢过问,遂致吸食之夫,实繁有徒。若不亟为严禁,殊不足以维要政,而肃军纪。除令各师转饬一体严密查拿,如有军人私行贩卖、代为销售者,即行拿获,按以军法从事,不得稍涉瞻循。”

《民元藏事电稿》第95页载:“昌衡严令不准取夷人一物,不能因粮,是以缓人。”

《民立报》1912年9月10日载:“我军到时,对于蛮人,即一草一木,不得妄取。”

《国民公报》1913年3月7日《乡番之呈文》载:“尹都督此次亲征,护教保民,仁爱无比,并准呈诉困苦,莫名感佩。况赵督已除,夙愤已释,且尹都督所带军队,愿为保护边地人民,维持宗教起见,并无苛刻行动。如巴塘、盐井一带投诚,诸蒙优待,不咎既往。乡城一隅,亦恳垂怜抚恤,永作良民,不萌他志。投诚之后,再行呈诉前冤。”

为严肃军纪,尹昌衡严禁在战争中“泄愤私杀”,并警告“倘有失律,定处严刑,害国误身,悔将何及?”1912年10月,有两名管带失律而被正法。1913年3月8日,成都《国民公报》载尹昌衡《整顿纪律之训令》称:“军队最贵服从命令,尤须统一,弁髦命令,难操胜算之权;妄行调动,实犯兵家之忌。”顾占文、朱森林虽同是功臣,但一个“迳调喇嘛丫军队”,一个“迳以已意擅撤重镇”,尹昌衡对他们也毫不客气,依然表示“奉命而行,虽败不加罚,逆命而行,虽胜必有刑。”

 

第八章   西征意义大如天

 

从历史的全局审视,尹昌衡西征绝不仅仅是关系川边一隅的一个局部事件,而是一起关系国家主权和川藏稳定大局的天大事件。西征军壮军民之士气,为外交之后盾,向侵略者表明: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解决西藏问题!向煽动内乱者宣示:藏族人民心向祖国!向中国命运的决策者提醒:稳藏必先安康!所以,无论是从捍卫国家主权所起到的重要历史作用来看,或仅仅是从“固川保藏”这一历史功绩来看,尹昌衡西征都值得我们永远纪念和高度评价,定当光耀史册!

 

第一节      强外交  主权得保

 

从1912年5月尹昌衡开始筹划西征,到1913年9月尹昌衡离开川边,大约历时一年半时间。期间,大小战役数百次,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

细考西征经过,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12年5月至7月10日,为筹划西征阶段;

第二阶段——1912年7月至9月,为快速平叛阶段;

第三阶段——1912年10月至1913年3月,为击退藏军第二次反攻阶段。尹昌衡返成都后回到川边,巡查边防。指挥西征军击溃自波密、乍丫、盐井、巴塘反攻的藏军。

第四阶段——1913年4月至6月,攻占稻城、乡城,稳定川边大局。

据中国同盟会员程泽湘评议川事《宣言书》载:“尹督西征,剿清边缴,新建州县三十有余。”

分析民初西藏问题的外交谈判,亦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都是以西征的进退为进退,以西征的成功为成功。西征在战场上的胜利,直接为政府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谈判方案。这个谈判方案,使北京政府由被动为主动,尽占先机,直至最后胜利。

外交谈判第一阶段——1912年6月10日至7月10日,以宣布尹昌衡西征为开端。6月14日,北京政府正式电令,尹昌衡率川军入藏平叛。6月17日,英驻华公使朱尔典就尹昌衡西征提出质询。6月22日,外交总长陆征祥依仗第一支西征军已自成都向理塘出发,交涉态度明确了许多:“川兵入藏,全为平乱,至希英国严守中立。”6月23日,朱尔典往见袁世凯,指责川军进藏平乱:“如果中国政府调兵入藏,扰乱地方,牵动大局,所有责任惟中国是问。”袁世凯则答复:“民国政府因西藏动乱而出兵征讨,属当然权限内,断非他国所容喙。”

朱尔典又警告说,如果川军进入西藏,“英王陛下政府将不会向中国提供任何贷款。”

外交谈判第二阶段——1912年7月至1912年9月,尹昌衡西征中的交涉。7月10日,尹昌衡率西征大军自成都出发,直抵炉关。即派联队长朱森林直逼理塘,于7月12日、14日,顺次攻克三要隘。大军西进,捷报频传,“军民鼓舞,声威既树,贼胆顿寒。”8月1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重申中国政府的领土立场。8月11日,中国政府顶住英国压力,向汇丰银行借款四十万元,分给尹昌衡作为讨伐军费,并令尹昌衡督师全速前进。8月13日,北京政府发表《满蒙藏之主权五事》声明:“民国对于各国侨民力任保护,各国不得借保护侨商为名,增加军队及分派驻扎等事;现蒙、藏乱党反抗民国,是当国际公法所不许,外人不得为蒙、藏乱党之主使者。”这实则是告诫英国政府勿干涉西藏问题。

中国政府之举动,令英国政府极其不满。8月17日,朱尔典奉英外交大臣格雷之命,向中国外交部正式提出五点抗议:

第一,英政府虽正式承认中国对于西藏确有上邦之权,然不能承认中国有干涉西藏内政之权。缘按照条约,西藏内政应归西藏官吏自行处理,且一千九百零六年中英续订印藏条约第一条曾经声明。遇有应行设法之时,彼此随时设法将该约内容各节切实施行。

第二,按照此种根据,英政府对于中国官员近两年在藏占夺行政权限之事,概不承认,即袁大总统四月二十一日所发命令,谓西藏与内地各省平等;又谓西藏地方一切政治俱属内务行政范围各语,均不能承认。英政府兹特正式宣布,不能承认此宗对待西藏政策,并劝告中华民国不得再任官吏有上言干预西藏内政之事。

第三,中国选派代表,随带相宜护卫,驻扎拉萨,劝导西藏外交事宜之权,英政府固愿承认。惟中国于拉萨或西藏驻无限制兵队一节,英政府不能承认。

第四,英政府力请将上言各节,订成条约。此项条约成立之后,方能承认中华民国。

第五,现时印藏之交通,对于华人应作切实断绝,俟此项条约成立之后,英政府探夺情形,酌量开放。惟此宗办法,与现行驻扎拉萨之中国兵队无关。缘本馆已告知袁大总统,所有拉萨在中国兵队,如愿退出,均可假道印度遄归中国。

解读此照会内容,要害有三点:

一是以所谓“上邦权”概念,偷换中国政府对西藏之主权;强调西藏地位的特殊性,伺机牟利。

二是以承认中华民国的条件相要挟。

三是以切断民国政府借印度与西藏的交通相胁迫。

就在英人施压之际,袁世凯收到了8月23日尹昌衡的电告:“川兵西入,无战不捷,克复收抚,十已七八”。袁世凯闻电大喜,于8月31日致电尹昌衡,令率军乘胜挺进。

外交谈判第三阶段——1912年9月至1913年6月为西征取得第一阶段胜利后的交涉。尹昌衡西征近两个月,势如破竹,刘瑞麟所带先锋队已抵察木多。1912年9月12日,胡景伊电呈袁世凯:“尹都督电称贡觉已攻开江卡等克日可定”。同日,尹昌衡电告袁世凯:“兹既昌都入手,巴安解围,理塘克复,贡觉收回,继定三岩,旋收同普、三瞻,白玉得以布防,稻坝、乡城哀求降服。川边全境,一体肃清。”

针对朱尔典9月7日向中国外交部提出的抗议:“如中国不答应的话,英国当以实力帮助西藏独立。”尹昌衡认为军事上的胜利,已经为外交上的成功赢得了先机,只要有“喉舌继其后”,外交谈判也“交涉匪易”。《民立报》1912年9月24日以“西征军里凯歌声”为题,报道了尹昌衡所持态度:“第以近接强邻,动关国际,交涉匪易,进止多艰。昌衡请以生命当其锋,赖诸公亦以喉舌继其后,同声急呼,河山响应,群策并进,坛坫增光,千秋之业,在此一举。”

中国政府以西征大军为后盾,断然拒绝了英国政府的无理要求。中国外交部于12月23日正式具文逐条批驳了英政府的照会,以极强硬的态度对8月17日的英国政府照会作出答复,毫不含糊的明确宣布:

第一,1906年中、英有关西藏的条约规定,除中国外,他国均无干涉西藏内政之权,英国8月17日的照会声称“中国无干涉西藏内政之权”是没有根据的;中国是否改西藏为行省,纯属中国内政,不许外国干涉,但“中国对西藏并无即时改行省之意”。

第二,中国“并无派遣无限制军队”驻扎西藏之事,根据1908年的《修订藏印通商章程》,中国有权派军进藏保护商埠与印藏交通。

第三,承认中华民国是另一问题,不能将此事与西藏问题“并为一谈”。

外交谈判第四阶段——1913年6月至1914年7月,西征取得全面胜利后的交涉。1913年6月25日,西征军攻克乡城,宣告西征主要战役结束、西征战斗以完全胜利而告终。西征的完全胜利有力遏制了英帝国主义欲使“藏人能先将拉萨华兵击败,并将其援军击退,则等至冬季,道路杜绝,英俄自有容喙之机会。进而胁制北京政府,扶持西藏独立,非不能也”的计划。

然而,英帝国主义分裂西藏的野心决不可能轻易改变的。即使武力侵藏计划落空,也要凭借其强国地位,通过外交手段来达到分裂西藏的目的。据《清末民初藏事资料选编》记载,当十三世达赖喇嘛于1912年6月返回亚东时,麦克唐纳即面授机宜:“谓彼将努力与中国人在拉萨交纳,若不能解决,望派我前往调停,吾政府于其行也,告以吾等愿见西藏在中国宗主权之下,实行内部自治,不受中国干涉”。

之后,英国筹备召开的“西姆拉会议”,就是为此目的在外交上的最后一搏。

(一)“西姆拉会议”的性质

“西姆拉会议”是西征停止后英国和西藏分裂势力,企图利用会议来实现其军事上未能达到之目的而召开的会议。会议完全是在英国的一手控制下进行的。会议一开始,“界务”问题便成为争论的焦点问题。在英国的指令下,西藏地方政府抛出了企图将康区纳入其界域内的草案。英国随之抛出了“内藏”、“外藏”之说法。

(二)“西姆拉会议”的主要议题

“西姆拉会议”于1913年10月13日正式举行。

会议由英印政府外务大臣麦克马洪主持。

会议一开始,藏方代表夏托拉抛出要求条款,计有六事:

1.西藏独立;

2.西藏疆域欲包括青海、理塘、巴塘等处并及打箭炉;

3.光绪十九年暨三十四年之印藏通商章程,由英藏修改,中国不得过问;

4.中国不得派员驻藏;

5.中蒙各处庙宇向认达赖为教主,均由达赖委派喇嘛主持;

6.所有勒收之瞻对税款及藏人所受损失,一律缴还赔偿。

11月1日,中国政府代表陈贻范提交驳复条件,计开七事:

1.西藏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其向为中国领土之关系,继续无间;

2.中国可派驻藏长官驻扎拉萨,所享之权利,与前相同,并有卫队二千六百名,除一千名驻扎拉萨外,余一千六百名由该员斟酌,分驻各处;

3.西藏于外交及军政事宜均应听受中国中央政府指示而后行,非经由中国中央政府不得与外国订商;

4.西藏人民之以向汉之故,因而身被监禁、产业被封者,西藏允一律释放给还;

5.藏员所开之第五款可以商议;

6.前订之通商条款如须修改,须由中英两方面根据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四日中英所订藏事正约第三款商议;

7.中藏边界兹于附上之图内约略画明。(原注:此图内将当拉岭、江达等处一律划归川省,图与驳复条件均经邮呈,民国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曾发电陈明在案)

英专员以中藏两方面所争持者界线一层,相悬太甚,遂请彼此开不正式会议,谈判此事。延至十二月十八日,仍无结果。民国三年(1914年)一月十二日,中藏两专员讨论之意见书提交正式会议。二月十七日英专员正式答复,主张分内外藏界线。三月十一日英专员又将调停约稿交出,共计十一条:

1.本约附表内所列之条约,除为本约所更改,或与本约有相异或相背之处外,均继续有效。

2.中英各政府既认西藏为非属于中国统治权,乃属于中国宗主权之

国,并认外西藏有自治权。今订定尊重该国疆界之完全,所有外西藏之内政(原注:选举达赖喇嘛事在内),应由拉萨政府掌理,中英政府均不干涉。中国政府订定不改西藏为中国行省,西藏不有代表于中国议院或类似之团体,英国政府订定不并据西藏或西藏之无论何部分。

3.中国政府现既承认英国以西藏地理上之位置有特别利益,欲西藏建有实力政府,保守附近印度边界及毗连西藏各国之治安。今订定除本约第四款所载外,中国于西藏不派军队,不驻文武官员,并不办殖民之事。如本约签押之日,外西藏尚有该项军队官员与殖民等,应于一月内撤退。英国政府今订定除一千九百零四年英藏条约所载外,不在西藏派驻文武官员;除商务委员卫队外,不派军队;并不于该国办理殖民事宜。

4.上款所述并不阻止中国代表带有相当之卫队驻扎西藏,所驻地点随后再定,惟该项卫队今订明不得逾百人。

5.中藏政府今订定,彼此不以藏务议约。除一千九百零四年九月七日英藏条约,一千九百零六年四月二十七日中英条约所载外,亦不得与他国议约。

6.一千九百零六年中英条约第三款,今订定作废。但一千九百零四年英载条约第九款内所载外国字样,并不包括中国,英国之商务,不得较最优待国之商务受次等之看待。

7.甲、一千八百九十三年、一千九百零八年通商章程今订明作废。

乙、西藏政府今允与英国政府议订新通商章程,以实行一千九百零四年英藏条约第二、第四、第五各款,并速派相当之代表办理此事,所订新章,非经中国政府允许,不将本约有所更改……

8.按照一千九百零四年九月七日,英藏条约第二款所载之驻居商埠之英国委员,如遇有本约发生之事,查得非由通信或别项办法所可解决,必须前往拉萨与西藏政府商议者,该员可于无论何时,随带卫队前往。

9.现以订定本约之故,所有西藏边界,以及外西藏与内西藏之分界,以红蓝线绘明于所附之地图内。西藏政府应在内西藏享有之权利,如选派寺僧、保存关系宗教之事权,缮发委任于酋目及地方官,以及征取向收之租税等事,绝不以本约有所损害。

10.在西藏之廓尔喀、拉达克人,因此次中国官兵之举动受有损失者,中国政府订定偿还卢比四十二万四千八百四十元。

11.本约于签字日施行,中、英、藏文字,俱经详细校对。如有因解

释本约字句而起之辩论,应以英文为准。

英专员交出调停稿后,限中方陈专员“一星期内以允否两字见复,否则即行决裂。”

4月22日,开正式会议,陈专员告以中国政府不能表示同意,会议几至决裂。

4月28日,中国政府电陈专员对调停稿否认,并以否认理由照会驻京英使。

7月2日,英专员照会陈专员,定于7月3日开末次会议,陈专员告以不能签押。

7月3日,在最后一次三方会议上,陈贻范宣布了中国政府的训示:拒绝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同时声明:“凡英国和西藏本日或他日所签订的条约或类似的文件,中国政府一概不能承认。”

未经中国签字的 “西姆拉条约” 全文如下:

中华民国大总统,英国君主兼五印度皇帝,西藏达赖喇嘛,亟愿共同协商解决关于其在亚洲大陆邦国利益之各种问题,并进一步调整彼此各有关政府间之关系,因而决定缔结条约。为此特派全权代表如下:

中华民国大总统特派功赐佩戴嘉禾勋章陈贻范;

西藏达赖喇嘛特派伦兴·夏托拉;

英国君主兼五印度皇帝特派功赐佩戴维多利亚皇家勋章、印度宝星、印度帝国勋章、印度政府外务政务秘书麦克马洪。

各将所奉全权证书互相校阅,俱属妥善,兹同意缔结所列条约共计十一款:

1.本条约附表内所列举各项旧约,除经本条约更改,或与本条约旨意有出入或径相冲突者外,一律继续有效。

2.中、英两国政府,同认西藏为属于中国宗主权之国,并认外藏有自治权,今为尊重该国自治之完全,所有外藏内政(选举达赖喇嘛事在内)应由拉萨政府管理,中、英两国政府均不加以干涉。

中国政府不改西藏为行省,英国政府不兼并西藏境内任何部分。

3.中国政府现既承认英国在西藏地理上有特殊地位,英国欲为西藏建设强有力政府保守印度附近境界及毗连西藏各部落治安起见,今约定除本条约第四条所载外,中国对于西藏不驻军队,不设文武官员,不办殖民事宜。本条约签字之日,如外藏尚有此项军队、官员与殖民,应在三月以内一律撤退。

英国政府亦约定除一九0四年英、藏拉萨条约所载外,不在西藏派驻文武官员,除商务委员卫队外,不派军队驻藏,并不在藏境兴办殖民事宜。

4.上款所载,并不阻止中国驻藏代表,率带相当卫队驻扎西藏。惟此项卫队不得逾三百人。

5.中、藏政府今订定彼此不以藏务议约,除一九0四年九月七日英、藏拉萨条约,一九0六年四月二十七日中英印藏续约所载外,亦不得与其它外国议约。

6.一九0六年中英印藏续约第三款,今订定作废,但一九0四年英、藏拉萨条约第九款内所载外国字样,并不包括中国。

英国之商务,不得较最惠国之商务受次等待遇。

7.甲、一八九三年与一九0八年,关于西藏之中、英通商章程,今订明作废。

乙、西藏政府今允与英国政府议订新通商章程,以实行一九0四年英藏拉萨条约之第二、第四、第五各款,但新章程非经中国政府允许不得变更本条约。

8.驻在江孜之英国商务委员,如关于一九O四年九月七日英藏拉萨条约所载,遇有关系之事,查得非由通信或别项办法所能解决,必须前往拉萨与西藏政府协议者,该员无论何时,得以随带卫队前往。

9.现拟订本条约之故,所有西藏境界与内藏外藏之分界,以红蓝线绘明于所附地图之中。

西藏政府在内藏权利,如选派寺僧、保存关系宗教之事权,绝不因本条约有所损害。

10.本条约用中、英、藏三种文字,均经详细校对,如日后因解释字句有异议时,则以英文为准。

11.本条约自签字之日施行。

中华民国三年七月三日

西历一九一四年七月三日订于西姆拉

藏历木虎年五月十日

(三)尹昌衡西征与“西姆拉会议”

1.尹昌衡大军压境,使“英员不敢太露野心”。据吕昭义著《英帝国主义与中国西南边疆》第151页载:“最使英帝国主义头疼的还是尹昌衡的西征军……中国军队仍往西藏前进,殊有害中英两方之协商。”

2.西藏叛军在强大军事力量的威慑下,妄图独立的嚣张气势遭到沉重打击。

3.袁世凯以西征大军围而不攻为外交后盾。在“西姆拉会议”紧锣密鼓筹备期间,尹昌衡率领西征军,进军到距离拉萨仅200公里的工布江达附近。他致电袁世凯,一面告知叛军在战场上已经彻底失败,已经到了“人心不附,兵溃民怒,内乱将起”的地步,根本没有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资本;一面特意指出:“昌衡当以会议期间骤然进兵,恐与中央电令抵触,非饬未敢轻动,敬侯转呈请命办理。”

在“西姆拉会议”筹备期间,尹昌衡于1913年9月20日致电袁世凯:“噶伦惧我军,遂疑不敢进,屡请将会议地点改移工布江达、硕般多一带……工布江达以西百姓,近以出兵久役,捐粮助饷怨苦之不绝,均愿汉兵早到,俾得安业。宣抚伏查,此时藏中人仍不附噶伦及各番官。所部进扎硕般多等处,屡次集合计划东侵,多数藏兵均以迭经败北,面我兵辄行解散。噶伦潜退,达赖气沮。而波密三十九族百姓投诚后皆密请进兵,愿助军粮并作向导。以上种种,机不可失,应请由宣抚酌带营队前进,与噶伦接洽,确控敌情,并于所至宣布德意,收拾人心,即趁机占领工布江达,进窥西藏……伏恳电示遵行。”

1913年9月25日,尹昌衡咨外交部:“藏事在印度开议内容究竟如何祈电示。”文曰:“急!藏事既经中英两政府议定,各派专员在印度定约开会有期。昌衡自当静候解决……唯现在内容究竟如何?如能详细示之,以便就近切实准备,殊为至要!”

1914年7月,在“西姆拉条约”面临各方签字时,尹昌衡对袁世凯建言:“论外交政策,必先有武装,而后可望和平;即内务行政,亦必有武功,而后涎敷文德。大总统以和平解决为希望,而欲达和平解决之目的正不能不多为之备。”

由于有西征军的军事实力为后盾,中国政府才敢于与英帝国主义不断抗衡,断然拒绝在条约上签字;由于有中国政府的不断抗衡,才出现了弱国赢外交的奇迹;由于有外交上的胜利,才有效地粉碎了西藏分裂势力搞“大西藏”的图谋。

尹昌衡西征,向列强表明: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解决西藏问题,其分裂我西藏的野心决不会得逞。1914年2月7日,驻英公使偕同使馆书记、汉务参赞巴尔敦氏赴外交部,当面向外交总长陆征祥声明:“该国政府并无占据之事,嗣后对于西藏严守中立。中国再有用兵之举,英国决不干涉。”据吕秋之著《中英西藏交涉始末》第194页载:“英人恃势要挟,而我方极力坚持,由此可观之一二。我国当局在交涉上,较以前有较大进步。”

 

第二节   阻分裂  民族统一

 

1912年6月,英帝国主义煞有介事地派遣军队护送十三世达赖喇嘛回藏,并派兵进住中印边境纳汤,作为对中央政府的威胁和对藏乱的支持。

在这种背景下,达赖气焰格外嚣张,煽起了自上而下的全藏叛乱,一面驱逐汉兵汉民,一面将打箭炉、河口间电线割断。并发布伪示,召集叛兵数万人,杀戳内地军队,侵占川边州县,“骎骎乎深入内地矣。”

来势汹汹的叛军,在尹昌衡“恩威并举”的攻势下,不到三月就溃不成军,“多数还选择投诚”;“喇嘛之一部分,皆暗通华人方面”,“或自愿充作向导或则接济华兵食粮”。

1912年9月10日,尹昌衡致电袁世凯:“昌衡出关,纯用仁抚,不戳一夷。所至向风传檄,边藏畏服。”

西征军在战场上的胜利,对叛军产生了巨大的震慑。到1912年9月,叛军再也无力支撑,产生了求和的愿望。

9月1日,达赖喇嘛派堪布二人前来议和,提出条件大致为:

1.恢复达赖喇嘛教权,加崇封号;

2.华人对于佛教和僧寺,不得仍前侮慢;

3.西藏行政重大事宜,可与华官商议,惟不得于西藏改设行省及视为领土;

4.中国不得于拉萨驻扎兵队,办事官、兵限制二百人;

5.撤退尹司令征藏兵队。

旋经国务院会议议决:

第1条恢复达赖教权可照允,惟须加入达赖不准干预政治字样;

第2条可照允;

第3条改为西藏重大行政问题,藏民有陈请权,由中央政府察择施行,俟藏局安定后,中央政府如何改设行省,达赖不得干涉;

第4条限制中国兵队,应取消;

第5条改为现在一面电饬川军缓进,一面另派兵赴藏镇抚。

中央政府对达赖议和条件的逐条修正,表达了中央政府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统一的决心。

尹昌衡亦认为,叛军在强大军事力量的威慑下,妄图独立的嚣张气势已遭到沉重打击,内部已经出现明显分化,此刻应当采取怀柔政策。据《民立报》1912年9月12日载:尹昌衡对达赖议和表示“谨查边藏夷情,非恩德深得其心,难保长治久安,就我范围”。他进而提出:“方今库通鸱张,外交棘手,大总统权衡缓急,对于西藏策取怀柔,崇达赖之封,复噶伦之职,派员慰问,温语抚循,孤诣苦心,普天共谅。”

据《西藏六十年大事记》载,达赖喇嘛得知尹昌衡对议和的态度后,“即派人赴打箭炉,与尹昌衡进行谈判,都以‘藏民与汉满蒙回民族一律平等’为前提,承认‘西藏领土仍在中国政权之下’。”

1912年10月,尹昌衡集结精锐部队于昌都,命黄煦昌为司令,统领昌都军事,营长张茂林为征藏前锋;令刘瑞麟率本部兵力集结于俄洛桥,将藏军降者五百人,收编为西征军前导队,待令直进拉萨。

西征军严阵以待,对于和平解决西藏问题起到了最直接的催化作用。

10月15日,十三世达赖经驻藏办事长官由印度致电国务院,再度提出议和条件:

1.藏人当与汉人有相等的权利;

2.民国政府每年辅助西藏五百万两;

3.藏人得以西藏境内矿山,自由向外国人抵借;

4.藏人得自由练兵,民国政府不得干涉,但承认内地军队一千五百名派驻西藏。

5.一切官制,虽按民国政府规定施行,而人才则采用藏人。

10月22日,经总统府及国务院反复讨论,决定:

1.第1条藏人与汉人享有同等权利,临时约法第五条本有明文,绝无抵触。第5条官制并任用藏人为官吏,亦无异议。

2.第3条以矿山自由为外债之担保,实为侵害领土主权之行为,绝对不能承认。

3.第2条请求补助费及第4条自由练兵,其理由如何,须说明之。并将决定事项转知钟颖,同时派遣与达赖有亲交者,与之交涉,并将交涉经过,详报中央。

10月28日,中央政府采纳尹昌衡的意见,明令恢复达赖喇嘛名号。令云:“现在共和成立,五族一家,前达赖诚心内附,以前误解,自应捐释,应即复封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以期维持黄教,赞翊民国,同我太平。”

袁世凯另以大总统名义致函达赖。函云:“接贵喇嘛致喀沁王贡桑诺布书,以联豫诬参冤革,川军扰乱藏中,至今未靖,欲会商中央政府,按照前辈达赖喇嘛订定旧章办法,请转问当道妥为相商各节,具征贵喇嘛倾心中央,赞成共和,戢定兵乱之善意,本大总统深为嘉悦,应将贵喇嘛位号封复,仍请主持黄教,同我太平。其办理不善之联豫,业经撤任听候查办,其滋事军队,亦经分别退伍。应如何规复藏中旧制之处,即派员商办。”

为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中央政府以最大诚意,采取两大措施:

(一)由蒙藏事务局派宣慰员杨芬赴藏,拟劝达赖翊赞共和

因川边战事扰攘,须由海道经印入藏,被阻于大吉岭。该局另派委员喇嘛二人,翻译一人,同在中途遇阻。1912年9月,外交部派佥事恩厚往英国使馆交涉,要求准许中国委员入藏,被英人拒绝。12月8日,江孜监督史悠明电称:英人不给杨芬入藏护照,是印督准达赖之请,不准汉人进藏所致。

杨芬滞印不能入藏,乃与达赖直接联络,据其12月22日致国务院函称:“芬奉委赴藏,行至大吉岭,印督不给护照,阻止前进,极力设法不能入藏。再四思维,惟有电达赖,宣布共和大义,晓以将来利害,劝其早为投诚,以免百姓涂炭。”

电往数次,方始获复。达赖答非所问,对杨芬所劝“王顾左右而言其他。”足以说明十三世达赖骨子里仍不愿立即与中央沟通,乃在等待俄蒙协约结果,再定行止的心态。

中央政府再度商请英人假道。11月28日,英使偕参赞巴尔敦函知外交部佥事曾宗鉴,仍假道事断然拒绝云:“迳启者,昨日面谈贵政府拟派大员假道大吉岭前往册封达赖事,已将尊意转达朱大臣,朱大臣以英国政府所颁训条,均于节略中详载,并无遇有特别情形可作特别办理一条,所请派员假道印度入藏一事,仍难照办,实为抱歉,顺颂日祉。”

中央政府对藏行动并未因此中止,再派遣马吉祥、姚宝来为册封专使,于12月17日自北京出发赴藏。

临行前一日,大总统袁世凯特来训告:“西藏为中国之门户,此次达赖倾心于共和,诚五族之幸业。但达赖终下知共和之利甚多,一到西藏,速将中央政府之情形,及中央对于西藏人之所有希望,向彼等十分解说。至其余中央与西藏之融洽方案,可与钟颖办事长官、尹镇抚使等协商后,适当处置之。”

1912年12月14日,中央政府为排除英人对中央与西藏之直接联络再度作梗,命外交次长颜惠庆约晤朱尔典,口头答复英使八月十七日所提节略,要点有六条:

1.按照从前中、英所订各项条约,中国对西藏享有充分主权;

2.中国无意改变西藏现状;

3.中国派驻西藏之军队,为履行条约义务及保障藏境安宁所必需;

4.中、英之间现存条约,已足申明一切,殊无更订新约之必要;

5.承认中华民国,不仅有利于中国,英国受益尤大;

6.截断印藏交通,有违友睦惯例,深望英国早日予以解除。

12月18日,中央政府决定,以温宗尧、王人文为西藏宣抚使,招抚西藏。

(二)劝达赖来京,直接协商有关事宜

据《英藏交涉始末记》载:“西藏军既为西征军所败,达赖为之气馁,无最后接续奋斗之勇气,遂私款蒙藏事务局,而授意于民国媾和”。

据《民元藏事电稿》载,袁世凯颇为得意,以胜利者的姿态邀请达赖来京面商。他在复电中称:“顷阅来电,具念共图和平,联合五族之意,良深欣悦。前此汉番多事,皆由政府与贵喇嘛隔阂,嗣后文电往复,彼此诚意,皆可通达,实汉番之福。前已电致贵喇嘛转饬所属停战,想弘宣佛法,慈爱为怀,必已照办。现特派专员赴藏,奉劝贵喇嘛来京,直接商办善后一切事宜,使汉番同享幸福,则贵喇嘛之功德无量矣。”

达赖谢绝政府劝告,唯恐来京有所不利,遂以下列藉词相推:

1.目下西藏人民奉达赖为教主,无论何事,皆据达赖之命令处理之,此时若离西藏,恐起内讧;

2.西藏军心,服达赖之威望,故严守纪律,若达赖赴京,不能保其平稳;

3.西藏一切交涉,皆达赖自为处理,故不能遽立西藏。

袁世凯锲而不舍,再电达赖:如不能自行来京,可派代表前来协议。

1912年12月29日,十三世达赖喇嘛电告驻印交涉官扎喜旺堆:“承认共和之意,业已电致大总统。”

由此观之,十三世达赖喇嘛已对其分裂西藏的行为有所收敛,已对民国中央政府鲜明表态“承认共和”,已对中国大总统直接联络,共商藏务。1913年2月3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又命令边务大喇嘛洛桑吉麦结:“致云南都督蔡锷,恳息战缓兵,并恳委员到境查办。”进一步表明了尹昌衡西征对震慑西藏分裂势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历史作用。

 

第三节   入史册  意义重大

 

尹昌衡西征,为中国历史谱写出五个第一:

第一,西征是中华民国开国以来,以保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统一为目的第一次战争。据《协和报》1912年9月7日所载尹昌衡对西征的明确表态为:“民国初次用兵,一蹶必擒大蝇。”

第二,尹昌衡西征,用兵不过五千人,面对数十万叛军,却纵横数千里,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创以最少兵力,最快时间,平息川边动乱之第一奇迹。不但恢复赵尔丰建立的三十二个县的设治,也有效阻遏了西藏分裂势力以武力侵占川边的图谋,巩固了川边的行政格局。虽然民国时期康藏纠纷与动乱迭起,但各县的行政格局大都维持未动,从而为后来的西康建省立下奠基之功。

第三,西征大军的声威,为中央政府外交谈判提供了坚强后盾,取得了民国开国以来第一次外交上的胜利。

第四,尹昌衡西征,威德第一。1913年6月,全边土司暨驻炉番商僧俗夷民”所呈《致袁总统及各省都督、议会电》称:“尹督来边,不但未尝杀一夷人,并未杖一夷人;不但未取我夷人一钱,并且厚加抚恤。我夷人兴灭继绝,土司大族,人人保全,并且讲经说法,提倡佛教,全边人民,爱如父母。所以满清以前未投入之土司,一律投诚,支差纳兵。尹都督勾胥粮绝,皆愿献粮。所支之差,事倍前清,民无怨辞。各寺喇嘛,皆供俸尹都督之像,呼为生佛。全边僧俗,莫不拒绝藏人。藏人近亦传尹都督之贤良,人人愿降。即是汉人共见共闻,皆称尹都督是护身佛,一口同音。所以乡城赵尔丰攻入逾月,尹都督一到即下,因招抚良民已经过三分之二。此事中央各省不知,我边人无不知之,即四川人民亦皆知之。”

第五,在中国历史上,尹昌衡是第一个以民主共和的执政理念,分析藏乱的原因,提出平叛与治理的策略,实施平叛与治理方案,取得平叛的宝贵经验。是他首先认识到,藏区反叛的首要原因是酷吏横行,没有议会监督官吏,民情没有上达渠道;没有报纸疏通下情,导致民怨越积越深,最终爆发。1913年2月乡城的投诚《呈文》就是例证。文曰:“尹都督此次亲征,护教保民,仁爱无比,并准呈诉困苦,莫名感佩。况赵督已除,夙愤忆释,且尹都督所带军队,愿为保护边地人民,维持宗教起见,并无苛刻行动。如巴塘盐井一带投诚,诸蒙优待,不咎既往。乡城一隅,亦恳垂怜抚恤,永作良民,不萌他志。投诚之后,再行呈诉前冤。”

尹昌衡西征,还具有符合边藏民众意愿的含义,成为了人心所向的正义之举。所以,西征一开始,就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西征的胜利,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了藏族人民心向祖国,反对分裂的意愿。尹昌衡前军不过数百人,由昌都直趋工布江达,沿途几乎未遇一点抵抗,如果不是袁世凯迫于英国压力连下“十道电令”阻止,尹军有绝对把握直入拉萨,彻彻底底地弭平藏乱,驱除帝国主义和分裂势力,边藏就不会有此后的长期动乱。

尹昌衡西征,亦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稳藏必先安康”这一历史经验和战略思想的正确性,为后来治理边藏提供了实践经验。

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尹昌衡不畏艰险、挺身而出毅然决然的率军西征的话,那么,自清代以来,花费巨大精力经营川边的“安康援藏”计划将有可能化为泡影;如果没有尹昌衡的军事行动及时挫败帝国主义欲以实力“助藏独立”的话,那么,英国也用不着煞费苦心地召开“西姆拉会议”了。正是因为尹昌衡西征的胜利,巩固了川边,遏制了“西藏独立”,英国才匆忙要求召开“西姆拉会议”,伙同西藏分裂势力,炮制“内藏”、“外藏”之说,企图利用会议来实现其军事上未能达到的目的;如果没有尹昌衡在军事上对叛军的沉重打击使其彻底服输的话,那么,达赖就不会主动议和;如果没有尹昌衡西征击溃叛军,收复失地的胜利,那么,西藏就会重蹈外蒙的覆辙。

综上所述,正是有了尹昌衡这样的英才,才造就了西征平叛大获全胜的时势,创下了“五个第一”的史实,为中国近代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第九章    励精图治营川边

 

第一节  尹昌衡在川边的任职与权限

1912年8月,代理四川都督胡景伊提请中央政府任命尹昌衡为“边藏宣慰使”,中央政府鉴于“藏事须与英人交涉办妥,方能宣布,此时尚多窒碍”,未予同意。

8月31日,袁世凯致电黎元洪:拟授任尹昌衡为川西镇边使。电称:“尹都督此次剿办边番,极为得手,拟仿伊犁镇边使之例,授以川西镇边使,节制川边文武以下职权区域,皆如川滇边务大臣之旧,庶可专一事权,整顿地方”。

9月25日,尹昌衡又提出在炉城设立边藏镇抚府,以为边地建设的总领机关。中央政府鉴于“刻下藏事磋商,尚未解决”,再次予以否决。

9月26日,中央政府任命四川都督尹昌衡兼川边镇抚使。

9月28日,尹昌衡电北京政府:不如定名为关西镇抚府。他的理由是:“川边名称,对内固为适宜,对外则有利弊,盖边藏界址,素难分析,南北两路,幅员尤宽,非趁此经营,则他人反可借口川边二字,蹙我范围。一经失败,不可收拾。查边、藏皆在炉关以西,不如定名为关西镇抚府,目前字义浑含,外人莫由干涉,将来努力充足,凡事便于扩张。”为此,尹昌衡也有意置前军司令于昌都,待机西进,“以避入藏之名,而成制藏之实。”

中央政府仍同样否定了他的意见。尹昌衡认为伺机平定西藏之志难以遂愿,即提出回任四川都督的要求,由胡景伊接任川边镇抚使。

中央政府断然拒绝了尹昌衡的要求,并令他“暂以川边为限,毋得轻进,免生枝节。”

1912年10月8日,国务院电复尹昌衡:准改称为四川关西镇抚使。

10月10日,中央政府授予尹昌衡陆军中将加陆军上将衔。

12月25日,大总统袁世凯颁令:优奖尹昌衡肃清川边勋绩,授予二等文虎章。

1913年1月24日,尹昌衡忧劳成疾。国务院电令:镇抚事宜暂由邵从恩、李延逵代拆代行。

6月13日,袁世凯解除尹昌衡四川都督职务,改任川边经略使。正式任命胡景伊为四川都督。

6月17日,尹昌衡发出通电:“食已尽矣,兵已穷矣,权已夺矣,迫已甚矣,惟有必败”,声称解职。

7月3日,尹昌衡赶回成都。胡景伊心虚胆怯,移驻城北昭觉寺。四川省议会以胡景伊擅离职守,决议请尹昌衡仍回川任都督,并通知胡交出印信。议长胡骏连续致电北京政府,挽留尹昌衡,均遭驳斥。

时骆成骧来拜访尹昌衡。

尹昌衡在老师面前坦诚相告:“我个人进退荣辱得失,倒也无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职。不过,现在老袁还给我挂了个川边经略使的职,那边事我就不能不管!我准备马上就回雅安理事,我现在唯一不放心的是胡景伊,不仅是为川局,也是为康区。川局如何,决定了康地的局势,四川是康地的根。”

骆成骧接着谈了他个人对胡景伊的看法,认为胡景伊目前还不是袁世凯的人,他之所以躲尹昌衡,是因为怕尹昌衡。“袁世凯虽然给了他四川都督的桂冠,其实他是光杆司令一个。川省的五个师长周骏、熊克武、彭光烈、孙兆鸾、刘存厚。周骏是个老资格,拥兵自重,他指挥不动;熊克武是个激进派,他能去找吗?其余彭、孙、刘三个师长都是你的人,他指挥得动哪个?哪个肯听他的?还有,你同国民党人董修武、傅常这些要人关系也好。你在成都的这些天,老袁免除了你的四川都督职,民众怨声很大,迎尹拒胡的标语贴得到处都是。他胡景伊成了孤家寡人,在这种情况下,他既在躲你,又在等你!”

“等我?”尹昌衡有点不解的问。

“等你去与他草签城下之盟!希望与你井水不犯河水,各取所需,并尽可能得到你的帮助。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

尹昌衡点了点头说:“这么说来,胡景伊目前还并不是老袁的人,是老袁的权宜过渡者,是我们可以利用的?”

“对!”

“高明!”尹昌衡本来有些困顿的心豁然敞亮,不禁说:“老师是个有学问的人,有真知灼见。为了大局,我就去迎合他吧!”

尹昌衡见老师露出喜悦的神色,马上趁热打铁提出了要求:“值此多事之秋,昌衡身边若有一个老师这样的高人随时指点,该有多好!”

“实不相瞒,我今天就是来毛遂自荐的!”

“恩师愿跟我到那川边苦寒之地去?”尹昌衡喜不自禁。

“正是”。

“这实在是昌衡不幸之中的万幸!”尹昌衡欣喜之余,心中有些过意不去,“成都是多么好的地方,历史上就是温柔富贵之乡,恩师要功名有功名,要学问有学问,要人品有人品,恩师愿离开成都,随昌衡去川边受苦,叫我心中如何过意得去!”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目下川边何等重要,正是用人之际。老夫今年四十八岁,还不算太老,若经略使看得起,我愿追随左右,即便将一把老骨头洒在川边也在所不惜!”

尹昌衡非常感动,当即礼聘骆成骧为经略府总参议。

在骆总参议的安排下,胡景伊单人匹马来拜访尹昌衡。

尹昌衡立刻盛情相待,推心置腹地说了川边大事。

心诚则和,和能解难。很快,双方达成了一致,议决为三条:

1.双方同时在成都就任新职,以后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四川及川边的安定;

2.四川如何向川边提供财力上的支持,也初步达成协议,具体事宜待下来由当事人详谈;

3.国事走向,以国会决议为准,任何人胆敢违抗国会决议,双方共诛之共讨之。这一条,尹昌衡觉得是此次的最大收获。正如事前骆成骧的分析:只要他承认胡景伊,胡景伊就会答应与他共同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

作为回拜,尹昌衡去了北郊外的昭觉寺。他和胡景伊细谈了许多要事,当晚宿在昭觉寺。

7月5日,尹昌衡与胡景伊两人同时在军政府所在地皇城明远楼宣誓就任新职。尹昌衡就此电告黎元洪:受任川边经略史之职。

于是,闹了很多天的尹昌衡回成都夺权的流言自破了,“迎尹拒胡”的浪潮平息了,蓉城又是花红柳绿、歌舞升平,恢复了往昔的繁华与平静。

7月11日,袁世凯加委尹昌衡兼川边都督。

7月15日,尹昌衡通电全国:就任川边经略使。电文曰:“昌衡前以未坐新克,财尽兵单,前第不测,后援不继,故于经略之命,未敢轻就,诚恐有一不当,危身误国,屡电恳辞,均未得请。中央催促,各省劝驾,责以大义,义不容辞。忧念时局万难,我大总统尚勉励支持,巩固民国;昌衡何惜一身,不思报效?若再坚持,似不近情。兹已于7月5日受经略之职,遵令力疾任事,勉竭驾钝,额全领土。”

8月2日,尹昌衡离开成都,起程赴打箭炉。

8月4日,熊克武在重庆宣布独立,拉开了川人反袁的战幕。

8月25日,西征军护卫团长张煦在打箭炉打出了“护法讨袁”的旗帜,拥兵独立。

9月15日,袁世凯发布“通缉张煦令”,曰:“该逆历受荐拔,充当要职,竟敢不顾大局,公然背叛,响应熊逆克武,私称独立。”由此可以看出,袁世凯对西征军首领有了戒心。

9月20日,尹昌衡致电大总统:“军民请求进窥西藏,愿助军粮并作向导。”袁世凯电令:“不可冒昧轻进致酿交涉。”

此后,袁世凯政府多次电令尹昌衡:“暂以川边为限,毋得轻进,免生枝节。”

由于西征入藏受阻,尹昌衡甚为愤慨。于10月28日致电黎元洪:“扶病入都,面陈边情。”并举荐颜镡护理经略使。

11月8日,国务院致电尹昌衡,奉大总统令:“准给假三月,来京就医。”

据《止园自记》载:镇炉二月,袁公召余议边事,余奉命即行,军皆曰:“西康于前清三百年,不获大定。经略以疮痍之余,当十倍之众,转战一载,威德开昭。经略去,奈国土何?且荒远乏食,樵苏后缺,士卒恒苦饥,所以无归志者,经略在也。弃此而去,长城崩摧,愿无发。”

尹昌衡慰曰:“暂别耳,中央非变置,期三月必返。”

众要尹昌衡订约,乃为盟书三,“汉夷各一,饮血合契而后行。”

当地民众劝尹昌衡不要赴京,是因为尹昌衡对他们有恩,而舍不得他离开。一些政界显要人物劝尹昌衡不要面见袁世凯,则有更深的政治内涵。

当尹昌衡已到嘉陵江时,颜楷追上来告诫尹昌衡:“功成身退,子其戒之。”历史有时会有惊人的相似,岳飞三十岁踏破贺兰山阙,正待直捣黄龙府时,被十二道金牌招回,等待他的却是“风波亭”。尹昌衡三十岁挥军直逼拉萨时,被袁世凯十道电令叫停,等待他的会不会也是“风波亭”呢?颜楷对此有疑虑,尹昌衡心中亦有不祥之兆,但又有什么办法呢?他只有以诗自慰:

巍巍岳王坟,瑗瑗生愁云。

倘令达所志,谁能撼其军!

到了汉阳,尹昌衡去拜会黎元洪。黎元洪知袁世凯甚深。他知道尹昌衡这样的人才对袁世凯来说,如果不能为己用,也不能放虎归山。他提醒尹昌衡:“君勇且刚,不慎,祸且及。”

其实,尹昌衡自己也深知赴京之行暗藏杀机。因此,他也为赴京作了周密的准备。他11月7日启程赴京,11月8日就电告北京国务院各部、局、武昌都督府、民政署各机关、重庆镇守府、观察署、县署、宜昌观察署转各报馆登载,颜护使转各兵区长、各军官、士卒等,发布了《告全国人民书》的通电,将自己赴京的起因、行程、目的一一告知国人。

通电全文如下:

昌衡此次入京,系为边军请命,以解倒悬。临行与诸军约,诸军誓死守地以待昌衡,昌衡拼命星驰以救诸军,辛苦赞同,一刻无忘。是昌衡有南霁云食不下咽之苦,与申包胥立依庭墙之情。每思边军饥寒,昌衡多延一日,则边军多受一日之苦。是以五中欲裂,一息难安,昼夜兼行,水陆无滞。譬之婴儿失乳,但知投怀溺嫂待援,不遑为礼。微为职有专司边务外,绝口不谈他事,更因病剧神疲,于谒见大总统、副总统、参众院、国务院陆财处各部、蒙藏事务局,专陈边事外,一切谢绝宾客。凡同寅同学同乡同宗及交游故旧各友,概不接洽往返迎饯宴送,借养贱躯沉疴,遥分士卒苦趣。凡百君子,异地皆然,疏之慢衍,当能曲谅。一俟边局义安,少有余闻,再罄款私,此则昌衡之所深愿耳。临电歉仄,诸惟涵照。尹昌衡叩佳。印。

解读此通电,表达了五层意思:

第一,这次进京,除了为边军请命外,没有他事;

第二,边军已处于饥寒交迫的倒悬之中,如婴儿断了奶水,嗷嗷待哺;

第三,自己与边军立下誓约,边军拼死坚守城池,等待尹昌衡进京请援有果而归;

第四,一想到边军的艰辛,自己就寝食难安,唯有拼命星夜兼行疾驰京城,尽快获助;

第五,到京城专办边事,谢绝各方宾客,望谅。

这份通电,从表面上看是上述五层意思,但从深层次研读,却含有“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深意。有了这份通电,尹昌衡就可以“圣人无畏故无败,无执故无失”的心境,坦荡面对可能发生的不测;有了这份通电,尹昌衡在京如遇不测,也算对翘首以望的边军,对饮血为盟的藏族同胞、对全川的父老乡亲、对全国民众、对边藏青史有一个明确的交待。

这份通电,从客观效果看,亦有此地无银三百两,“机关算尽太聪明”的负作用,加重了袁世凯对尹昌衡忠心的质疑。

11月17日,尹昌衡入京。国务总理熊希龄安排他在前清摄政王的一处府第下榻。

入住之后,尹昌衡往见袁世凯。

袁世凯破格降阶迎接,赞扬尹昌衡“为国边防,劳苦功高!”

“为国护边,是军人本职,昌衡不敢言功高!”

袁世凯又赞道:“经略使不愧为我西天一柱!”刚说完,袁一挥手,军乐队奏起了军乐,一个年轻的军官手捧闪光的托盘大步而至,袁世凯从中拈起一块金光闪闪的“勋二位”奖章,别在尹昌衡胸前。

军乐声中,掌声阵阵。从袁世凯简短的讲话中,尹昌衡才知道这是袁大总统特地为他举行的授勋仪式。

仪式结束后,袁世凯很关切地对尹昌衡说:“经略使年来经营川边,很辛苦,现在来了北京,先不忙谈国事,休息休息,调理调理。”他看了看陪坐在侧的熊希龄,问:“经略使下榻处准备好了吧?”

“好了!”熊希龄欠了欠身子答道。

尹昌衡惊讶了!原说让他进京禀报工作,怎么要让他长住了呢?他赶紧站起来,向袁大总统行鞠躬礼:“感谢大总统垂爱,昌衡身体不错,原也没有作长期休养的准备。昌衡临行前与川边民众下属有约定,一旦接受了总统垂询,就立刻赶回去,川边事多!”

“经略使年来功勋卓著!”袁世凯说得字斟句酌,细细打量着尹昌衡的反映,“你的西征,已圆满完成了任务。我让你进京,其实也没有什么要问询的,也就是让你进京休养一段时间。另外,也好随时就川边问题,向你问询。不知你急着回去有何要事?”

“我西征将士身兼重任,目前处境困难;而西藏达赖方面与我隔江相望,虎视眈眈,后方川中方面也靠不住,胡景伊原先答应供应我粮食、军械等等都未能如数供给,民生亦待抚恤……”

袁世凯听得有些不耐烦了:“有的是时间,这些,我们改日再谈!”

袁世凯话音刚落,礼仪官闪身而进,腰一弯,手一比,“请吧,尹将军,车已经等在外面了!”

北京的王公府第虽多,配给尹昌衡的摄政王府却是其中最好的府第。高墙深院中,大院套小院,楼台亭阁,鱼池假山,应有尽有,移步换景。尹昌衡在偌大的府中选了一处清幽小院住下,这小院很像是蜀中民居,黑漆的月亮门,粉墙黑瓦,小院中有花有草,更有鸟雀鸣啁;正对门,在花木抚苏的通道尽头,当中一字排开三间青堂瓦舍。中间厢房,他做了会客厅,左边一间他做了卧室,右边一间做书房。生活是优裕的,有为他专门配备的厨师,有使唤的丫环,有袁大总统指令陆建章派来的一营卫队守护他。生活中缺什么,只要尹昌衡发话,就会及时补给。

尹昌衡无所事事,他每天看报,看得很仔细。从报上看来,与他一起遭到软禁的还有云南的蔡锷、湖北的黎元洪。他清楚了,急于复辟帝制的袁世凯,鉴于已有江西的李烈均兴兵反袁,提高了警惕,最不放心他们三人。于是,将他们三人先后哄到北京,先拉笼,壮己声威;如不吃敬酒,罚酒肯定随后而至……

不久,在一次宴会上,尹昌衡与蔡锷见了面。蔡锷告诉他一个主意:既然袁世凯在短期内不放他们,那我们不如随时去八大胡同泡起,一来乐得逍遥,二来可以麻痹袁世凯,让他以为我们沉醉声色,不再关心国事,这好比《三国演义》中的刘备种菜……

尹昌衡极表赞成,蔡锷答应介绍与小凤仙齐名的殷文鸾与他认识。

尹昌衡见殷文鸾二十来岁,身材高挑,丰满合度,穿一件藕荷色精致绸缎旗袍,风姿绰约。那丰茂的黑发在脑后梳成一条油光大辫,搭在背上,一双又大又黑又深的眸子里充满了深情、探询,还有一丝幽怨。尹昌衡忽然浑身一震,喜不自禁,深感蔡锷的介绍果然名不虚传,她哪里是个名妓?她的身上全无一点风尘女子的妖娆和珠光宝气,分明像个有教养的女大学生!尹昌衡越细看,越觉得她可爱,她文雅中含有坚定,含蓄中潜藏着一团跃跃欲燃的火焰!他俩真的相爱了!

在蔡锷的安排下,京城的小报记者们竭尽渲染,将尹昌衡与殷文鸾的风流轶事传得沸沸扬扬。尹昌衡也不避讳,借报端宣布,他就是要在京城“借屋藏娇,做一个风流将军。”

正当他俩感情日深,一刻难分之际,一贯温良恭顺的鸨母突然对尹昌衡翻了脸,要他拿出三万大洋为文鸾赎身,一次买断。如果半月内拿不出钱,以后就不要来了!

欢乐嫌夜短。转眼之间,限期就快到了。尹昌衡平时没有积蓄,无论如何他也拿不出这白花花的三万大洋来。

这晚,已到鸨母限定的最后期限。文鸾对他竭尽温存,一夜都未曾入睡,只恋恋不舍地看着他,满眼是泪,尹昌衡也是“一文钱憋死英雄汉”,只有紧紧地搂着心上人,喃喃地空加安慰。他们就这样搂着,你劝我,我慰你,百般温存,直到天明。

正当万般无奈之时,门外响起了袁世凯的三公子袁克文的声音:“尹将军起床了吗?”

“还没有起来。”鸨母奉承地声调。

只听袁克文大声说:“我是特来解决尹将军之事的,他什么时候起来,请他来一下,我就在这里等。”

当尹昌衡来到客厅时,袁克文立刻站起来迎接,说:“你的事我刚知晓,我月前去了趟天津,刚回来。”

尹昌衡问:“你刚刚得知我什么事?”

袁克文说:“不是鸨母要你交三万块大洋,才让你领走文鸾姑娘吗?”

“这么说,你是要借钱给我?”

“那可恶的老妈子靠文鸾姑娘给她扒进了多少钱?我这里有她为非作歹的证据!我马上收拾她!我先用汽车将你送回王府,最迟不过中午后,我就把文鸾姑娘给你送回来,如何?”

尹昌衡发现,平时不带随从的袁三公子,今天专门带了一个佩手枪的副官,还有一个戴博士帽的律师。看来,袁三公子要动真格了,而鸨母吓得不知藏到哪里去了。尹昌衡自然喜出望外,上楼给文鸾说了这事,然后上了袁克文的汽车先回王府。

午后,袁克文果然把殷文鸾送回了王府,成就了他们的良缘。

与此同时,京城里的大报、小报,均纷纷报道了这桩桃色新闻。

从热恋中很快清醒过来的尹昌衡意识到,袁克文亲自出马帮他,很可能是袁世凯授意的,事实证明,袁大总统还在拉他、笼络他。

接着,袁世凯心腹陈宦劝尹昌衡放弃回川边的念头,留在北京帮袁大总统成就大业。

陈宦曰:“以子之才,何止专阃,曷留中枢,为我计大事?”

尹回答:“为我复元首,边事实难,非我不克镇,元首必用我,请三年而后来。且我与夷盟,口血未干,言不可食。”于是把与藏人的盟书拿给陈宦看。

袁世凯得悉陈宦的报告后,再次召见尹昌衡,当面对尹好言相劝,许他留在北京担当大任。

尹昌衡答曰:“衡诚知留中枢安且荣,然虎落非羝所能守也。”

袁世凯十分诚恳地提出:你推荐一个能代替你镇守川边的人吧。

尹却答:“诸将有德无才,有才无胆,有胆无学,无以荐。”

袁世凯有些失去耐心地说:那么就非你不可了?

尹昌衡说:“衡为国,非为身也。使衡欲据地作井蛙,岂复舍天府之雄,拓瓯脱之地哉?”

袁世凯说:留下吧!假使边疆出了问题,我不会怪罪你的!

尹昌衡站起身来,郑重地问:“元首当谋国,奈何为一人计功罪?”他见袁大总统正在沉思,又继续表态:“元首欲罢我,即罢我,我不可失信于蛮夷。”

袁世凯气得拂袖而去。

恰在此时,特立独行的中国文化名人章太炎不请自到。

章太炎一见尹昌衡,就“扑通”一声跪在他面前。

“先生,你这是为何?”尹昌衡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赶紧去扶他起来。

“哪个要你扶?”章太炎示意要尹昌衡坐下,表示有话要说。

恭敬不如从命,尹昌衡只得迟迟疑疑地坐在章太炎对面。

见尹昌衡坐好,跪在地上的章太炎向他连叩三个响头:“昌衡,你死了,已经死了,我这是特来祭你!”

“青天白日的,我明明活得好好的,你咋说我死了?”尹昌衡惊讶得把眼睛睁得鸡蛋大。

“我看你是死了,死定了!袁世凯已经把你看成眼中钉、肉中刺,你还能不死吗?”

尹昌衡这才明白了章太炎的意思,不由暗暗佩服章太炎目光敏锐,识见高明,阅人论事,入木三分,不由得长叹一声,“先生实乃中国旷世奇才,你的良苦用心,晚辈领会了,先生请起!”

在尹昌衡的再次相扶下,章太炎起身坐下了,郑重其事的说:“昌衡,你是死定了。不过,我也是死定了,而且,我还要比你早死。到你死的时候,我不能来祭你,所以今天特别赶来,对你嘱咐,等我死的时候,你一定要好好给我做篇祭文。”

来而不往非礼也。章太炎走后,尹昌衡就去回拜。章太炎十分高兴,敲定了在崇丽阁请客饮酒品茗谈心。

坐落在昆明湖畔备极精致的崇丽阁,是久享盛名的皇家园林,不是一般人能随便进的。而章太炎不同,他是大名人,面子也大,他就可以在此请客,除了尹昌衡外,还请了京城里颇有名气的几个文人作陪。

古色古香的崇丽阁里,只摆了一席。席间相当丰盛,山珍海味加美酒。

章太炎发话了:“我们难得聚会,今天要喝就喝个痛快,我们都是文人,”他指着尹昌衡介绍,“尹将军文采也是相当好的,我们不如来行酒令,如何?”

大家拍手称快,都说“可以”。

“行一般的酒令乏味,”章太炎语出惊人:“我们的酒令就以骂袁世凯为题,如何?”

章太炎的提议让大家大吃一惊,面面相觑,想溜又不便,只有默不作声。

章太炎宣布了行酒令的秩序规则:“从我开始依次转,骂得好的大家站起来同贺一杯,骂得不好的,不敢骂的,罚酒三杯!”说完,他率先开骂:“生就一副猪相,心中明亮,明是一代枭雄,却又装猫吃象……”

轮到下面的人都以“不会骂,甘愿认罚”为由相拒,尽管章太炎的脸色黑得都快揪得出水来,他们就是不骂。

最后轮到了尹昌衡,他本来不想暴露自己,不愿得罪袁世凯,可一见到章太炎急得要掀酒桌的神情,深怕被瞧不起,有失脸面,也就心不由己地用大白话开骂:“牛的眼睛大,但不尽看啥都大。西藏大,在他眼中不大,英伦小,在他眼中很大!”

次日,张培爵送来请谏,约他相聚。

相聚之后,张培爵直截了当地告诉尹昌衡,“我今天之所以专门请你来,就是请兄在京的言行以后多注意些!”

尹昌衡听出了他话中有话了,说:“培爵兄,你我不是外人,你可是听到了些什么?”

“你昨天同章疯子(章太炎)在颐和园吃酒,骂袁世凯,现在已是传得满城风雨了。”

“啊?”尹昌衡一惊。

张培爵将一张《新京报》往尹昌衡面前一摊:“你自己好好看看。”

尹昌衡接过报纸一看,整整头版都是对他们昨天酒醉骂袁的报道。

“全北京的人都知道了你尹昌衡,何必呢!”张培爵埋怨道:“你咋同章疯子伙起骂袁世凯?老兄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章太炎是当今名士,他的脾气大家都是晓得的,不然咋个呼他章疯子?袁世凯他敢随便骂,孙中山他也敢随便骂……他骂袁世凯,袁世凯不会同他计较。而你不同,你这一骂,就要大祸临头了!”并劝尹昌衡设法赶快回到四川去,一是可以躲开袁世凯的监视,二是四川也需要他尹昌衡。

张培爵还特地请了四川厨师来,炒了尹昌衡最爱吃的回锅肉、宫爆鸡丁,两人美美地吃了一顿。谁也难料,此顿饭就是他们的永别。1915年1月,张培爵因帮助国民党要人黄兴而被袁世凯打入狱中,同年三月十四日被杀害。

尹昌衡刚刚回到家,马忠即告诉他,骆成骧来访,现在客厅坐等。

尹昌衡走进客厅时,只见恩师虎着一张脸,一见面就斥责他:“尹昌衡你晓不晓得,你马上就要大祸临头了?”

“希恩师细说端详。”

“你同章疯子在颐和园狠起劲骂老袁,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尹昌衡向恩师认错,表示后悔。

“你给我承认错误有什么用?”骆成骧指点道:“你得赶紧去见袁世凯。如果他肯见你,说明事情还有转机;若是他不肯,麻烦就大了!”

“若是老袁不肯见我,又如何呢?”尹昌衡想了想问。

“那就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你得赶紧回四川去!”

尹昌衡依计而行。赶去怀仁堂求见袁大总统,不见;第二天又去,又不见;再去,还是不见。尹昌衡知道,危险正在向他步步逼近,他得赶快走!可是,他还走得了吗?

民国三年(1914年)1月13日,袁世凯下令裁撤尹昌衡川边经略使兼川边都督职,“尹昌衡留京另候任用。”

1月15日,袁世凯终于接见了他。

行礼如仪后,尹昌衡直截了当地问:“上次大总统之所以不让我回川边,说是有要事要问,不知大总统有何大事要问?”

“已经没有事了。”不料袁世凯来了这样一句。

“那就请大总统放我回去!”尹昌衡耐着性子,又把要求回去的理由陈述了一遍。

“尹将军!”袁世凯的口吻有种明显的嘲讽意味,“你离京的理由有些想当然吧?啥叫军情紧急?这实在是有些危言耸听”!他从御案上拈起一张素笺抖了抖,“这是我刚接到的川边代理经略使颜镡刚送呈的信件,言‘川边匪情已然剿清,川边安定’,既然如此,你还回去干啥呢?我看你没有必要回去了。既来之则安之!从即日起,川边经略使也无设置的必要,机构撤销。你就安心留在京城吧,我另有重用!”

这陡然的晴天霹雳,使尹昌衡感到怅然若失。他明白,自己不仅被软禁,而且已经削职。袁世凯对他的迫害开始了,必须按恩师所言,立刻离开京师,走为上计。

1月19日,尹昌衡去德国驻京大使馆,请德国公使用使馆的汽车送他到丰台火车站,从那儿上车,辗转天津先去日本。当列车抵达天津时,适值车站紧急戒严,尹昌衡被直隶都督赵秉钧查觉,立即报告了袁世凯,尹昌衡又被袁请回了京城。

1月24日,尹昌衡被袁世凯软禁于宪兵营中。

2月2日,袁世凯将尹昌衡拘捕入狱。

尹昌衡陷狱,因无罪案,无法开庭。德国公使就此事出面干预;孙中山在海外大声疾呼,引起了国际注意;冯国璋等大员气势汹汹提出了质问:章太炎身穿丧服,着人抬着棺材在总统府外痛哭流涕,历数袁世凯“陷害忠良,不得人心”;骆成骧上书曰:“尹昌衡出生入死,爱民卫国,精忠大孝,上轶古人,目所亲睹我也。如有罪,请连坐”;川人上书:“尹昌衡乃川边控疆大臣,奈何以小人之言辱蜀中大将?”

期间,狱吏不能举一辞。尹昌衡以诗当作供词,向袁世凯呈进诗歌十首:

(一)

有供有供在吏前,低徊婉转心怆然。当日曾为万夫长,何须加我菖蒲鞭?聊以悲歌尽衷曲,请君当作供词看。呜呼,一歌兮,歌初献,空将涅背遗长恨。

(二)

有失有失有戆愚,心纯面激周亚夫。只知努力催前敌,谁复回头虑谤书。一人市虎三人呼,空堂可有明镜无。呜呼,二歌兮,歌初献,廉颇李牧无路归。

(三)

有罪有罪在对簿,魏尚所难曾左苦。乱时抛费如泥沙,安得针锋中规矩。可怜今昔已时殊,致令情法相龃龉。呜呼,三歌兮,歌三度,欲启子思辩相护。

(四)

有隙有隙在粗疏,未能综核权锱铢。其时其地多抢攘,不痴不聋非翁姑。自今已是太平日,敢言大事不糊涂。呜呼,四歌兮,歌四成,自恨不如陶士行。

(五)

有心有心心赤忠,化为杜鹃其泪红。前年挥洒成都城,去年挥洒泸水东。曾仗赤心维地轴,敢将余泪动天容。呜呼,五歌兮,悲以恫,严霜凛冽来苍穹。

(六)

虎豹叫号鹰鹑飞,犬马依依思来归。风沙满目犹向日,血汗被体不得挥。鸿雁蜚呜夜夜哀,本是有家无路回。呜呼,六歌兮,空相思,岷山有柳垂青姿。

(七)

黄牛黄牛初谢车,长鞭巨梃何纷如?可怜背上千钧重,使我蹄边一足虚。黄牛顾主意不尽,俯首欲泪双瞳枯。呜呼,七歌兮,歌黄牛,苦死不得桃林游。

(八)

云台绘像锡丹书,众人各有何人无。东汉功臣无屈辱,南来薏苡自粗疏。不愿复我新息侯,愿随严子陵钓鱼。呜呼,八歌兮,歌光武,何惜富春一邱土?

(九)

有亲有亲发皤然,室无他子心悁悁。日夜为我呼昊天,声声字字摧心肝。太平雨露朝朝陨,岂无一滴到庭前?呜呼,九歌兮,歌将除,秋风夜月鸣孤乌。

(十)

有祷有祷祷朝阳,暄我曝我鉴我肠。曾见霁颜容大敌,岂不垂手援疏狂?野云无心不碍日,麒麟有角宁伤羊。呜呼,十歌兮,幽思长,愿借明驼还故乡。

袁公大不忍。谗者曰:“杀之,不然,终为乱。”袁公日:“察之。”于是,不囚不杀,不谳不纵。

 

第二节 川边设治概况

 

民国元年(1912年),尹昌衡在收复川边失地的基础上,设边东(甘孜州大部)、边西(德格以西藏区)两道,以颜镡为边东观察使,王鉴清为边西观察使。

此期,置理化府;撤道坞设治局置道坞县;将冷边土司和咱里土千户辖地置沪定县;将沈边土司辖地和化林营防汛地置化林县;拆康定东南部的菩萨龙、三安龙、麦地龙、墨池龙、三道龙、八阿龙、迷窝龙、洪坝龙、湾坝龙等9个村寨置九龙设治局。

1912年8月27日,尹昌衡批准,将硕般多、拉里、江达等处分设府治。并以尹昌衡号硕权字太昭而将硕般多改为硕督府,拉里改为嘉黎县,江达改为太昭县。又因硕般多等设治之处向归察木多辖境,故亦将察木多改为昌都。足以证明尹昌衡对川边地区的地名产生了重要影响。

同年,尹昌衡设镇抚府于炉城。裁撤了兵站部,设采运局,负责供给全边军械军需;设军务处,下设参谋局、军械局、总务局、军需局、军法局;设政务处,下设民政司、教育司、实业司、财政司。

民国二年(1913年),尹昌衡将赵尔丰和傅嵩炑所置府、厅、州,一律改设为县。

其中改府为县的有康定府、理化府、巴安府、邓柯府、昌都府、太昌府;

改州为县的有德化直隶州、甘孜直隶州、白玉知州。

更名的县有:道坞县更名为道孚县,冷卡石县更名为义敦县;化林县改为县佐隶泸定县;将康定辖属的鲁密章谷二十四寨,连同丹东、巴底、巴旺设立丹巴县;新设炉霍县、得荣县。

尹昌衡经略边疆,十分注意前清改土归流的成果,坚决阻止土司复辟。他说:“查鱼通一带土司,已由前清赵尔丰改土归流,利国福民,自当仍旧。”当鱼通土司重贿尹昌衡,想从尹昌衡处得到土地,被尹拒绝后,又派人去北京活动。尹昌衡电致中央:“昌衡来边,屡以重贿请求,未敢误国,一介不苟,寸土难与。该土司等无法蒙蔽,远奔中央,希图取巧,冀逞私欲。祈即阻止,免失边隅。”袁世凯电复尹昌衡:“鱼通原土司请复旧制之处,并未照准。”

在尹昌衡的努力下,“川边地方数千里,改流设治者三十余处,从前羁縻系属之地,近已成地方行政之区。”

尹昌衡营边,除收复赵尔丰改土归流的设治之地外,还新设一府两县,其改定的县名如下:

巴安县  光绪三十一年改流,三十四年设巴安府。康安道亦驻此,并建有巡抚衙门。

盐井县  光绪三十一年改流,三十四年设县。

义敦县  光绪三十四年设三坝所,民国二年改县。

理化县  光绪三十二年改流,三十四年设理化所同知,民国二年改县。

定乡县  光绪三十二年改流设县。

稻城县  光绪三十一年改流,三十四年设县,民国二年,省贡噶岭县入县。

雅江县  光绪三十四年设河口县,民国二年设雅江县。

康定县  旧打箭炉厅治。光绪三十四年设康定府,民国二年改县。

邓柯县  宣统元年改流,设邓柯府。边北道驻此,民国二年改县。

德格县  宣统元年改流,设德化州,民国二年改县。

石渠县  宣统元年改流设县。

同普县  宣统元年改流设县。民国三年,分管纳夺土司地方。

白玉县  宣统元年改流,设白玉州,民国二年改县。

察雅县  宣统三年设乍丫理事官。民国元年改县。

昌都县  宣统三年设理事官,民国元年改昌都府,民国二年改县。

宁静县  宣统三年设江卡委员,民国元年改江卡县,民国二年更今名。

贡县  宣统三年设贡觉委员。民国元年改县。民国二年更今名。

得荣县  宣统三年设得荣委员,民国元年改县。

武城县  宣统三年设三岩委员,民国元年改县。

甘孜县  宣统三年设甘孜委员,民国元年改甘孜县。

炉霍县  宣统三年设章谷委员,民国元年改县。

道孚县  宣统三年设道邬委员,民国元年改县。

瞻化县  宣统三年设瞻对委员,同年五月定名为怀柔县,民国元年更名为瞻化县(1951年定名新龙县)。

泸定县  旧泸定桥巡检,民国元年改县。

丹巴县  民国元年,尹昌衡划四川章谷屯、巴底、巴旺、丹东三土司及明正属八美、章谷二十四村,置设治委员,后改县。

安良县  民国元年拟设县治,民国二年经中央准设,但未实行。

恩达县  民国元年,尹昌衡设县。辖类乌齐、八宿等。

科麦县  宣统元年,赵尔丰打下桑昂曲宗,宣统三年设杂昂委员。民国元年失陷。二年改科麦县,实未收回。

察隅县  宣统元年,赵尔丰打下察渝地方,宣统三年设察渝委员。民国元年失陷。民国二年改县,实未收回。

硕督县  宣统三年,赵尔丰打下硕般多、洛隆宗、边坝等处,拟设委员,因驻藏大臣联豫争持而罢。民国元年,尹昌衡以其地为硕督县,隶嘉黎府。实则为藏军所据,并未收回。

嘉黎县  清拉里粮台,赵尔丰兵到此,未设流官。民国元年尹昌衡设嘉黎府。民国二年改县。地陷藏方,实未收回。

太昭县  原为西藏的工布区,首邑为江达,宣统三年,赴兵到此,奏请与藏划界,以江达属康,因联豫反对未成。民国元年,尹昌衡设太昭县,实未收回。查工布江达一区,北连拉里,南包波密,西以鹿马岭与西藏卫部为界。如果尹昌衡之志得以实现,则康藏界标应在鹿马岭,波密与三十九族,皆在江达之东,应属康境。

右三十二县(特区)的界标如下:

东:与四川雅属为界,界标为邛崃山脉之马鞍山、二郎山、蒲麦地、飞越岭。

东南:与四川属各县为界,界标为东河口、雅砻江,麦地、贡噶及东义河峡。

南:与云南之丽属各县为界,界标为瓮水关、耿中桥、金沙江、茶里山、大雪山及梭罗山。

西南:含波密与洛渝野番接壤,界标为亚必聋峡和雅鲁藏布江。

西:与西藏卫部接界,界标为鹿马岭山脉,即拉萨河、工布河及怒江的大分水岭。

西北:包有三十九族与青海的玉树二十五族接界,界标为当拉萨大山脉(即怒江与澜沧江大分水岭)及噶拉山。

北:以俄洛野番与青海省及四川省属的松潘为界,界标为巴额喀喇山脉,即黄河与雅砻江的大分水岭。

东北:与四川的懋功、绥靖、崇德为界,界标为三角碉、白松塘偏岩。

 

第三节    经营川边

 

一、经边方略

1912年10月12日,尹昌衡以“孤远之将,忠苦之心”致电袁大总统、国务院、成都胡都督,陈述其三条经边方略:

为令之计,虽不能尽除其根,必且挫其锐而裂其胆,大计一;虽不能即捣其穴,必且蓄吾势,大计二;虽不能进其地,必且固吾园而宁吾境,大计三。

尹昌衡认为,这三条大计应作为防藏征兵之计,靖兵制藏之计,安康援藏之计。

大计之下,厥有三策:

一曰控形势——乡城一下,即以边军集中昌都,以其习战,令为前锋,藏敌西来,计可必胜。再以一团驻巴塘,一团驻理塘,一团驻北道。昌都若受大敌,我军左右挟援,势如常山之蛇。若得令进取,即拨昌都之兵,直捣拉萨;后军续进,比节推移。此之谓控形势。

二曰勤训练——查边地作战,前清边军共二千余,西征军队共计两团,攻乡军队又增一团。前清失政,军纪废弛,加以久战连年,边军东弛西逐,纪律荡然;西征军队,才集即发,无时教练,知兵之将,十无一二。而又分处极远,既不能教训,又不能监督。昌衡现将近处诸将,日集于府,躬亲教战。又组织军法机关,实现监督。然款令才难,若不大事扩张,终属乘舆溱洧,难期大效。昌衡拟设教育机关,既派能员,又加切实巡查。一面调员集合,更替施教,并实行军法,以促其成。如此就地习战习营,驻一日收一日之效,方可化弱兵为劲旅。此若不行,清入河上,积久愈怠。一临大敌,不可用矣。此勤训练所以不能缓也。

三曰充军实——居无积仓,行为裹粮,连年转战,器械敝捐。在内地一衣可以经年,在边外一衣不耐数月。天寒服敝,帐幕久缺。现在正项饷糈,且亦常缺,逞论补充,褴楼凋残,何以待敌?加以兽疫大行,乱久民废,乌拉一事,束于无法。既穷不能自备,又不可,遇事征徭,迫民为匪。军行一步,难若登天,咫尺相近,不得应援。若不及时整顿,后患何堪设想?此充军实所以不能缓也。

前清赵尔丰献“平康三策”时,既升了官,又得到清廷资助,民国尹昌衡呈“经边三策”,竭“死以报国”,见到的却是“京外咫尺,未常派一信使,设一机关,以致心中如结,言路不通,自抱孤高,固甘闭塞,惟大局一坏,死不瞑目”。

尹昌衡计划在川边“领县三十六,设六区:以康定为首区,张煦、刘瑞麟率兵五千守之;北道为第二区,陈遐龄率兵二千守之;中道为第三区,朱森林率兵三千守之;理化为第四区,刘成勋率兵二千守之;巴安为第五区,顾占文率兵三千守之;昌都为第六区,彭日升率兵三千守之。”

10月22日,尹昌衡致电中央政府,陈述治理川边各事:

(一)边藏并营,必需兵力一镇。查前清末造,边兵约六千余人,西征军近五千人,合计约达一镇之数。然因藏番叛乱,变起仓卒,上者仅撄城自保,下者遂溃散逃亡。兵力不足,于此可见。现今藏番饷械极多,昌都以西,步步为营,兵力之强,更非昔比。而川边新复设治各地,更须处处设防,以消反侧。且边藏道路数千里,即保护运送一项,亦应需兵两标。故预计非一镇以上不可,即至少亦须一镇。盖提师远出,宜策万全,倘不能一鼓荡平,则千里待援,不惟大损国威,且将多糜帑项。故非有兵一镇,万难分布。

(二)边藏经费,计共需四百万金。查每镇兵常年经费,约需一百二三十万。四川至边,由边至藏,又须运送费四五十万。添置器械约五十万。发给粮米约五十万。作战活支及司令兵站部各项经费约百万。合计非四百万不可。前清边藏经费,岁约二百万金。然彼时固无战事也。动员以后,自必倍之。且边藏地属蛮荒,金融机关不备,一告匮乏,则无地取求,宜宽为筹备,储蓄炉、昌,免致临时竭蹶。

(三)边藏军队,必须预行编组。查现在边地各军,器械各异,编制不同,因形式之差池,致精神之隔阂,甚至入主出奴,互相诽谤。涣散至此,兵与兵不相惜,将与将不相能。势必编成一律,始能远地制胜。现在边军分防、陆两种,陆经教育,防悉边情,互有短长,可资补救。拟一律混合改编,不足者再调川兵以足其数。且边藏数千里,各兵散处,棋布星罗,非有整齐划一之规,断难收指臂相助之效。将来事平之后,即此一镇兵,分一半防藏,以一半驻藏,与前清兵力既事相悬,而边藏两军联为一气,复能首尾相应,互为瓜代,不蹈前清覆辙。

(四)征藏军队,非半年筹备不能深入。查从前钟颖入藏,亦曾预备半年。此次筹备经费,组织师团,购备器械,采运粮秣,以及教练士卒,设立机关,并非咄嗟可办。且此次川边糜烂,牛马死失,所余无几。屋庐烧毁,储蓄一空。比之钟军入藏之时,尤觉艰难万状。更非宽以岁月,难臻安妥周详。

以上所陈,实皆精练之言,并非空凭理想。务恳早赐裁夺,俾得先事筹划。

回忆昌衡去岁出关时,因川乱甫息,外患聚起,仓促出兵,未遑审顾,以至兵不得练,粮不得备,百务不得预整,而昌、巴已困,理塘已失,道孚之吏被缚,河口之战亦急。是以投袂扶病,无所顾忌。甫至雅州,炉警迭至。单骑独进,赶赴炉关。盖挺身冒险,急不择也。及与敌相遇,乃至万变丛生,百弊均起,补苴仓促,烂额焦头。以五千之众,应十万之敌,纵横千里,大小百战,幸托威福,得以无失。至今思之,犹为心悸。至入藏之难,甚此百倍。若仍轻率任事,一隅有失,大局何堪?故所陈各节,皆系一再详审,切实可行之计。无论以何人经略,非此断无成功。昌衡积劳成疾,实难久任艰巨,惟大局所关,不敢不竭诚预告。如蒙允许,即请所需款项,令部筹定。一面令知胡都督,与昌衡会同组织一切,其余应办事宜,自当逐条电请核定。不然,则西方旧服,恐非民国所有。昌衡身任边寄,坐视蹙地数千里,何能当此重咎?亦惟有决卸仔肩,不敢再任危局。临颖迫切,不暇择言,尚希谅鉴。昌衡(印。)

二、尹昌衡经营川边之计划

第一年筹备:

(一)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将沿边土司一律改土归流,并将土司度地安插,酌加虚衔,并给赡养等费。已办。

(二)实行建设边地府、厅、州、县,并划清区域。现办。

(三)续行修造边地行政长官衙署。去岁业已开工。

(四)拟建昌都、巴安、恩达、义敦等处衙署、监狱、仓库。

(五)实行调查边地新建各府、厅、州、县户口。

(六)清厘各府、厅、州、县赋税。

(七)厘定各种徭役章程。

(八)续办康定、巴安巡警。

(九)拟划工布、波密、硕般多、拉里、江达等处人边。

(十)测绘炉、理、巴、察木多及察隅沿边一带,并盐井、定乡、稻城、贡噶岭山川形势、险要扼塞。已办未终。

(十一)特派专员,分道调查藏卫兵事、外交、商务,并靖西一带界务。

(十二)实行派员分别调查边北、边南各要地。已办。

(十三)实行勘定边藏疆界,竖立铜柱。

(十四)实行收回解古、隆庆两地,以固边防。

(十五)重修炉中电线。自炉城至中渡,已办。

(十六)续修雅昌电线。自雅江至昌都。

(十七)展修昌拉电线。自昌都至拉萨。

(十八)添修义察电线。由义敦经定乡、得荣、盐井至察隅。

(十九)安设雅江、理化、义敦、巴安、宁静、察雅、昌都、恩达、硕督、嘉黎、太昭等处邮局。

(二十)续修河口钢桥。已办。

(二十一)补修泸定县铁索桥。已办。

(二十二)测量泸定钢桥工程,并定期购运全桥钢料抵炉。

(二十三)重修泸定县、雅江县渡船。各二十只,现已饬办。

(二十四)创修炉霍仁达沟、甘孜甘孜渡、邓柯竹巴直卡渡、石渠夕牛渡、盐井澜沧渡、孟空怒江渡、察隅龙门渡等处渡船。现已雇定工匠(不可出关)。

(二十五)厘定关外垦荒章程。

(二十六)招商移垦关外荒地。

(二十七)通饬关外保护森林,并颁布种树奖励勋章。

(二十八)调查关外种茶、种棉地点。

(二十九)开办关外畜牧场。

(三十)拟购十万桑株,分植雅江、巴塘、定乡、得荣等处。

(三十一)拟修移民局于炉城。

(三十二)拟建垦殖公所于安良,并附造便利以利交易。

(三十三)拟造殖民庐舍于安良,营塞达纳等处,以资提倡。

(三十四)拟设殖民庐舍于上下察隅,以便招商。

(三十五)拟购杂粮储存安良,以备殖民开垦。

(三十六)拟购垦荒农器,并购备耕牛、籽种。

(三十七)续办关外初高各级小学,并添设半日学堂。

(三十八)整理关外各种金矿,并厘定课税章程。

(三十九)特派官员调查关外各路矿产。

(四十)拟调专门矿师,踏勘鱼通铅矿。

(四十一)整理盐井盐务,并拟收回官办,以便清厘课税。

(四十二)改良德格、贡噶岭陶业。

(四十三)改良巴安制革厂。

(四十四)续办巴安印刷厂。

(四十五)提倡改良纸业。

(四十六)创设习艺所于康定、理化、昌都、巴安四府。

(四十七)拟购简易织毪机器。

(四十八)添设理化、巴安、昌都等处商会。

(四十九)奖励内地商人,出关实行调查。

(五十)鼓励内地商人组织公司,出关贸易。

(五十一)整顿茶叶(业),并清理茶课。

第二年筹备:

(一)建设改修边南之稻城、贡噶岭、定乡、得荣、察隅,并边北之道孚、炉霍、石渠、瞻化、德化等州县衙署、仓库、监狱。

(二)实行编联各府、厅、州、县保甲,并划分乡镇区域。

(三)续行清理各府、厅、州、县赋税。

(四)开办理化、昌都、邓柯、泸定、雅江、义敦、宁静、察雅、恩达各府、厅、州、县巡警。

(五)添设边南各府、厅、州、县。

(六)实行调查、添设各府、厅、州、县户口,并清理赋税。

(七)测绘波密、工布江达、松蹋、门博、沙米、呼隆、哈东极边一带、及雅鲁藏布江下游、并昌都西北之三十九族与青海沿边等处。

(八)调查前后藏迤南极边与布(布鲁巴克)、廓(廓尔喀)交界等处、并阿里极西沿边一带与英、俄连界等处。

(九)勘定珞瑜、门博、松蹋极边一带与英属阿沙米(阿萨密)连界,竖立界碑。

(十)创设康解电线。由康定至解古。

(十一)展修拉札电线。由拉萨至札什伦布。

(十二)展修察哈电线。由察隅至哈东。

(十三)购回前英人所修江咱电线。由江孜至咱利山口。

(十四)添设边南各府、厅、州、县并边北邓柯、石渠、隆庆、解古,拉萨、江孜、靖西、札什伦布邮局。

(十五)实行修建泸定县钢桥。

(十六)测量盐井、澜沧钢桥工程,并定期购运全桥钢料赴盐井。

(十七)架设冬九藏布江支流、架桑阳墨河、学哇河、春多藏布江支流等处津渡木桥。

(十八)创设彝贡海子、噶郎雅鲁藏布江支流渡船。

(十九)添设移民局于雅江县、理化府。

(二十)派员测绘边北荒地并刊布图说。

(二十一)开办畜牧场于邓柯、石渠。

(二十二)建设殖民庐舍于雅江、上下渣坝及理化高原。

(二十三)派设关外初高各级小学,并推广半日学堂及夜课学堂。

(二十四)招商试办各种矿产。

(二十五)实行开采石渠铜铅两矿,及察隅银矿,并巴底、巴旺金矿。

(二十六)实行改良盐井盐业并推广销场。

(二十七)招集磁工出关,开办巴安磁业。

(二十八)定购简易织绒机器,运赴炉城。

(二十九)设造纸厂于巴塘。

(三十一)添设习艺所于边北、边南各府、厅、州、县。

(三十二)拟办拓殖银行于康定、理化。

(三十三)设运茶公司于炉、理、巴、察(木多)及拉萨、江孜、札什伦布等处。

第三年筹备:

(一)建设白玉、同普、武城、贡县、甘孜、泰宁、工布江达、波密、硕督、嘉黎、太昭、工布什噶等处衙署、仓库、监狱。

(二)新设沿边要冲各市镇。

(三)续行编联保甲。

(四)厘定各府、厅、州、县赋税,永定为案。

(五)开办稻城、贡噶岭、定乡、盐井、察隅、道孚、泰宁、甘孜、炉霍、瞻化、白玉、德化、同普、贡县、武城、察雅、工布江达、波密、硕督、嘉黎、太昭、石渠等处巡警。

(六)测绘前后藏迤南极边一带并阿里沿边等处。

(七)调查前后藏迤北沿边一带并阿里极西等处。

(八)勘定前后藏迤南极边与英属阿沙米(阿萨密)、布鲁克巴(不丹)、哲孟雄(锡金)、廓尔喀(尼泊尔)交界,并阿里与克米尔高原(克什米尔)等处边界,统竖界碑。

(九)添设札诺电线。札什伦布至阿里西北之诺河电线。

(十)创设西昌电线。由昌都至西宁。

(十一)实行推广边北各州、县及后藏以西并阿里等处邮局。

(十二)实行修建盐井之澜沧钢桥。

(十三)创设澜沧哥萨马渡、鄂直尤于勘渡、怒江杂隆渡、们楚鸡贡渡、大营遂马渡、伊勒萨密渡。

(十四)推广殖民局于稻城、义敦等处。

(十五)派员调查全边荒地,并刊布殖民图说。

(十六)实行移民出关,安插分配于稻城、义敦等处。

(十七)推广关外初高各级小学,并添设中学。

(十八)推广牧场于甘孜、炉霍一带。

(十九)实行开采边北重要金矿并察隅银矿。

(二十)推广巴安磁业。

(二十一)实行开办织呢厂于炉城。

(二十二)添设南路各县习艺所。

(二十三)推广拓殖银行于巴安、邓柯等处。

解读尹昌衡经营川边之计划,可以概括出“十个方面的结合”,从中足见他的忠苦之心、济世之才。

一是将调查研究与拟制营边计划相结合,特派专员,分道调查藏卫兵事、外交、商务、界务等;

二是将划清各府、厅、州、县区域与勘定边藏疆界相结合,测绘地图,统竖界碑;

三是将资源开发与保护生态相结,通饬关外保护森林,并颁布种树奖励勋章;

四是将厘定徭役章程、清厘赋税与减轻人民负担相结,一经厘定,不得随意增加;

五是将维护社会治安与设立巡警相结合,第一年在康定、巴安设巡警;第二年在理化、昌都、邓柯、泸定、雅江、义敦、宁静、察雅、恩达设巡警;第三年在其余各府、厅、州、县均设巡警;

六是将招商移垦与便利来人相结合,首先改善交通,新修和续修各路电线;其次是设立邮局;再次是在渡口处雇人驾船摆渡;还在巴安、邓柯等处推广拓殖银行;

七是将开矿办厂与开发优势资源相结合,如在巴安推广磁业,在炉城开办织昵厂,在察隅开挖银矿;

八是将求实效与传技艺相结合,要求各府、厅州、县均设习艺所,教授人民谋生之技,“有一专长而勿乞”;

九是将发展经济与兴办教育相结合,推广关外初高各级小学,并添设中学;

十是将建设衙署、仓库、监狱与提高公务人员服务质量相结合。做到三年计划,逐年分步实施,既有面,又有点。

惜北京政府“不痛念大局,洞悉边情”,致使川边“千里坐困,好计划落空”!

 

第十章    新中国没有忘记尹昌衡

 

第一节  政要人物关心尹昌衡

 

尹昌衡是四川辛亥革命进程中的重要军政人物。他的前半生行事都是在为中国由帝制转型为共和、为统一川政促进四川辛亥革命发展直达高潮、为巩固川边维护国家统一而作舍死忘生的奋斗。他在上述方面的重要地位和卓越贡献,新中国的政要人物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1950年冬,尹昌衡由凉山来到重庆,在南岸团山堡租了半山腰的一间吊脚楼住了下来。由于手中缺钱,他让幺儿尹宣晟给多年来跟在他们身边的两个仆人以足够盘缠后,打发他们回了成都老家。

供养父母的重担一下子落在了从前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幺儿尹宣晟身上。为求生存,尹宣晟只得去海棠溪一家牛奶场挤奶。他从早到晚拼命干活,一月下来挣的钱要供一家三口人的吃穿,又要交房租,还要给父亲看病买药,日子十分困窘。

尹昌衡看着日益消瘦,手上生满了冻疮,眼睛里浸着一丝凄然的幺儿,心里很不是滋味;而幺儿却常常说对不起父亲母亲,因为他没有能力给父母提供好的生活条件。

就在尹昌衡贫病交加之时,成都七个县的农会联合派人到重庆南岸找到了尹宣晟,对他说:“你家是地主,地主就应该退押。你父亲重病在身,回不去就算了。你两个哥,一个在强制学习,一个去了东北,没法找。我们只有找你回去,协助退押!”

那时农会的话,就是命令,何况是七个县农会的联合令。尹宣晟知道,他不回去不行,可是他一走,父母就无法生存。思之再三,他第一次瞒着从不麻烦人的父亲,悄悄去求刘文辉、邓锡侯。

因为起义有功,时在重庆西南军政委员会担任副主席的刘文辉,听了尹宣晟的述说后,叹了口气:“你父亲这个人啦,就是……”他告诉尹宣晟:“贺龙司令员去年就问过我,说是尹昌衡到重庆来了,你知不知道,找没找过你?我说不晓得。你怎么这个时候才来?刘伯承司令员、贺龙司令员,还有邓小平政委都说起过你父亲,说是你父亲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共产党的事,而且历史上是有功的。现在情况既然如此,我在开会时向主持工作的邓小平政委反映一下,你就等我的消息。”

正说着,同样也是因为起义有功,担任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的邓锡侯进来了,他对尹宣晟说的话,与刘文辉大体一致。

1950年11月1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行政委员会开会。

会议由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邓小平主持。

出席会议的有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及刘文辉、邓锡侯等。

会上,邓锡侯提出了尹昌衡的问题,刘文辉作了附议。

刘伯承和贺龙都认为:尹昌衡对四川、对国家、对民族是有贡献的,应该给予照顾。。

邓小平当即表示:同意刘司令员和贺龙司令意见!他说:“尹昌衡这个人物历史上没有对不起共产党的地方,辛亥革命中是有功的,我们要管!”

会后,西南局统战部从两个方面着手,立即解决了尹昌衡的问题:

一方面派人至成都传达刘伯承、贺龙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的指示,与成都有关方面沟通,很快达成了一致意见,尹昌衡家的退押被豁免了,且成都方面还派人到重庆来看望了尹昌衡;

另一方面由重庆统战部门出面,给尹昌衡家安排了一套好房子,座落在重庆北岸大井巷五号。这是一处精巧的院宅,房间是明三暗五式,两间寝室,一间书房。房间开间宽敞,三口之家住在里面,相当阔绰舒适。此外,配套的储藏室、柴房、厨房等等,也是应有尽有。这是山城闹中取静的最好居所之一,是推窗望景的最好观景台。人在屋中,足不出户,只要推开那镶嵌着红绿玻璃的雕龙刻凤的木质窗棂往下一看,山山水水、回旋起伏的山城美景以及两条玉带般绕城而过的嘉陵江与扬子江,江上的百舸争流尽收眼底。

重庆统战部门把房间打扫得一尘不染后,又把所需一切用品和家具购买齐全,才将尹昌衡一家三口用车接了过去。

那时,重庆的猪肉四角钱一斤、大米八分钱一斤、鸡蛋两分钱一个……,而西南局统战部按月送来的生活费是人民币两百元,这足以让尹昌衡三口之家过上绰绰有余的富足生活。

生活好了,思想压力轻了,尹昌衡的病情似有好转,他又习惯地练起禅功来。

曾记否?昔日“一举万夫戢,再举四境清”的“威猛金刚” 尹昌衡,经过时代的风吹雨打,双目已几乎完全失明,不能阅书写字,连生活起居也难以应付了。他自知在世的日子不多了,便对尹宣晟说:“不用请医生给我看病了。”他指着小院中一枝观赏性的虬枝盘杂的小松树说:“服药是借助外来的力量,而病能不能好,首先取决于事物的本身。比如这棵小松树,你在它身上砍一刀,它最终愈合还是靠它本身渗出的汁液,而非其他!”

1953年5月26日,时年69岁的尹昌衡寿终于重庆大井巷5号寓所。临终前,他突然睁开眼睛,眼神异常清亮,他深情地望着已经哭红了双眼的宣晟母子清晰地言道:“我自信一生大节无亏,死后没有遗憾。至于身后是非,留待后人去评说吧,我无需计较。”

说完,尹昌衡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去了,一代英才就这样永远的去了!

西南局统战部派专员来表示悼念,并送上三百元安葬费。

尹昌衡殡葬于重庆南岸黄桷渡第三公墓。墓碑是尹宣晟写的隶书,只有一行五个字:“尹昌衡之墓”。

 

第二节  历史铭记尹昌衡

 

尹昌衡西征平叛,是他前半生行事的光辉顶点,为川、康、藏历史写下了闪光的篇章。

一、研究人员述评

《四川大学学报》2004年增刊发表了黎仕明、陈明合写的《尹昌衡西藏戡乱》,文章结尾说:“尹昌衡西征,维护了地方秩序稳定,给英帝国主义及其控制下的达赖喇嘛集团以沉重的反击,抑制了他们的狂妄企图,在维护国家统一,避免民族分裂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保卫了辛亥革命的成果,不失为一位颇有传奇色彩的、有作有为的英雄人物。”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一期发表塔娜、喜铙尼玛合写的《尹昌衡西征评述》,文章在“尹昌衡西征的影响”一节中写道:“尹昌衡西征是西藏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西藏地方分裂,重蹈蒙古覆辙,为川边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矛盾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说尹昌衡西征功不可没。”

李静轩在《尹昌衡西征纪要》中写道:“西征的对象,是继辛亥革命后不久,英帝国主义策动和操纵达赖喇嘛及其封建统治集团在康藏地区发动骚乱的戡定,这是符合藏族广大人民要求的。”他在评价尹昌衡西征的历史意义时,指出了尹昌衡“平叛反帝”在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中的历史贡献,肯定了他作为民族英雄的重要历史地位。

贺觉非在《西康纪事诗本事注》——“尹昌衡西征”中写道:“三十岁即结束其政治生命,论者无不深为惋惜。民国九年回川,度其幽居生活。民国二十九年一月,余以康事谒尹于成都城外自宅,时年已五十六矣,而躯干端正,发音洪亮,凛然有不可犯之概,当年风度,可以相见。”贺觉非十分感慨,遂赋诗一首:

无双胆气欲吞秋,三十功名退著书。

老去英雄锋锐在,提戈跃马想当初。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炎,在《尹昌衡和他的时代》一文中写道:“尹昌衡是四川辛亥革命的产物,是20世纪前期中国时势造就的英雄。”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任新建、助理研究员何洁,在他们合写的《论尹昌衡西征的历史作用》一文中写道:“即使仅仅从‘固川保藏’这一历史功绩来看,尹昌衡西征无疑也当光耀史册,值得我们永远纪念和高度评价。”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王川,在《民初尹昌衡西征用兵策略试探》一文中写道:“结合前述,当时对于尹昌衡‘雄才大略’、‘将略素著’、‘智勇兼备’,得到了全川政界多数人认可的评论,笔者以为在西征中,尹昌衡也表现出超群的用兵谋略。由此,认为他是一位军事智士,当无不当。或许,辛亥志士、西征勇士、军事智士之三士一体,应该成为对于近代风云人物尹昌衡的历史记忆。”

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教授喜铙尼玛、硕士研究生塔娜在他们合写的《尹昌衡西征与西姆拉会议》一文中写道:“民初,赤心报国的尹昌衡,最终饮恨罢兵,眼睁睁地看着英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阴谋一步步得逞。但是,我们应该肯定的是一代爱国将领尹昌衡所率的西征军,无论是在平定川边乱事,还是驻守川边过程中,都立下了汗马功劳,其人其事值得后人缅怀。”

四川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吴燕、成都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刘一民,在他们合写的《尹昌衡西征的军事谋略》一文中写道:“作为高级军事将领,尹的战略战术思想在西征中得以适当展示。从调兵遣将到排兵布阵,从军需保障到瓦解敌人,争取人心,尹都未雨绸缪地作出安排,适时地补充调整。战争结果说明,他的谋略是合乎实际的。他并没有直接指挥好些具体战斗,但没有他高瞻远瞩的预见,西征军不可能在年余内就取得胜利,至少是更为艰难。他深谙战事中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道理,从始至终都担心政事影响战局,强调政事让位于军事斗争;他熟悉四川军队的现状,作出从各部中抽调人员组建西征军的决定,这有利于他掌控部队的控制权;他了解四川的物质条件,绞尽脑汁筹措军需、军饷;他理解宗教信仰对藏民的影响力、号召力,并利用宗教来为战胜对手服务,甚至化敌为友。若没有这些战场之外的谋划,西征的结果当不是这样。这几个方面正是尹运筹于帷幄之中,决战于战斗之外的,这又足以证明尹的军事谋略的全面和周密。”

二、史家著述

1913年1月19日,湖北革命实录馆铅印山东著名史家刘石甫为尹昌衡著《尹昌衡传》。该传分“绪论”、“少年游学之尹昌衡”、“归国不遇之尹昌衡”、“归蜀后之尹昌衡”、“革命及戡乱之尹昌衡”、“查办藏事之尹昌衡”、“尹昌衡人物之比较及其结论”、“ 尹昌衡之逸事”等八章,概述了尹昌衡从幼年求学到西征经略川边约30年的人生主要经历,称尹昌衡是具有“真智谋、真胆气、真热诚、真魄力”的蜀中俊才。是“辛亥革命骁将”,是“乱世之人豪而治世之长才”,并直陈“有尹昌衡则蜀虽乱而可平,无尹昌衡则蜀虽安而亦殆。”

《四川辛亥革命史料》第221-232页载幼铭著《尹太昭小传》,称尹昌衡“为人光明磊落,有古人风,为下僚时厚给士卒,而凌傲权贵,善言论,多奇思,义侠慷慨,果敢严肃,宅心至公,待人极诚,好学不倦,遐思出尘,器量甚大,非仅区区四川都督所能尽其用也。”

1990年出版,陈瀛诗主编的《四川近代史稿》,对四川辛亥革命的实力派关键人物尹昌衡及其以他为首的四川军政府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做了全新的审视与再评价。认为尹昌衡平息“成都兵变”,捕杀清督赵尔丰,合并成渝两军政府,统一川政,对促进四川辛亥革命发展直达高潮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近代战争史》第二十章以“川滇两省出兵平乱”、“川军攻占乡城,稳定川边局势”为第二、三节,详细记载了“北京政府的平乱决策及川滇两军的作战部署”、“击退藏军向川边的首次进攻”、“英国胁迫北京政府停止向西藏进军”、“击溃藏军向川边的第二次进攻”、“会攻乡城”的实际战况,充分肯定了尹昌衡西征的历史作用。

冯有志所著《西康史拾遗》,肯定了尹昌衡西征“意在平定康藏,奠定本陲,巩固国防。”称赞尹昌衡“兵到炉城,稍事整顿,即率领大军,向西挺进……藏畏其威势,望风慑服。”

孙子和撰写的《西藏史事与人物》中,对尹昌衡西征震慑十三世达赖取消独立而言和的巨大作用作了全面概述。客观地分析了尹昌衡阻止分裂,维护统一所做出的贡献。

《安徽史学》2002年第3期刊登刘国武撰写的《袁世凯政府对藏政策初探》一文中认为,尹昌衡率军西征,分兵进剿等平叛措施,“使得中央政府在川藏边境建立了一块根据地,对西藏分裂势力起到了较大遏制作用,是西藏没有重蹈外蒙古覆辙的重要原因。”

三、辞书记载

对尹昌衡生平主要事迹的挖掘、整理,成为辞书记载的主要内容。为他专设“尹昌衡”条或“尹昌衡小传”的辞书主要有:

1988年出版的《中国军事人物辞典》;

1989年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名人大辞典》和《简明中华民国史辞典》;

1991年出版的《辛亥革命辞典》;

1992年出版的《国耻事典》;

1997年出版的《四川百科全书》;

2000年出版的《民国人物传》;

2014年出版的《尹昌衡其人其事其思想》,作者尹俊春为尹昌衡哲孙,他以“立功”、“立德”、“立言”为题,科学、求实、客观、系统、公正地概述了尹昌衡其人其事其思想。著者以“两功”(推动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之功,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统一之功)为抓手,以四川“现代化转型”为时代背景,将根除帝制谋共和,西征平叛护统一,作为研究尹昌衡一生行事的基本框架,辨证地将行政与改革、平叛与营边、立功与立德、立德与立言结合起来,第一次对尹昌衡研究做了全面系统地梳理总结;第一次对尹昌衡一生所作所为的目的与动机、性质与影响进行了深入地、正面地阐述,将研究尹昌衡与研究辛亥革命史、康藏关系史、列强侵边史,近代军事史、新文化运动史有机结合,充分肯定尹昌衡是四川辛亥革命时期的核心人物,是安康定藏的领军人物,是挫败列强野心的关键人物,是巴蜀文化向现代转型的倡导者与推动者;第一次对尹昌衡的性格特点与人格魅力和“为而不争”的道家思想及“大慈大悲”的佛家思想作了创新性的切要至论,不但填补了有关尹昌衡思想学术研究方面的空白,也凸显了尹昌衡在四川辛亥革命、西征平叛、四川“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与历史贡献。

四、地方志记述

地方志不是私人著述,而是“一方信史”,是“辅治之书”,“资政之书”,是历史的权威载体,有着其他任何载体都难以比拟的优势。

2001年出版的《四川省志·人物志》,将尹昌衡列传入志,原文如下:  (请启蓉补上)

尹昌衡,字硕权,号太昭,彭县人,1884年(清光绪十年)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家庭。祖父尹善志,熟读经史,不曾仕进。父亲尹仕忠是个塾师,舌耕不足,有时做点小买卖,以维持一家生计。尹昌衡自幼从其父诵读儒书,稍长,五经皆能成诵,曾应乡试不第。1879年尹家迁居成都,尹昌衡随即就读于尊经书院,潜心攻读旧学,对中国封建文化吸收颇多。

1902年,四川武备学堂开办于成都,尹昌衡家境贫困,乃弃文就武,考上该堂第一期。入堂后,他不顾军事训练繁重劳苦,拼命苦读四书五经,曾作诗言志:“我欲目空廿四史,以作胸中数万兵,一朝倘侍柏梁台,定歌士马羽林才。”在武备学堂两年学习期间,尹昌衡颇受师长赏识。

1904年,清廷饬令四川选派武备学生去日本学习军事、尹昌衡以优异成绩入选,并于当年到达日本东京,进入振武学校学习。尹昌衡初到日本时,“目不斜视,口不轻言,日夕以宋儒书置座右”。振武学校毕业后,尹昌衡升入日本士官学校,为第六期学生。在士官学校时,尹昌衡渐与…

 

 

 

1990年,《康定民族师专学报》第1期,刊出巴塘县地方志办主任张玉林撰写的《巴塘历史沿革漫述》,在概述近代巴塘的发展沿革历程和特点时,述及了尹昌衡西征平叛后,废府、厅、州及理事官、委员之职,一律改县,设县知事,积极经略川边,加强对巴塘的管辖与经理的历史功绩,从近代化发展的角度,肯定了尹昌衡在巴塘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与历史功绩,是尹昌衡生平研究与巴塘近代化历程交叉研究的新成果。

 

第三节  边乱倍思尹昌衡

 

1913年11月7日,尹昌衡奉命赴京,为边军请命求援,并与边军立誓,与民众订盟,与袁世凯再三表明为国镇守好边疆的决心。得到的却是在京被拘禁。

1914年2月2日,尹昌衡被拘禁后,由张毅任川边镇守使,对川边部队进行整编,增设帮统、分统。

以彭日升为帮统,率防军三营、陆军一营、炮兵一队驻昌都;

以刘赞廷为分统,率防军四营驻江卡;

以刘瑞麟率防军一营、炮兵一队驻巴塘。

在川边的西征军依照陆军新制改编为川边陆军第一旅,以嵇廉康为旅长,旅部驻乡城。朱宪文率一团驻甘孜防守。

张毅为紧缩地方政府经费,在镇守使署内只设第一科和第二科,分别主办内务、司法、教育、财政、实业、交通等。经呈准北京政府,设川边财政分厅,将军政开支列为川边经常预算。县分三等,一等县经费700元,二等县600元,三等500元,设治局360元。

1914年夏,国务院和内务部呈文总统:“川边地方,介处蜀滇之间,原为前清川滇边务大臣辖境。嗣后改土归流,各县次第成立,业经前川边经略使呈报,经由本部据情呈明在察。是川边与川省划疆分治,习惯既之,因沿綦便。稽其辖地,东障四川,西控卫藏,南接云南,北连青海,山脉纵横,形势扼塞,匪独川滇之辅车,实为西南之屏。为巩固边防计,自川独成一区不足以便措施,而期宪密。”据此,即议决将川边地区改为川边特别行政区。

1914年9月,驻乡城旅长嵇廉康以营长陈步三违令轻进贡噶岭,撤其营长职务。随后,陈步三借口嵇廉康克扣军粮,率部伙同守卫旅部连长陈献章杀旅长嵇廉康及旅部人员19人,并进占雅江,焚毁新建的河口钢桥,进逼川边重镇康定。镇守使张毅因无兵可调,仓惶逃跑,城中居民纷纷避往乡间。陈步三入城后大肆劫掠,然后逃回川内,后在犍为县牛华镇被捕获法办。

张毅因失守康定,袁世凯将其撤职,委刘锐恒接任川边镇守使。

1915年4月30日,刘锐恒赴任后,在镇守使下设参谋长管军务,秘书长管政务。其时,川边财政分厅在康定设立,与镇守使署平级。初成时,由刘锐恒兼任分厅长,同年10月,北京政府改委李宝楚为川边财政分厅厅长。

1916年8月,驻康定边军第十一营营长傅青云,以索饷不遂哗变,劫掠全城,城中商号无一幸免。川边财政分厅保存的四川协济的现金及美丰银行的钞票,亦全数被劫。傅青云后被团长陈遐龄击溃。

刘锐恒因此于8月13日被撤职。

时值滇军入据川省,滇军西征军司令殷承瓛被任命为川边镇守使。

1917年,川中滇军为川军击败,周道刚任川督,殷承瓛辞职。由熊克武继任川边镇守使。熊克武未到任之前,由旅长陈遐龄护理。

1918年2月2日,北京政府正式任命陈遐龄为川边镇守使,并加“康威将军”衔。

同年9月,藏军在英帝国主义的怂恿和支持下,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第三次入侵川边之战。

事件的起因是这样的:驻昌都川军炮队连长余金海,因割草与藏人开衅,遂擒藏兵二人解于昌都,边军统领彭日升下令斩之。藏军愤甚,遂借此事出兵驱逐类乌齐边军。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国内南北军阀混战,四川、云南军阀也在内战,英帝认为这是藏军向康区进攻的最好时机,便接济西藏五子枪5000支,弹500万发,唆使藏军进攻类乌齐驻军。川军因川局混乱,无援兵,供给中断,彭日升孤军作战,相战五个月,民国7年(1918年)1月类乌齐失陷,陆军一营营长田文清逃往昌都。1月22日,彭日升令边军第三营营长张开胜攻击欧月(昌都南八十里),并令边军第十营营长曹树范由烟袋塘夹攻。张开胜被藏军击退,败回昌都;曹树范因张失利,撤回察雅。后察雅失陷,曹遂缴械降藏。是时,战事方殷,彭日升设立公民团,以团丁分守要隘,并捐富户及地方公款,以充粮饷。1月29日,恩达县失陷,指挥官封云树败退于俄洛桥(昌都西30里)。1月下旬,藏军进攻昌都,彭日升调俄洛桥之兵援昌,藏军遂乘机占据昌都后山。3月3日,彭日升派各营分道攻取后山,是夜因指挥失利,复为藏军所败。3月22日,藏军攻云南桥未逞。4月3日藏军攻陷鸡心山。4月15日,四川桥失守,昌都愈危,彭日升函请噶布伦停战议和。噶布伦函复云:先缴枪械,别无异议。16日彭日升召开军官会议,征求意见,各军官默无一言,第七营营长兼昌都县知事张南山主张逃走,众不赞成,均愿缴械。

4月19日各营均缴械,亦有兵士自行往缴者。午后,昌都县知事张南山投江而死。21日藏军前队入昌都,奸淫掳掠,十室九空。复于各官署内掘出藏镪20余驮,衣物甚多,所有新墓均被藏军劫掘殆尽。24日,噶布伦降巴登达抵昌都,令将降藏者,无论官兵,均行分批解藏,不准回炉。彭日升不敢交涉,俯首应允,由噶布伦发给糌粑、旅费(营长六两、队长四两、军佐三两、目兵一两),逐日解送西藏。4月下旬,同普县失陷,边军第一营营长兼同普县知事蒋国霖缴械降藏。5月4日,噶布伦清查昌都户口及受伤汉兵,查出藏民自反正后降川者数十人,遂砍掉脚,或割掉鼻子,计砍脚有33人,割掉鼻子的有40余人。16日,藏军解送彭日升于欧月村,还有妻子及侍从20余人,随带行李37驮。藏军由昌都分南北两路向康区进攻。川边镇守使陈遐龄以南北各路告急之故,委员唐光裕寄书达赖,劝其各守边境,结果无效。复派知事王久敬、李芳悫前往拉萨交涉,并致书寄居印度之西藏办事长官陆兴祺,请其转告达赖,休兵息民,听候中央解决,久未得报,陈遐龄急令陆军朱宪文和王政和两团长率部取道甘孜,驰往救援边军。行抵甘孜绒坝岔时,得知德格、白玉两县已失陷,遂在绒坝岔布防守卫。藏军闻川军增援部队到甘孜,一面将南路藏军调北路助战,一面在德格补充兵力300人,兵分两路进攻甘孜,均未得逞。而朱宪文和王政和之部队则由防卫转入进攻,将藏军击败于耶卡沟。这时,藏军重新组织兵力,以骑兵为先锋,将朱、王之部队三面包围,绒坝岔官寨被攻克,木龙须、郎喀、叶竹、葬估诸村均被藏军占领。林葱防军李作人一个连也被藏军包围,甘孜通往绒坝岔的粮道被截断,孔萨、麻书、白利诸乡亦先后投靠藏军,停止对川军支差,加之雅砻江又被封渡,形势危急,甘孜震动。这时,驻甘孜马成龙营长率部由河北至白日喇嘛寺抢渡雅砻江,进至白利。后援之戴世英、张光典两营先后赶到。7月17日,马、戴、张各营,在白利与藏军交战,藏军撤退。马营留守白利官寨,并飞报炉城派兵增援。陈遐龄镇守使接报告后,继续派贺方祺、谌煜、周明镜等三营兵力,随带大炮出关,驰往甘孜增援。这时,在甘孜的陆军兵力雄厚,沟通了上下联络,接通了绒坝岔至甘孜的粮道,藏军见此情势,再未进攻。相战20多天,陆军据雅砻江以东,与藏军对峙。8月,始得达赖复书,谓“不肯背逆中国施主,甚愿息兵,由汉、英、藏三方各派代表议和”。绒坝岔停战和谈时,英帝指示潜入该地的副领事台克满出面“调解”。当时英国人认为:“假令续战,则一二月后,西藏必有数千中国俘虏,拉萨势力必庵有全境,直达打箭炉。此次西藏本可复取西藏东南全境,包括里郎(瞻对)、巴塘、理塘及其他合并四川已历200年之旧地,但中国必不甘心割其所视为本部范围内之地域,而西藏兵力尚不足与中国持久,故其前卫不宜与中国人烟稠密处接近”。这是英国人当时出面调解的内心说明,目的是要西藏巩固已得占领区,积蓄力量,再向康区进攻。台克满于民国7年(1918年)8月抵昌都,与西藏方面的西康总管噶布伦喇嘛会面,商好了对策,才邀川军方面代表——边军分统刘赞廷由巴塘前往昌都,与噶布伦缔结停战和约十三条,和约要点是:

(一)巴安(今巴塘县)、盐井、义敦、得荣、理化(今理塘县)、甘孜、瞻化(今新龙县)、炉霍、道孚、雅江、定乡(今乡城县)为汉军驻扎地。类乌齐、恩达、昌都、同普、邓柯、石渠、德格为藏军驻扎区。汉藏所辖各部队,均不得越暂定之界限。

(二)本约成立后,汉藏长官及前方如再有冲突发生,不可用武力解决。应将冲突始末,从速函告英国领事,请为调停。

(三)本约成立后,汉藏交界地方,不得驻扎多数军队,巴塘及甘孜,各驻汉军200名,昌都及宁静各限驻藏军200名。

(四)本约为暂时条约,他日当另开中、英、藏三方政府代表会议,缔结永远遵守之正约,但正约对于本约不得有所更改。这个和约,无非是要川军承认藏军占据七县的既成事实。陈遐龄以和约损失威权,作为无效,没有承认。台克满看到这一阴谋未能实现,又跑到甘孜绒坝岔两军前线,与川军交涉员韩光钧,西藏代本穷然木等磋商,议定停战退兵条约四款,其要点是:

(一)汉藏长官均愿和平办理,汉军退驻甘孜,藏军退驻德格,自退兵之日起,南北两路汉藏各军于停战后一年间,不得再前进一步,听候民国大总统与达赖喇嘛派员在昌都交涉解决。

(二)此系停战退兵之条件,并非正式之和议条件。

(三)退兵期限:自中历12月17日、藏历9月12日起至中历12月30日、藏历9月26日退完止。

(四)此次条议,以川边镇守使派出交涉委员韩光钧、甲宜斋与前藏噶布伦派来委员康曲洛桑,后藏戴俸劫让贞敦,认定英国副领事台克满为证人,此条件成立后,划押人员必得立时飞报政府。

10月,藏军退于德格,川军驻于甘孜,自此暂行停战。

此次藏军东侵,史称“民七事件”或“类乌齐事件”。藏军不但占据了属于川边的昌都地区,还占攻了邓柯、德格、白玉、石渠四县。尹昌衡营边所规划的“领县三十六”,仅剩甘孜、瞻化、巴安、盐井、得荣、定乡、稻城、理化、雅江、炉霍、道孚、丹巴、康定、沪定、九龙十五县了。

达赖将占据属于川边的昌都地区改为朵麦地区,设“朵麦基巧”总管;在德格龚垭设“德西”机构,派藏军伐本直接管理邓柯、德格、白玉、石渠4县的政务。废除川边特别行政区所设全部建置,全面复辟土司制,实施西藏政令,征税纳赋,历时长达14年之久。

从此,川边地区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局面,边、藏小冲突不断,大冲突亦接连发生,其中最主要的有:

1930年——1932年的“大白事件”;

1931年的“康定兵变”;

1932年格桑泽仁提出“康人治康”;

1935年——1936年的“诺那事件”;

1937年的“贡噶岭事件”;

1939年的“甘孜事件”。

据陈启图的《廿年来康政得失概要》称:“边地因边饷无着,地粮皆拨充军食,所有各县经费,仅能坐支四成,一切政治设施,悉皆停顿。故陈使(陈遐龄)守边八年,于边政无一可纪之成绩。”

在军事上,1918年夏,陈与藏军战于甘孜绒坝岔,藏军败退。升川边陆军第二团团长朱森林为北路总指挥,升营长李帮君为第二团团长。1921年,陈遐龄练军,是年冬将所部改编,以孙涵为第一旅旅长,戴世英为团长;朱宪文为第二旅旅长,李帮君、张光典为团长,增设骑兵团,以张利琛为团长。1923年,川军内战又起,陈遐龄从他所部各旅中挑选三团精锐,由他亲自率领入川参战,与刘成勋战于新都石板滩,大败回雅,旋回炉城,重编部队,呈请任命孙涵为第一旅旅长,朱宪文为第二旅长,李帮君为第三旅旅长,陈显云为第四旅旅长。

1924年,刘成勋与陈遐龄为争雅防开战。刘令蓝文彬、洪有三各率一旅往攻。

蓝文彬旅攻克泸定,打箭炉被刘成勋占领。

1925年春,陈遐龄被北京政府撤职。刘成勋被任命为西康屯里使,同时将川边特别行政区改为西康特别行政区。

刘成勋长住雅安,在康定置屯垦使行署,以孙涵驻康定管理边事,韩光钧为川边道尹,分管民政。不久,刘成勋废川边道,改设康东道(驻理化)、康北道(驻甘孜);设政务厅,任命陈启图为厅长;设实业厅,任命孙式兰为厅长;设财政厅,任命谭励陶为厅长。

1926年12月,刘成勋在雅安易帜,脱离北京政府,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三军军长。

1927年夏,刘成勋被刘文辉击败下野,刘文辉接管西康。

有比较就会有区别,有区别就能分好歹,有了歹的,民众自然会倍加怀念好的。

尹昌衡倾其所有,率父母娇妻全家赴炉,与士卒同战斗,与民众共甘苦。“陈遐龄在位十三年,居康定者十之三四,居雅州者十之六七。垂涎百尺于四川之地盘,而弃关外各县如敝屐”。刘成勋“虽受命为西康屯垦使,实未尝出雅州一步。雅州距康定又五百余里,于是乡稻四县,完全脱离西康政府之管束。”

尹昌衡总结以往对藏政策,认为前清政策最大的失败有四点:一是酷吏的残暴统治;二是人民被欺压没有申述的正常渠道;三是在制度上,没有对官吏的有效监督与管理;四是缺乏仁政。基于此,“昌衡痛恤民瘼,深忧国事,惟有慎选官吏,严肃官规,监督务期严重实惠,乃可及也。”尹昌衡走后,由于历任川边经略使、川边镇守使、西康屯垦使的放任,“关外诸将士纵兵虐民。地方政令,更猥杂无伦,市侩其行,姿意蹂躏,边民无所控诉。藏人遂得乘隙要结,嗾其背叛,历年溃兵军械,又大半为蛮人所得,益有所恃,故一经开衅,汉兵靡不失利,盖由主客之形既判,众寡之势又殊,遂至屡战屡蹶也。”

尹昌衡西征平叛的实践证明:只有军事上的胜利,方能守土护民。叛军最怕的是什么?是军事上的沉重打击!只有让叛军在战场上的彻底服输,才有达赖越来越谦卑的媾和要求!百姓最欢迎的是什么?是军队给他们保家保安定,所谓平安即是福!同样是边军,守昌都的同样是彭日升,有尹昌衡领军,他以两百之军,“死守昌都,昼夜奋战,歼敌千计,食尽兵穷,死无退志,藏兵未能大入”。没有尹昌衡领军,彭日升率一团和陆军三个营的兵力守昌都,兵败被俘,率部均被缴械。藏军占昌都后,奸淫掳掠,十室九空,被砍断脚者33人,被割掉鼻子的40余人。正因为各地驻军战斗力弱化了,不能很好地镇慑地方,造成的后果就是边民生怨汉官驻军。《清季民国康区藏族文献缉要》第217页载:“职是之故,藏兵一到,相率望风投降,驱逐汉官驻军,实非有爱于藏方也。”

尹昌衡在时,军纪极严,“不但未尝杀一夷人,并未杖一夷人,不但未取我夷人一钱,并且厚加抚恤。”由于“藏人近亦传尹都督之贤良,人人愿降。”而尹昌衡走后,边军即“放纵无度”,使得川边民众滋生“叛意。”据《清季民国康区藏族文献辑要》第172页载:“兵卒日寻蛮民而鱼肉,小有事故,辄诬为反叛,勒兵剿抚,盖利其财也。喇嘛寺尤为人人注目之所,察木多、乍丫、烟袋塘各寺,均为呼图克图坐禅地,辉煌庄严,即建筑工程,每处亦不下数十万金,其储藏尚不在内,均为彭、刘等军毁于一炬,大掠其所藏,而以剿叛报功,反得晋崇职,给勋章。蛮民由是痛恨边军,始真有叛意矣。”

尹昌衡在时,康区土司争为西征效力,康东最大的明正土司甲木参琼珀在安塘设站,支应乌拉;康北最大的德格土司多吉僧格虽远居巴塘,亦派人向尹昌衡表示“愿受约束。”1912年12月11日,尹昌衡核请北京政府奖励两土司并授予勋章。尹昌衡走后,各地大、小土司纷纷复辟,随之出现双重政权,形成县署是国民政府的基层统治据点,县的下面则完全是土司头人的天下。土司之间你争我夺,各霸一方,百姓沦为奴隶。

古人云:三十而立。尹昌衡而立之年,正是他守边援藏,施展身手的大好年华,他赴京以前就对营边方略进行了通盘筹措。他指出:“惟川边之难,实自藏番倡之,倘非拔本塞源,终难久安长治”;他在巩固改土归流成果的基础上,于1913年3月,提出了川边设治之区划,将筹边处、西征军司令部及新旧各机关一律取消,设立边藏镇抚府,练兵一镇,控制江达以东、飞越岭以西。成都《国民公报》1913年3月31日刊载:“川边地方数千里,设官分治者三十余处,从前羁縻系属之地,近已成地方行政之区”,他深知:服夷之道,在威德,不在力,“羁縻笼络之际,重在得民心。循序渐进,始克有功。”于是,他精心制定了建设川边的三年筹备计划;他明白,行政之道,重在“慎选循吏”。选吏之后,重在“严肃官规”。有了官规,“监督务期严重”。于是,他于边地特设观察使,“专以监督吏治,责令实行”。

应该说:距今百多年以前,尹昌衡就设立专职观察员监督吏治,实是反官场腐败的一大创举,为后人提供了整顿肃吏治的历史经验!笔者认为,所谓“严肃官规”,就是今人所言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所谓观察使,就是今天的纪检监察机构或巡视员。

可以设想,如果北京政府放尹昌衡回到川边任事的话,官清则政通,政通则人和,人和则众望所归,他拟制的“川边设治区划”、“三年筹备计划”定能如期实施。川边强了,达赖自然虚了,“民七事件”、“大白事件”也许就不会发生了!

如果北京政府让尹昌衡回任四川都督的话,四川政局就不会持续混乱。因为,他本就是治乱的先行者,统一川政的首创者,四川军人集团的崇服者,更是西征平叛的大英雄。凭资格、凭声望、凭实力,都是都督的自然人选。况都督之位,本来就是他让出来的。平叛胜利回归原位,乃理所当然。且四川政局混乱的实况也需要尹昌衡这样的英才官复原职。据李白虹《二十年来之川阀战争》第579页记载:“从1912-1935年,四川发生的内战,共有478次,平均算来,每月有两战。”军阀内战如此频繁,使得四川几乎无力重视边藏问题,几乎不可能对川边地区有实际支持。

而川边地区一些主政者,还不时卷入川战漩涡,使得边备空虚,治边无人,吏治废驰。

由于川边地区与川省不能协调一致,导致了川边缺乏后援力量,造成“边事不理,川藏中梗”、“英兵入藏,川不问战;藏人犯边,川不能救”。

在执行“稳藏必先安康”的战略决策上,一心想当皇帝的袁世凯远不如大清帝国的皇帝聪明。清帝可以破格委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兼驻藏大臣,还特调其兄赵尔巽为川督,兄弟联手,事权统一,安康援藏。而袁世凯明知镇边无人,却疑心生暗鬼,想当然地以为尹昌衡有碍他的皇帝梦,硬是置边疆大局于不顾,反而着力于兄弟骨肉间的内斗,黑着心肠制造冤案,将尹昌衡投入大牢。从这个角度上看,袁世凯才真正是酿成藏军大举东侵、四川政局持续混乱的罪魁祸首。

吃过藏军犯边的苦头,倍知尹昌衡是施行德政的贤良!

失去了的,才知是最珍贵的!尹昌衡走了,他临走前与边人饮血为盟的故事却在边藏地区传了下来,一代,一代……延传,再延传!

 

第四节    后人缅怀尹昌衡

 

一、尹昌衡故里现状

尹昌衡故里座落在彭州市升平镇。为表尊崇和缅怀,彭州市政府将尹昌衡所在的村改名为昌衡村。

2015年4月,笔者在彭州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的陪同下,来到了尹昌衡故居。接待我们的是尹昌衡村党支部书记孟孝成。当他听说我们打算编写一本《尹昌衡西征》之书时,话匣子一下打开了,滔滔不绝地向我们介绍起尹昌衡的生平事迹来。他对尹昌衡一生行事的熟悉程度,令人吃惊,说到关键处,还能背出尹昌衡所写的诗来为证;他热情地领我们参观了尹昌衡故里的一切设施,谈了进一步打造好故里的发展思路和主要措施。言谈中,无不浸透着昌衡村党支部书记对自己辖地内能孕育出尹昌衡这样的一代英才的骄傲和自豪!他招待我们在他自己经办的餐厅就餐之后,仍有余兴地介绍起尹昌衡家族的后辈来。他说:“好人必有好报,尹昌衡的后辈一个比一个强,他们都在为扩建好‘尹昌衡纪念馆’各尽所能。”

在我们告辞欲去时,孟书记给我们一行每人各送了一个精致的袋包,打开一看,里面全是有关尹昌衡的资料,其中有尹俊春著《尹昌衡其人其事其思想》、四川辛亥革命暨尹昌衡国际学术研讨会组委会编的论文集、田闻一著《辛亥革命大都督尹昌衡》、任新建和何洁主编的《尹昌衡西征史料汇编》《升平镇简介》等。真难为孟书记,他想得可真周到!

尹昌衡故居占地面积36亩,内设尹昌衡纪念馆、共和文化广场、辛亥园林、纪念群雕、止园诗文碑,展示了尹昌衡是四川历史和康藏民族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是彭州市独一无二的人文历史资源,具有极大的开发潜力。

故居严格按照清末民初川西平原的建筑风格修建,烟村人家,小桥流水;棋盘似的田野上,绿色为主,五彩斑斓;三条支渠和三条排洪河成“川”字形,象人体血管般流经全镇31平方公里的土地,既可用于灌溉,又为6座水电站提供动力。优越的自然条件,丰富的农业资源,厚重的传统文化,瞩目的名人效应,烘托出故居更美好的明天。

二、尹昌衡故里近年发展思路

2012年,尹昌衡故居被列入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省文物保护单位。

彭州市委、市政府据此拟定了以“建设人文生态田园小镇——打造彭州城市后花园”为目标,大力发展现代观光农业,实施一、三产业互动,全力打造生态、美丽、和谐的新升平。

其主要措施为:

(一)以宁德大道为主轴,建成花卉苗木乡村旅游休闲产业走廊;

(二)以泰然教训中心为主轴,打造乡村特色农家小院群落;

(三)以成绵复线为主轴,打造现代农业蔬菜标准化种植区;

(四)以农业龙头公司——“宁升绿康食品有限公司”为依托,探索农业转型升级新渠道;

(五)以玉泉馨院建设为契机,打造新农村综合体建设样板;

(六)以树立“人文生态田园”品牌为重点,发展特色乡村人文旅游产业。

尹昌衡出生地——升平镇发展目标正在逐步实现。目前,这里有800亩花卉苗木,已建成玉圣园、源顺园、妙杏农庄。农庄绿树成荫,环境优美,集观光、餐饮、娱乐为一体;这里,已成为“中国食用菌之乡”、“风车之乡”、“生态美食——稻田鱼养殖之乡”、“文明居住新型社区之乡”。这些,定会为尹昌衡故居带来人气,一代英才尹昌衡这张历史文化名片也定会像奥运会传递火炬一样,传到川省各地,传到康藏边区,传到全中国!

三、尹昌衡故居特色

1、尹昌衡铜像

这尊铜像,生动地展现了尹昌衡当年的英姿:他长身玉立,戎装笔挺,双目炯炯有神;脚蹬马靴,双腿微微张开,双手握一把长长的指挥刀,威风凛凛,真有谁敢横刀西征,惟我尹大将军之神态。循着他那双很有穿透力的眼睛望去,当年叱诧风云的尹昌衡,正从历史的深处向我们走来,似乎在对我们这些后来者倾述着什么。他在说什么呢?笔者用心去听,听清楚了,还是尹昌衡特有的洪钟般的声音: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2.止园诗文碑廊

尹昌衡是四川近代史上少有的文武奇才。他丰富的人生经历,大起大落的传奇生涯,使他既是实践者又是思想家。其著作博大精深,思想宏富,立意深远。

生平著述计230余万字,涉及政治的有《国事沧衡》、《法政精义》、《有余正用论》、《王道法言》;

涉及军事的有《止园兵诠》、《止园通书·兵法通八》;

涉及史学的有《止园自记》、《西征纪略》、《止园洪范》;

涉及宗教的有《佛经释要》、《止园昭诠》、《道经释要》、《阴符实践》《儒经释要》、《辩道记》、《耶经释要》、《回经释要》;

涉及《易经》研究的有《周易实践》;

涉及伦理学研究的有《止园通书·伦理通第九》、《英雄修养法》、《成功论》、《劝将篇》、《消刦新书》、《民生常识》、《圣学渊源诠证·止心篇》;

涉及哲学研究的有《止园唯白论》、《宇宙真理论》、《止园理海》、《中和主义》、《止园丛书·经术奸时》;

涉及西方哲学研究的有《西哲合论》;

涉及自然科学研究的有《止园通书·天道通第三》、《止园通书·天道通第四》;

涉及诗文创作有《止园诗抄》、《止园文抄》、《止园寓言》。

“止园诗文碑廊”以诗为主。既有尹昌衡的自作诗,亦有他人对他的赠诗。

3.尹昌衡的墓茔

尹昌衡的墓茔修在纪念馆之侧。四周簇拥着苍松、翠柏和油绿的冬青。墓地像平地矗立的一座小山,遍坡青翠。

在尹昌衡墓碑的左右两边,立着尹昌衡的三女儿和幺儿的墓碑,父、子、女贴得很近,就像幼时父亲带着儿女绕膝承欢。

成都平原历来寸土寸金,祖祖辈辈最讲究土葬的农人去世后都规定必须火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地政府却能给去世多年的尹昌衡修建这样一个墓地,足见故乡人民对他的厚爱和怀念!

更为欣慰的是尹氏家族的后辈俊熙、俊龙、俊春、俊贤、俊驿、俊萼、俊玲、俊文都在为尹昌衡故里建设添砖加瓦。尹俊春写出了《尹昌衡其人其事其思想》;尹俊龙编出了《尹昌衡大事年表》、《尹昌衡生平史料汇编》;尹俊熙设计出了“尹昌衡纪念馆”的扩建图纸……

 

后  记

 

尹昌衡西征,是康藏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其历时虽然较短,但意义却十分重大。作为本土史官,我们有职责将该段历史客观翔实地整理记述下来,以昭后示,原定书名《尹昌衡西征》。然而,在编著过程中我们发现,受资料溃乏等因素影响,就尹昌衡西征这段历史要编著成书内容尚显支撑不够。故决定将“尹昌衡西征”的前因后果作适当伸延记述,重点仍突出“西征”。但是在书名的确定上我们又犯难了,若再沿用“尹昌衡西征”这一书名,显然己涵盖不了所记述内容。在查询、收集、编写资料过程中,我们从尹昌衡的《止园自记》序中见到:“视满与藏如骨肉,事实见于前。视天与地如骨肉,宏誓期于后。半生行事,川人有耳目,中枢有案牍,予岂能诬!”据此,遂将该书定名为《一代英才——尹昌衡半生行事纪要》。尹昌衡的一生,引用《尹昌衡大事年表》中的一句话“行则霖雨济苍生,藏则著书教万世”来评价再贴切不过。本书记述重点在其前半生。其后半生的点滴内容读者可以从附录中略知一二。

此书草成后,笔者透过百余年前的历史天空,似乎又看见了尹昌衡那横刀跃马的英姿,仍在时光的苍烟中似隐若现;康藏人民为西征军筹粮、运输、甘作向导的情景,仍在历史的进程中留下延续不断的足迹;“五族共和”齐心协力抗击列强的壮举,仍在谱写一曲曲气吞山河的新篇章;“以川助康”、“安康援藏”的历史战略,仍在实践的验证中昭示出它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倘若读者在阅读本书之后,能从历史的风云中,洞悉到中华民族大一统是历史进程的必由之路,认识到维护国家领土完整是关系到各民族的根本利益,自觉做到为增进祖国大家庭的凝聚力、向心力而尽心竭力!那就是对笔者的莫大安慰和奖励!

写作过程中,我们参考了《辛亥大都督尹昌衡》、《四川辛亥革命暨尹昌衡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尹昌衡其人其事其思想》、《尹昌衡西征史料汇编》、《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清民国康区藏族文献辑要》《尹昌衡研究概览》、《四川省志·人物志》等书籍,对参考书目摘要情况均加引而未加注,笔者的用意是,让今天的读者能直接进入对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解读,而不是寡淡的资料铺陈和注释,还望原著者见谅!

为提高该书的可读性,笔者对该书所涉及到的一些历史事件,诸如四川保路运动、“成都血案”、“成都兵变”、成渝两军政府合并、杀赵尔丰等等,都以全新的视角,作出了合乎历史真相的阐释。并考虑到今天还有耐心阅读史书的读者,亦不太可能愿意把时间花在对历史文献的咬文嚼字上,故笔者对引用的一些较长文告,作了符合当时历史背景下的一些解读,目的是让读者在投入到历史长河中时,能直接感触到历史、现实与未来存在着割舍不断地有机联系,中国、四川与康藏存在着骨肉相连的兄弟情缘!汉族、藏族与各民族之间了解与团结比什么都重要!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但愿这本书能托起尹昌衡浑身都洋溢着爱国营边情怀的灵魂,在历史的天空中遨游,在祖国的大地上生根!

笔者愿借此机会,向关心和支持本书编写出版的领导和友人,表示深深的谢意!

编  者

201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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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依众,梵行四威仪。愿我遍游诸佛土,十方贤圣不相离。永灭世间痴。
  
归依法,法法不思议。愿我六根常寂静,心如宝月映琉璃。了法更无疑。
 
归依佛,弹指越三祗。愿我速登无上觉,还如佛坐道场时。能智又能悲。

三界里,有取总灾危。普愿众生同我愿,能于空有善思惟。三宝共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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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依众,梵行四威仪。愿我遍游诸佛土,十方贤圣不相离。永灭世间痴。
  
归依法,法法不思议。愿我六根常寂静,心如宝月映琉璃。了法更无疑。
 
归依佛,弹指越三祗。愿我速登无上觉,还如佛坐道场时。能智又能悲。

三界里,有取总灾危。普愿众生同我愿,能于空有善思惟。三宝共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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